50年代初期，董希文呕心沥血创作了辉煌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国庆40周年前夕，农业出版社要出版大型画册，预备把这张画放在头条位置。天津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单张彩页。《学习》杂志社仅仅需要一张翻拍的照片......

人们在通过不同渠道寻找这张名画，但是，原来随处可见的画页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无影无踪了。偶尔有一张，某些人物脸上却打上黑叉，无法再翻拍制版。

农业出版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董希文的妻子张林英在这里当编辑，但是，她把她那低矮的坐西朝东的小平房翻了个底朝天，一张纸一张纸摸过，竟没有留下一张开国大典油画的印刷品做为纪念。张林英说，因为这张画太多了，多到随处可见。这张画的累计印刷数可以贴遍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家庭，而现在，却连一张也找不到了。

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那里藏着原画。

说是原画也不是原画了，画中三分之一的主要人物是出自别人之手。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天津美术出版社带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拍下了画面。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叫他们去问董希文的妻子同意不同意出单页，以免版权纠葛。他们说，问好了，没问题。他们还说，如果正常出版，要一年。而这次做为急件下厂，大概一个月就够了。彩色印刷机飞快地送出一张又一张开国大典的画页。当年，董希文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授，他接受了用油画正面反映开国大典的任务。

开国大典时，董希文做为天安门广场上30万狂欢的人之一，亲眼看见了那一盛况。他发现，他流下的眼泪被四周哗啦啦的旗子映成红色的了。

动笔构思《开国大典》草图时，董希文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时。白天有功夫就白天画，白天忙于教学或其他事务就夜里画。他的妻子张林英是他在美院的同学，以后改行到出版社当了美编。她回忆董希文画开国大典时说，那时，他在家里一张又一张地打稿构图、修改，一刻也不耽误。

两个月的勤奋，董希文捧出了他的心血之作。这幅画在美术界一露面，立即引起同行们的一片赞扬声。

这幅巨型油画的最庄严最美丽的画面，是由西洋含油质的彩色语言掺和着水一样清新的中国民族画风而形成的有机整体，表现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经过漫漫长夜初见曙光的一瞬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伟大形象，被一幅油画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幅画送中南海审查获得一致好评。以后送苏联展览，又载誉而归。董希文知道他画得好。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会把他心爱的油画刮掉一部分，又刮掉一部分。

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油画中六位斜排在毛泽东身后的副主席中，有一位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的人。他站在油画的空间深处，被长须飘胸的张澜遮住半个身子，只有一个完整的头颅告诉你，他是高岗。

董希文接受了修改任务。很快就刮去了高岗，露出粗糙的画布。高岗左边是被他的身体挡住的一半多菊花，补全菊花就行了。

匆匆11年后，开国大典中的六位副主席中又要涂掉一人。但是这次要改掉刘少奇的形象不象铲除高岗那么容易了。公元1971年，董希文又接到了改画的任务。

还是在原画上修改。

董希文逃掉了1957年的右派，却没有逃掉1966年的反动学术权威，他整整住了三年牛棚子、“解放”一个月后，他三分之二的胃切留在医院。两年后，他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三次入院成为一级护理病号。要改画，这身体行吗？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入党的共产党员，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却固执地要自己动手。“别人不如我熟，我熟悉这幅画的整体构图。”他轻轻地叹气。“让人家改，笔触画法都不一样，不统一呀。”

董希文第二次修改时，因为病体虚弱，不得不让孩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

删改工作很难。刘少奇位于六位副主席的中间，去掉他是不能以一盆菊花替代的。刮掉原形象的工作是董希文指导孩子干的，然后他吃力地一笔一笔补全了董必武的形象。原来，董必武站在刘少奇身后，只有半个脑袋。

在这幅画中，陈毅站在董必武的左侧，宋庆龄和李济深的后面。陈毅第一次见这画时，他幽默地说：“哈，董老，你只剩下一撇胡子了。”那时，他们都在中南海审查原作，他开了董必武的玩笑。去掉刘少奇后，董老有了两撇整齐的八字胡。中国革命博物馆继续收藏了这幅油画。

董希文没有想到，他死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79年重新开放，决定恢复开国大典油画的原貌。正在博物馆忙于其他任务的两位画家接受了任务。董希文的妻子张林英也是科班出身，懂得一幅画一旦被别人修改，风格就已经失去。她坚决不同意在原画上增添。因为那幅残缺人物的油画毕竟是丈夫的遗笔呵。

北京画院的阎振铎和电影学院的叶武林，这两位画家很同情张林英，他们照原著重新临摹了一幅。

80年代天安门做为历史文物也做为明清古建筑对公众开放，人们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见到了那张熟悉的油画。

六位副主席站在毛泽东身后，凝神细听着那句告诉同胞们的著名的湖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