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628），突厥人又一次侵扰了大唐边境，面对这一局面，李世民让朝臣讨论对策。

有大臣建议恢复北方长城的修筑，阻止突厥人南下。此时唐帝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而突厥人势头正盛，修筑长城对于防御边界确实不失一个好办法。

但此时的李世民却坚定的否定了这个建议，而且说出了“以人为城、扫清沙漠”的豪言壮语，这背后的底气就是对唐军实力的自信。

唐代军事能力的重要表现就是对游牧民族的压制，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极具攻击力的军事体系作为支撑

大唐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又一高峰，经过初唐一大批杰出将领对继承和发展，唐军逐渐形成了一套极具攻击力的军事体系。

这一军事体系的突出成就，是唐军发展出了高难度的超大纵深重骑兵高速突击战术，不仅在对内的统一战争中大放异彩，更重要是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攻中完全不落下风。

一、

隋唐的军事体系是继承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大乱世，但也因此成为我国军事技战术快速发展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马鞍、马镫等骑兵装备在战争中的运用更加成熟，士兵在马上发力更加顺畅，让骑兵战斗力出现了大幅度提升。

而且，因为南方步兵以重甲列阵方式与北方优势骑兵对抗，为了冲击步兵，北方骑兵也开始重甲化，乃至发展出了甲骑具装，也就是人马都披甲的重骑兵。

现代人复原的魏晋南北朝风格马铠-图自凌至昕《南北朝甲骑具装复原研究》

装备的更新大大丰富了骑兵能够执行的战术，正面突击、敌阵切割乃至远距离突袭等骑兵典型战法都出现在战场上。

正面突击主要发挥重骑兵冲击力优势，尤其是在敌我实力悬殊时，拥有重骑兵的一方很容易就能碾压对手。

比如北魏太武帝时期, 豪族杨难当反叛, 北魏官军“简千余骑”“直冲难当军, 众皆披靡”，豪族手下应该做不到全员披甲，所以北魏官军直冲之后，他们就被一下子冲散了。

敌阵切割是发挥骑兵机动性和冲击力两大优势的战法，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比如西魏大统三年（537），西魏和东魏爆发沙苑之战, 宇文泰以万余人对抗高欢二十万军队，处于绝对劣势。战斗开始后，高欢命东魏猛攻西魏左翼, 宇文泰部面临崩溃，这时，右翼的李弼“率铁骑横击之, 绝其军为二队, 大破之”。

铁骑横击、绝为二队，是典型的敌阵切割战术。切割完成后，高欢阵型被冲散，战场形势也完成了逆转，宇文泰得以赢下沙苑之战。

远距离奔袭主要发挥的是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击敌不备的情况下可以以极小代价取得辉煌战果。

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高欢讨伐尔朱兆, “遣窦泰以精骑驰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神武（高欢）以大军继之...窦泰奄至尔朱兆庭...追破之于赤洪岭。”

此时尔朱兆正在自己的大本营秀容川，这是尔朱氏家族百年苦心经营之地，易守难攻，高欢安排窦泰一日一夜奔袭三百里，出其不意，最终击败了尔朱氏。

以上三种战术都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巨大发展，当时的人们对骑兵的运用更纯熟了，对骑兵战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作战强度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但此时的中原政权还有一个可怕的敌人，那就是北方草原的突厥人。

二、

突厥人在整个南北朝后期直到贞观初年都是中原政权无力对抗的敌人。

突厥人在对抗中原军队时有两大优势，第一是超高机动性带来的攻击能力，第二则是地处北方广阔草原带来的防守能力，这让中原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骑兵的甲骑具装在野战时只能被放风筝。正面突击也好、敌阵切割也好，在追不上突厥人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发挥作用。而中原地区骑兵三五百里的突袭行动，在动辄上千里的大草原上也鞭长莫及。

所以统一全国雄兵百万的隋朝也不得不采用非常保守的战术与突厥人周旋。

比如《隋书》就曾经记载，隋军与突厥人作战的时候还要使用战车，“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骑在其内”，也就是遇到突厥人就立刻扎营防守，先苟住再反击。

车战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衰落，但发挥车防御作用的战术一直存在

这种保守的战术杨素实在看不下去，说“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他带军时曾结成“骑阵”与突厥达头可汗作战，最终获得了胜利。

不过，既然是“阵”，那大概率还是需要相对固定的阵型和有限的机动性，所以说到底还是一种步兵化的骑兵。

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升级的“超大纵深重骑兵高速突击战术”，才能压制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超大纵深，意味着骑兵可以深入草原；骑兵着甲则能够压制住突厥人最擅长的灵活骑射；高速突击则可以抵消突厥人的机动性优势。

这是一种非常顶配的骑兵战术，大唐正是依靠这一战术赢得了与游牧民族的战争。

大唐骑兵建设发展有三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李渊、李世民和李靖。

李渊是唐朝发掘骑兵潜力，开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进行对攻新时代的奠基人。

李渊本人出身关陇集团，自己就能骑善射。他在担任太原留守之后更加充分认识到，对付弓马娴熟的突厥骑兵，只能是同样弓马娴熟的汉族骑兵。

所以李渊“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打造出了一支突厥化的骑兵部队，并在防守太原、雁门关等地的战斗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唐军发展的起点。

这支部队后来转移到李世民手上，李世民是唐军发展的加速器，在他手上，唐军作战体系迅速完善、作战能力迅速提高。

李世民本人同样非常擅长骑射，在他的经营下，唐军继承魏晋南北朝军事成果，正面突击、分割敌阵和远距离突袭战术被广泛运用到统一北方的战争中。

比如在平定刘武周、宋金刚的雀鼠谷之战，李世民带兵远距离追击，曾一天八战，最后双方在介州城下决战，唐军采用分割敌阵战术取得胜利，这一战也是唐军综合运用骑兵战术的典型战例。

而在随后的虎牢关之战中，两军对阵之际同样是唐军骑兵突击冲散了夏军阵型，最终击溃窦建德。

贞观之后，李世民不再作为一线将领领兵作战，最终完成超大纵深重骑兵高速突击战术的人是李靖，最典型的战例就是灭东突厥、灭吐谷浑两大灭国之战。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贞观四年李靖灭东突厥之战古往今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为何这场大战地位如此高却没多少人讲的清楚。

唐灭东突厥含金量最高的一点是唐军把军事力量投射到大漠深处，并实现了对突厥统治集团的多次追击直至歼灭

有人说这次大战地位高是因为大唐击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直接让东突厥灭国。但又有人说贞观四年的东突厥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外部天灾不断、薛延陀部崛起，早已经是一只病老虎，李靖带着唐军只不过是推了颉利可汗最后一把。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准确的。

贞观四年的东突厥实力大大受损是事实，这都写在张公瑾给李世民得报告里，也是李世民让李靖出击的理由之一，但这并不影响这一战的含金量。

这一战真正的难度体现在大唐的军事力量投射到了广阔的大漠深处，在短时间内对东突厥统治核心进行了多次追击，并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毅力，彻底歼灭了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统治集团。

在这之前，游牧民族之于农耕帝国的最大优势不仅仅在进攻，还有防守。

广阔的大漠是他们天然的屏障，迅疾的战马是他们的最好的伙伴，中原帝国虽然有把握在阵地进攻中击败游牧民族一百次，但游牧民族从来不会给你阵地战的机会，更不会给你连根拔起的机会。

但在这次灭亡东突厥的战争中，唐军却战胜了东突厥依靠大漠和高机动性的优势，不仅在千余里的战线上追击到了颉利可汗，迫使其与唐军正面交锋，而且实现了数次出击，直至颉利可汗被俘。

这一战，是唐军超大纵深重骑兵快速突击战术逐渐成型的标志，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其他唐军战例中也能够看到。

比如五年之后李靖出山主持的唐灭吐谷浑之战。

这一战唐军的对手不如东突厥强大，但吐谷浑盘踞的青海等地区今天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吐谷浑人和游牧民族一样，利则进，不利则推，隋朝方面也击败吐谷浑，但很快他们就又复国了。

所以能对吐谷浑足够打击的，依然是骑兵千里追击的作战方法。

当时吐谷浑伏允可汗完全不能抵挡唐军，吐谷浑也立刻采取了惯用的坚壁清野、避敌锋芒战术，“入碛疲唐兵，烧野草”，利用高原大漠作为最好的屏障。

但唐军没让他的计谋得逞，史书上记载“（伏允）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马饮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

于阗在今天新疆和田地区，从青海追到新疆，足见这次追击距离之远，但也正因如此，吐谷浑人难以获得喘息机会。

唐灭吐谷浑之战，唐军甚至从甘肃杀入青海又追到了新疆，把超大纵深演绎的淋漓尽致

不仅李靖，大唐其他名将在面对草原游牧民族的时候也运用了这种高难度的骑兵战术。

苏定方参加过贞观四年灭亡东突厥之战，当时苏定方三十岁左右，以前锋身份带领骑兵追击颉利可汗。

到了显庆二年（657），苏定方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名将，在他主持的平定西突厥之战中，他从金山（今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 ）北面出兵，先破西突厥处木昆部。

随后进军至曳咥河 （今新疆北部 额尔齐斯河 ），击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主力，阿史那贺鲁败逃。

苏定方和李靖近三十年前灭亡东突厥一样，踏雪进发，昼夜兼程，先是逼近金牙山（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西）再败阿史那贺鲁，随后又追击到了碎叶水（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 境内楚河 ）。

这一战的难度毫不输灭亡东突厥、灭亡吐谷浑之战，甚至从作战距离上来讲，苏定方这一仗要远的多，超大纵深的含金量也更足。

苏定方带领唐军转战千余里，不给西突厥一点喘息机会，最终阿史那贺鲁被生擒，押送长安斩首，大唐军威响彻中亚。

苏定方灭西突厥之战同样是一场超大纵深的追击战，唐军骑兵突击战术再次大显神威

三、

历史事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唐军能够执行超大纵深重骑兵高速突击，当然有大唐众多优秀骑兵指挥官和骑士的因素，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无限夸大，这种今天的我们开车坐飞机都觉得距离远的作战行动背后，一定还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实如此，唐军能与游牧民族对攻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唐朝对战马资源的经营。

古代骑兵作战，不是今天我们打游戏鼠标一点，军队就从A点到了B点。古代骑兵作战中除了人马粮食等后勤供给，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就是数量众多的战马。

东亚地区物资充沛，但在古代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本土的原始蒙古马品质太差，体型较小，负重能力一般，没法用作重骑兵，或者执行远距离奔袭。

中国历史上两次骑兵巅峰，都和对马种的改良、对马政的用心经营分不开。

汉武帝时期，中原帝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马种改良，汉武帝耗费巨万引进汗血马，并非单纯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

而是因为汗血马是当时最优秀的战马品种之一，与同时期帕提亚重骑兵使用的尼萨马几乎不相上下，引进汗血马能大幅度提升汉军骑兵实力。

中亚北非等地是多种良马的原产地，以此为领地的多个帝国发展优秀骑兵部队具有巨大优势

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改良提升马种就是唐代。

这一方面表现为唐军马匹质量的提升。李渊李世民等人出自关陇集团，对骑兵对骑射理解很深，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让刘文静与突厥人沟通，换回来了上千匹突厥良马，让他非常高兴。

此后唐军也很注意从各种渠道引进优秀战马，等到了贞观四年就击败东突厥，控制长城南北之后，中亚的优良马种，也就是大宛马迅速进入唐朝骑兵部队。

大宛马是古哈萨克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而唐朝经过大量引进、繁育，成为了唐代普遍使用的官马。

其次则表现为战马数量的迅速扩张。唐高宗时期唐帝国官营马场马匹达到了706000匹的惊人数量，中间经历低潮，到了玄宗时期又恢复到了400000匹上下。

这种充足供给之下唐军人均马匹数量达到了可观的1.5-2匹/人，而且这还是包含了步兵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唐军骑兵能够实现一人双马甚至三马进行作战，并以此为基础，保证了骑兵部队能够执行超远距离的大纵深进攻，也能够确保骑兵着甲下的冲击速度。

这才是唐军能够执行超大纵深重骑兵高速突击的最重要基础。

唐朝人对骑兵的理解、对战马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在贞观之后的一百余年，也就是天宝六载 (747)，高仙芝率军发起了小勃律之战，杀上青藏高原，攻克要塞连云堡，重新控制了小勃律地区，从而锁住了吐蕃从北方渗透到西域的道路。

这一战打的艰难又波澜壮阔，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上有一句记载，说这支唐军“步兵皆有私马自随”，也就是说唐军步兵通过市场购买胡马，实现了步兵和骑兵的协同，迅速杀上了青藏高原。

这种“奢侈”的战马供应，和此后两宋骑兵不振、战马紧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唐军，尤其是边军可以称之为“骑械化”了。

正是在如此充沛的物质基础之下，从李渊、李世民、李靖，再到苏定方、高仙芝，有唐一代才能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尤其是骑兵指挥官。而同时这些人又反作用于唐代的军事建设，打下了一个横跨大河大漠的千里江山、大唐盛世，让今天的我们依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