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赤
护送高福源
直罗镇战役后,毛主席已到陕北苏区后方去了,陕甘支队司令部还驻 在甘泉县的麻子街。彭总、叶剑英参谋长、 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仍在前方领导工作。
那时我在总司令 部任特派员,我的直接领导是罗瑞卿,我每天都跟随在彭总等领导周围 工作。我一方面要负责中央领导的安全,同时还要负责总司令部、总政 治部、电台、机要科的安全。
我每天从早跑到晚,脑子的弦总是绷得紧 紧的,连睡觉都是半睡半醒。因我必须时刻紧跟中央红军,经常活动在中 央要害部门的周围,几乎天天都要去司令部、政治部和各科室转转,随时 了解掌握情况,及时向中央领导汇报。当时中央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许多重要的机密任务都指派我去完成。当时正面临抗日的新形势,敌我双 方局势随时都有突变的可能。
1935年9、10月,当东北军在陕北劳山和榆林桥等地三次同我军作战 都惨遭失败后,张学良于10月下旬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到了蒋介石的冷落,这使张学良大为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剿共”是 一条死路。东北军广大官兵不愿打内战,都想打回老家去。
同时他也开始 明白,蒋介石要他“剿匪”实际上是想借共产党的力量来消灭东北军,实 施他排除异己的阴谋。从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之西北 军的影响,他开始产生了与我党联系的愿望。
随后,张授意王以哲师长立即派人与我军联系。王以哲打电报给毛 主席,大意是:如果共产党有诚意的话,要把高福源放回。
高福源被 俘后,与其他俘虏一起送到了瓦窑堡附近,我军一方面向他们宣传优待俘 虏的政策,同时也进行正面教育,带他们参观我们中央红军的部队,对他 们进行抗日宣传,使他们看清到底谁抗日,谁不抗日。
高福源等俘虏通过 我军的宣传教育及耳闻目睹的事实,甚为感动,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 是真正抗日的,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我军做些抗日工作,以实际行动补过, 同时表示希望见到红军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及时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他们的意愿,中央首先派西北联络局(又称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局 长李克农接见了高福源,随后彭总又亲自找他谈话。
高福源表示,愿意回 东北军宣传抗日,说服王以哲、张学良与我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这时,正 值王以哲给主席打来电报要求释放高福源,毛主席周密考虑后,给彭总打电报,同意将高福源释放,并指定让我负责护送。
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球场打球。一个通信员跑到球场,急促地叫道: “肖特派员,彭总让你马上到作战室去。”
我扔下手中的球,抓起衣服就跑 到了作战室,刚到门口,王友才参谋就说:“你这飞毛腿跑得好快呀,有好 消息等着你呢。”
进门后,我看到彭总、杨尚昆主任,罗瑞卿局长都在。没 等我敬礼,他们都叫我坐下。彭总拿着电报给我看,我一时有些激动。
彭 总说道:“这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了全局,为了抗日,为了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决定把东北军的俘虏高福源送回东北军,并指定派你负责送回,你 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行吗?”
罗局长口气坚决地说:“你行。不过得 把你伪装一下,不能叫特派员,不能叫真名字,这是党的任务,要保密, 要提高警惕。”
我激动地连连点头说:“党这样信任我,我坚决服从组织 决定,坚决完成任务。”
杨尚昆主任接着说:“任务很光荣,很艰巨,关系 到两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彭总、罗局长都谈了你这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高 福源安全送到陕南道同。到了道同由陕南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和肖劲光司令 员与你接洽。高团长出边境的最后安全,由他们协助你,任务完成后,马 上返回汇报。
至于派警卫通讯员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安排,由王友才参谋去办,到骑兵团挑一个好的骑兵班随你同去,司令部还指派一个参谋协助你工作。”
我听了几位首长的谈话后,根据上级意图,具体谈了我的护送设想。他 们也同我一起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相应对策。并对整 个护送方案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最后商定,由我总负责,着便装,秘密带枪,对外身份是参谋。另外再派两名干部协助我工作。 一名由罗瑞卿从陕甘司令部保卫局指派,公开持枪,身份也是参谋,另一名是随高福源一起从后方来的保卫人员,是全副武装,公开警戒,专门监视高福源的举动。
一切安排完毕,彭总亲自拿笔给肖劲光、李富春写了一封信,写完后交给我说:“你到陕南道同后,拿此信与肖劲光、李富春接洽,路途的一切 中央全拜托你了,我们急等你的消息。”
我双手接过信边点头边说:“彭总, 我一切全懂了,请中央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就不回来见你们。”
彭总拍拍我 的肩膀说:“好,你马上去准备吧,明天一早就启程。”
散会后,刚出门王有才参谋对我说:“肖特派员,你去安排其他的,彭总已让我代表他给骑兵团团长打了电话,我马上去骑兵团给你挑一个骑兵班来。”
我说:“咱们还是一起去吧,挑骑兵我的经验比你还多点。”
王参 谋笑笑点点头说:“这倒是,你是打仗打出了名,骑马也骑出威风了,办事 还总是这么细心周密。”
我说:“职业的习惯,有啥法子嘛,干我们这一行, 容不得半点疏忽,只要脑子里有一根弦绷不住,都会出通天漏洞。”
说完我 俩上马就一起向骑兵团奔去。
到了骑兵团,团长见我们就说:“来得真快呀,我刚给你们挑好了一 个班,这个班可是我们团最能冲锋打仗的班,保你们满意。”
说完他领我 们来到了这个班。 一进门,他们便全体起立,整整齐齐地站成了一排,个头几乎一般高,个个都比我高出一头多,我抬手挨个拍拍他们,边拍边说: “好样的,一个个都是硬当当的。”
王参谋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团长把 最好的班挑给你,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我对团长说,骑兵团的兵没差的。 走,再看看你们其他的班。
团长摸不准我的心思就说:“我给你挑的没错, 我们团各班住的太分散,你挨个看,看得过来吗?”
我说:“这次主要不 是去冲锋打仗,而是有特殊任务,需要胆大心细、内紧外松,表面上是骑兵班、通讯联络,实际上是侦察、警卫,随时应付敌情。所以光给我能冲锋打仗的还不行,必须选精明强干,脑瓜子转得快一点的。”
团长会意地点 点头说:“那好,我马上给你全团集合,让你自己挑个够。”
十几分钟后,一队队烈马从不同方向飞奔而来。全团集合完毕,团长 在前面讲话,我就挨个从前往后看,围着全团整整转了几圈,最后选了其中个头最小的一个班。
我向团长点点头,使使眼色,团长领会后,宣布全团解散,并把我选定的班留下来。
团长走过来冲着我就嚷:“你好眼力啊, 把我们团最机灵的侦察班给挑走了。”
我说:“任务是中央指派的,非同小可啊,不过团长你放心,用完后我会完璧归赵的。”
团长和王参谋听后,都哧哧地笑了。
王参谋给了我一 拳说:“肖特派员,可真有你的。”
骑兵选好后 , 我们连夜赶回,做了具体部署安排。第二 天一大早,我带着一个骑兵班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了护送高福源 的路程。我们全部都是骑马,骑兵班在前面开路,我们和高并肩同行 。
高福源是东北人,身材高大魁梧,一派军人威武的气质。他 比较深沉,话不多,但说出话来, 条理清楚、十分理智。开始上 路时,高福源一句不吭。我想放 松放松大家的气氛,就主动上前 与他搭话,问他:“你是哪里人?”
他说:“东北人。”
我说:“我是肖参谋,毛主席、彭总派我把你安全送回。”
他说:“谢谢贵军的宽大。”
我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从不多说一句话。
我 又问:“近来感受如何?”
他说:“这趟中共贵地之行,收获甚大,感触 极深。”
我问有何感触时,他说:“贵军英勇善战,生活艰苦,主张抗日, 深表佩服。”
我说:“高团长深明大义,今后有何打算?”
他说:“我回去将 用我的见闻说服王军长和少帅,争取尽早与贵军精诚合作,一同抗日。”

高福源(青年时代)
我们正谈着、走着,骑兵班的一个通讯员飞奔过来,报告说:“前面有敌情,必须立即隐蔽。”
我让他报告班长:“躲开敌人,改变行动路线, 绕道而行。”
我们马上掉头后退了几十米,拐向另一条路,找了一个僻静的 地方,正好可下马喝水休息。
这时,高福源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胳膊说: “你不要怕,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参谋,我保你安全。”
我笑着回答:“我怕什么,有你保驾,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他又神秘地对我说:“你们跟我走, 我来给你们开路。”
这时我们刚刚走到甘泉县城边的通往西安的大路上,高福源趴在公路边上,对着甘泉城里的敌军高声喊道:“弟兄们,我是王以哲部六一九团的团长高福源,你们不要开枪,我现在正准备回去,请你们放 下武器,一致对外,中共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要中国人打中国人, 我们要一起打日本。”
他这一喊,对敌军的震动很大,只见城内也传出喊 话声:“高团长你放心,我们不会开枪打你的,你回去后告诉长官,我们也愿意抗日。”
喊过话后里面一片平静。高说:“平安无事了,我们可以放心地 走了。”
我们往前走了几十米,我怕再遇见敌情发生意外,便让骑兵班探路,重 新选定路线。这回走的全是小路,路很难走,在山路上绕来绕去,有时遇 到障碍无法骑马就经常下马牵着马走,还趟过了一片浅水滩。
我们走的这一 段路,是计划路线外的生路,对敌情了解不详,必须高度警惕,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随时准备应付敌情。
这一段路,大家谁也没说话。高福源只要 我们不问话,他也从不吭一声。我们默默地走到天黑,才到达预定接头 地 点 。
我们刚到村口,就用暗语联络,找到了接头的地下党,他们派了三名 化装的同志早已在村口等候我们二时许,见我们安全到来,喜出望外,赶 紧领我们来到一个宽敞又高雅的独院里休息,并招待我们吃了饭,然后领 我们到各区分头休息。
骑兵班一部分在院外警戒, 一部分在一间大屋里边 警戒边轮流休息。高福源和武装保卫随从被安排在靠里面的一间卧室里 休息。
我和另一名参谋被带进了一间书房,书房里的摆设很讲究,家具全 是古董式的,古柜摆满了古玩,名人字画挂满墙壁,这是我党的一个秘点。 对外招牌是经营古董文物及其他生意的某某商行。书房里面还有一个小 套间,里面摆了两张床和一套沙发,是专供老板休息用的。
这一晚上,我虽然躺在床上很舒服,但脑子一点也不轻松。我一夜未 合眼,先后起来三次,在院里院外转了十来圈,随时掌握各方面的情况。
原来除了我们骑兵班警卫外,当地地下党也在院内房上窗下及村口要道也派 了十几个流动哨暗中保护我们。我看到这些布置,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继续上路。当地地下党派人把我们送出好远,他 们选的全是不大不小的安全路,所以一路顺利,未遇上任何敌情。
我们刚刚让他们撤回不久,前面开路的骑兵班就派人向我报告说:“前面遇到一小 股土匪,迎面而来,大约二十余人,附近已无岔路可走。”
我当即果断地 下令:“立即把敌人全部干掉。”
骑兵班奉命猛冲向前,仅用了五六分钟, 就把敌人干净利索地全部消灭掉。
我们按指定路线,加快了速度,快马飞 奔向前,中途再也不敢休息吃饭。又整整赶了大半天,终于顺利地赶到了 陕南道同,我悬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到了道同后,李富春、肖劲光马上接见我们。我把彭总的亲笔信递上, 他们阅后先问候一番,便派人将我们一行安顿下来。
随后,我们单独向李、 肖作了详尽的汇报,并一起具体部署了最后一段路的行动方案。由于要在 敌占区通行很长一段路,我们作出了周密的安排。
李富春、肖劲光见我们 一路很辛苦,便安排了一顿丰富的晚餐以示慰劳。当晚我们就地住下,虽 有李、肖的关照,安全有保障,但我职业养成的习惯仍未睡着,我反复思 考着最后一关如何顺利通行。
第二天清晨,我们继续上路,李、肖派了一名有经验的老交通为我们 带路。这里虽然离敌人很近,但由于掌握敌情并熟悉路线,所以我们一路 还算比较顺利,遇到几股流动之敌,我们为了避免正面交火,均采取隐蔽 的方法。
通过东北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时,隐蔽的方法就行不通了,因到处都有 东北军的警备部队,岗哨三五步一个,无空隙可乘,而且有点风吹草动, 就听他们在喊:“干什么的,开枪啦!”
面对这一局面,我考虑硬冲是要付 出代价的,便果断地作出了决定,我们一律后退十来米,稍加隐蔽,作好 战斗准备,由高福源带一名警戒保卫前去接洽、开路。
高福源当时表示: “就这样办,你们全部退下,我一人应付即可。”
说完我们后撒,他骑马便 往前冲,只听到处响起一阵叫喊声:
“什么人?”
“站住!”
“再动开枪啦!”
高福源听到喊声毫不畏惧,他并未停步,只是摘下帽子,高高举起,在空 中边挥边喊:“我是高福源!不许开枪!我是高福源,别开枪!”
敌人一听 是高福源,谁也不敢妄动,再也听不到叫声。可见高福源在东北军的影响 之大,威望之高。
高福源冲到哨卡后,与他们领班的交涉了几句,感到可 以安全放行了,便挥手让我们赶上来。就这样,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再往前走,到处都是敌军,我们行进中更加谨慎了。高福源却轻 松地对我们讲:“你们紧跟着我走,安全不会有问题。”
我们一直将高福源 送到太白弟附近,前面已经看到王以哲部的驻地,这是我们护任务的终点。
临别时,高福源激动地连连说道:“感谢你们!感谢贵军!我不会让你们失 望的。”
我们握手致谢,敬礼道别,并派他的部下将我们安全送出封锁线。
完成护送任务后,我们连夜往回返。看到这刚刚走过的道路,我们的 往返心情却有天地之别。刚才还是那样高度紧张,几乎全身的每一根神经 都是绷得紧紧的,现在却是这样轻松自如,大家高兴得恨不得放声歌唱。
但我们深知,中央领导还在急等我们的消息,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返回 向中央汇报。所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骑马的速度,中途也顾不上睡 觉和饱餐,只是让马歇歇脚,吃点东西喝点水,我们也随之席地小歇,有 说有笑地就着河水啃点干粮。大家早已忘记了疲劳与饥饿,全都沉浸在完 成任务的喜悦之中。
经过二三天的连夜飞奔,我们班顺利地返回驻地,当时已是深夜12点 多了。
彭总、杨、罗等几位领导立即接见我们,看到我们满身灰尘,疲惫 不堪的样子,彭总首先心疼地说道:“你们辛苦了!你们这么快就返回来了 一定累坏了,饿坏了吧?我们天天都在盼你们的消息,终于提前把你们盼 回来了。”
杨主任马上对参谋说:“先派人去搞点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全 拿出来,好好慰劳慰劳这几位有功之臣。”
几位领导亲切地慰问完我们一 行后,便派人安排他们马上去休息。让我单独留下,让我边吃饭边向他们 作了详尽的汇报。
几位首长听完汇报,连连点头,都露出了笑容。彭总满意 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老虎,你不简单哪,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圆满、很 出色,你为统战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值得表扬!”杨主任、罗局长也先后 谈到了将高福源送回后,必将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深远意义,并高兴地称赞 了我的机智和勇敢,说我是保卫局中出色的特派员。当时我想我只是做了一 名特派员应做的工作。
1936年2月21日,党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偕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元和警卫员等四个随从人员由高福源引导,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
到 了洛川后,因张去南京不在,所以先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多次交换意见,达成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和交通、 通商等问题的口头协议。
直到3月4日才同张学良开始会谈。会谈的主要 内容是,李克农同志对张所提出问题一 一作出解释回答,阐明我党的政策 主张,揭露蒋对外投降,对内消灭异己的阴谋。用事实阐明东北军只有同 我党我军联合抗日,才有出路。
经李克农的工作,张学良扭转了对中共一 些看法,统一了救国抗日的认识,并达成口头协议。同时商定,为进一步商 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领导人将与张再作一次商谈。
李去洛川同张第一次会谈的主要收获是:
一、了解到张愿意抗日;
二、 张承认红军是抗日武装,可以同红军做朋友;
三、谈妥了张给红军接济, 军事上彼此妥协,暂时不打仗;
四、建立了电讯联络。
此时,我军已使甘 泉城内的(东北军一部)共一千多人陷入了重围中。他们因缺粮草,把马匹 杀光吃光,把百姓的桌椅板凳全部烧光,处境十分危急。
毛主席为了扩大 抗日统一战线,命令我军要从大局出发,尽力争取东北军抗日,立即停止 围攻,让开大路,纵放敌人南归。当时我军在大道两旁列队欢送甘泉之敌。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果,同 意由我方派刘鼎驻张部作正式联络代表,叶剑英作张学良的军事顾问。
张 还给我军提供了电台、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 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