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继而又“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虽然这件事情不载于《春秋》，单就《左传》在几百年之后，依然会以准确到年、月、日的方式加以记载，就可以看出，当年虢公入樊，并执樊仲皮归于京师一事，乃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但遗憾的是，关于虢公入樊这件事，相关史料缺如，因此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还原当时的情景。比如，为什么“王命虢公入樊”？虢公率领的是诸侯联之师还是虢国单独成军？这次讨伐的战略意义何在？为什么会在当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等等。

自从鲁桓公五年，周桓王以王师为中军，以诸侯之师为左右军伐郑而大败之后，周王室从此就一蹶不振！其中最为显著的指标是，周王室经此役，再无主动军事行为，更无成军记载。如此算起来，这时已经距离鲁桓公五年过去了整整四十三年，快半个世纪了！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年是周惠王即位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也是惠王经历王子颓之乱而成功复辟后的第十个年头，更是齐桓公称霸而举起“尊王攘夷”大旗后的第十六个年头。

为什么要捋捋过去的时间？因为通过时间的衡量，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周王室，其自身力量的成长是何其之慢？在一个“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时代，一个国家没有战斗力，只能依靠类似虢公这样的诸侯护佑，周惠王会是何等的悲催？又会是何等的着急？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周王室在洛阳所能获得的资源是何等匮乏？这些资源如人口规模，田地马匹，军资物品，诸侯赋贡，包括各类能工巧匠数量。正是因为相关资源的匮乏，才会导致周王室无法再次成军。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对于周王室来说，更多是名誉上的，而非实质上的。所谓实质上的，就应该促成诸侯更大力度的贡赋周王室，就应该帮助周王室在更高的水平上提高军事能力，最起码应该恢复周王室在甸服范围内的绝对统治权。从这三点来看，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政策是一条也没有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王室所面临的困局还是照旧！所以，如果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评价，齐桓公称霸之举，对于齐国力量的扩张贡献是第一位的，而对于周王室而言，只是续命而已。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周惠王要命虢公讨伐樊国，并执樊仲皮归于京师。这一伐樊举动，一方面能够促使这些甸服之内的小诸侯提高贡赋力度，也能有效震慑周边小诸侯和周王室大夫的不臣之心。如果能够达成以上目的，对于周惠王来讲，就有可能实现再次成军的愿望，也能实现王室自保而非仰人鼻息的愿望，更能促成聚民于洛的繁荣目的，如此，周王室中兴才有希望。

而伐樊，不但具有以上重大的示范性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伐樊，周惠王还会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目的：

其一，打通通往黄河北岸的途径。樊国所在区域，正是位于历史渡口孟津的北岸。这个地方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渡口，关键在于黄河到了这里，开始进入平坦区域，河流始宽，水浅流缓，有了古人作为渡口的充分条件。在这个位置，原来存在樊、单、向、盟这两些诸侯小国，其中盟、向之民早在四十年多年前，就被周王室移民于郏。因此，现在的孟津渡口北岸，原则上只剩下樊、单这两个诸侯小国，而单国国君对周王室忠心不二，并多次出现在拥护周惠王的行列之中。所以，如果孟津渡口不通，则最大的障碍就有可能是樊国背王！

其二，打通孟津渡口，是周王室经略黄河北岸的必要条件。在周惠王复辟过程中，在温国力量被郑厉公击垮之后，黄河以北分布在今天济源市、沁阳市范围内的甸服小国就有了纳入周王室管辖的希望。而经略黄河北岸，才是周王室赖以中兴的有效抓手。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虎牢关之东被郑国占领，洛阳以西有虢国经营，向南则是秦岭大山难以发展，而唯有黄河北岸，沃野千里，才是周王室的未来希望所在。

其三，打通孟津渡口，也是周王室联系晋国的有效途径。樊国所在的位置，正是古代中原地区通往汾水河谷，抵达晋国的必由之地，著名的轵关陉就是从济源到达侯马的著名古道。作为周惠王而言，如果未来能依靠晋国，则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战略选择。

其四，打通孟津渡口，不但意味着可以增加人口，增加田赋，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个战略支撑点，周王室就可以获得中条山这个区域的铜矿资源，有了铜矿资源，就可以发展军事手工业。除了发展军事手工业，还能够制造更多的青铜礼器，而天子拥有更多的青铜礼器，才能赏赐诸侯，让诸侯心向天子。这才是周礼维系的最高境界。

但是，这些愿望，周惠王能达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