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我听他在问。

一个随员来看了一下，回去告诉他，是一个负伤的官长。

他走进来了，睡在墙角的我，也许糟蹋得太不像样子了吧！

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口里只是："你……你……"

"我是蒋鸿熙！"我告诉他。

"哦！"

他惊叫了一声，然后只是摇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他说，"还有什么办法呢？死了算了！早死早好！迟早总是要死的！"

他十分悲咽，又十分愤慨地说。

像一个吃了苦的孩子见了他的父母一样。

我已经哭得不能抬头了，但又能说出什么呢？

"只有死路一条吗？不可以想点办法吗？"

"你能够要我向日本人低头向他恳求说好话吗？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人啊！你是要我这样做吗？你能够在他手里求活命吗？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吧！"

他说。

我没有说话，一时的沉默。

"你家里的情况，永久住地……"

"则先都晓得。"（则先是军长的五弟，我的好友）

"那就好了，你睡着吧！我就回去！"

"军长的身体是健康的，在可能范围内，还希望为国珍重，不要太过激动。"我说。

"恩！我知道了！"带着从人走了出去。

好了，算是交代清楚死得瞑目了，我决定绝食自杀。

再不留恋着痛苦的人生，与悲惨的世界。

11日那天，我整天睡着，没有吃一口饭，他们惊奇地问我，我说病了，没有告诉他们实话，奇怪的是一天并没有感到过大的痛苦，大概是每天不到两餐，每餐不到两碗的稀粥根本也就谈不到营养价值吧！

第二天比较难过，但也还不至于不能忍受，我感到异常高兴，预定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可怜的苏武啊！为什么还要吞膻啖雪？干脆绝食死了，不更显得你忠贞不二而且少受许多煎熬的痛苦吗？多么无聊的甘地啊！你简直拿绝食当作你政治斗争工具，假定你像我这样连羊乳汁也不要饮，不早就死了而成了宗教信徒、民族楷模了吗？"

我心里还在骄傲地批评着，似乎我自己已经成功，而很替他们惋惜。

第三天，可就不行了，尤其是这天下午，确实已经不能忍受，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各部分都起了特殊的变化，眼睛是昏黄的，金星乱飞，无论看见任何物品，都是游离不定或者变了一种形状，耳朵"嗡嗡"作响，脑子模糊得不能想起什么，思维也游离恍惚，捉摸不定，肠胃不停地"呱呱"作响，尤其是心脏里面，像油煎，像刀剐，像心脏脱落，像烈火焚烧，周身的关节，像是统统脱关了，睡倒也不好，坐起也不宁，这是多么不能想象的痛苦滋味啊！

他们问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这才告诉他们我所以不吃饭的原因，惹得他们也都痛哭起来，天哪！我这才知道"绝食"是自杀方法里面最残忍的一种手段。

夜晚，也别再想睡觉了，那一夜简直可以赶上平时几十年。

第四天，痛苦更剧烈地进行着，神志模糊不清，似乎已经堕入半知觉的状态了，我仍死命坚持，不肯进食，两个勤务兵一步也不离地伴着我劝解我，我同时又告诉他们"等我死了以后，无论如何，想办法找块板子，替我钉一个小棺材埋掉，也表示比在战场上阵亡多少有点不及"。

换句话说，这一段痛苦的生活，多少还算有代价，并且要设法通知方军长一声，就说我已经绝食自杀，完成任务了，惹得他们都痛哭起来。

不少的朋友、同事纷来相劝，他们的意思是不应当这么自苦。

我仍坚持不变初意，我的意思是已经吃了这么多的痛苦了，而又没有生的希望，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14日晚上，忽然传来意外消息，日本人为了便于就食期间（监管），将我们全体被俘的残存官兵，分成三部分，分驻到衡阳四郊，第二中队——就是我们这一中队——驻在东阳渡，除去看守警卫由日本人负责外，其余由我们自己管理，大概在一二日内，就得移动。

这项消息起初对于我并不发生多大兴趣，接着许多好友向我解释这问题来了，他们的意思，"那儿不像这里是四面环水的孤岛，到那里比较容易活动些，敌人的看守不会那么严密，说不定可以设法脱险，而且和老百姓接触，也可以想办法找外面医生，来替你治伤，只要腿能治好，一切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吗？有一丝希望，死是多么无味呢？而且你也应当珍视你的历史，替国家、家庭想想呀！"

他们这样说我。

求生的意念，向我开始作最大的诱惑了，是的，生命只要有半分的价值，生活只要有丝毫意义，人总该是求生的，自杀而死，实在是极端下策的下策啊！

从那晚，我又开始进食，很自愧而可笑地结束这无结果的惨剧。

大概总是在10月下旬的前后吧，我们在日本人的刺刀看押下，由东洲迁到东阳渡。

本来，像我这样的重伤病员论理应当留在这儿所谓医院里面，没有资格随他们搬到外面去的，经过多方努力才得到他们许可，同时也多承几位朋友帮忙，找来几位曾经认识而稍微健康的弟兄，临时做了一副担架，轮流的把我抬到东阳渡，30里的路程，直走到天晚，才到达目的地。

距离车站不远，马路旁山坡上，一所刚开工不久即告夭折的纺纱厂里又做了我们的营房，夜已经很深了，几个月没有住过人的空房子里，再加上尸体狼藉，瓦砾如山，实在没有办法马上住了进去，在日本人的严厉督促下，他们连夜地忙着，清瓦砾、扫地板、找稻草、搭床铺，直到天亮，才整理就绪，我呢，也就在山坡上睡了一夜，先尝一尝寒威的凛冽。

一所四五米见方极似门房式的小房子里，指定做了我们的住所，两个勤务兵，把我抬进里面，搭起两张床铺已经占去全面积的2/3，屋檐下支起一只小锅，就这样，也就算设置就绪。

"有得吃，有得睡，就算解决了我们的生活了。"

两个勤务兵，得意地谈说着，我也不禁在暗自好笑，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这么容易。

给养的来源，是每天派一个人随着他们去打谷。（会战期间，稻子正熟，而无人收割，经几个月后，百姓尚未复员，而稻子都已倒伏田内，所以只要有人打，收集是极其容易的，当然喽，稻子许多已经生芽或早已霉烂，讲好吃是谈不到了）

山坡前后，一些荒地上，老百姓种的花生、番薯、辣椒，又令我们得到稀奇的珍宝了，连夜摸来许多，大吃特吃，结果，我清楚地记得那夜把肚子胀得一夜不能入睡。

天气渐渐地冷了，凛冽的寒风，又增加了我们生命上一种严重的威胁，我只是把两条破烂的军毯折叠起来，盖在身上，终日睡着不动，然而仍减不了寒威的恐怖，可是他们两个，他们全体呢？

冒着刺骨的寒风，穿着夏季发下已经穿了几个月破烂不堪的草黄运动军服，还一样要出去找谷子，找柴，做工，我每一看到他们那样缩头夹颈的战栗情形，真是不胜悲痛太息。

"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何侮于人，何损于人？而遭此荼毒。"

散在各处做工的人，渐渐回来一些，熟人慢慢多起来了，我的本营的副官、医官、防毒军官、排长，好几个，都集拢到一起来了，我们发誓以后决定同生死共患难到底，宁可被他一网打尽，决不分散，我很感动也很得到一点安慰。

几个月了，伤部一点也没有见好，当然也就一天也不能下床，脓血还是这样得多，伤口还是这样的大，据一般医官说，里面腐骨很多，不经开刀手术，是没办法治愈的，可是在现在环境下，有什么办法开刀呢？这不就是没希望吗？

驻在东阳渡的一个宣传班，是日本人派出的一个宣传机构，里面配属有一个医疗组的，经过我们队长几次奔走交涉，他们答应替我开刀了，这倒带给我一个可喜的消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两个勤务兵把我抬到宣传班驻地，一所商店里，十几个鬼子，正在围着烤火，一个少尉班长，神气十足，盛气凌人地走来走去。

一双牛皮鞋把地板跺的"咚咚"作响，好像表示他多少神气，多少威武。

经过译员传达来意后，一个下士看护，来替我诊视了，经过好久的检查，然后通过译员告诉我，没有办法，里面太过复杂，器材不够，不能开刀。

"要到我们军医院去，就有办法了。"他说。

"怎么样才能住进去呢？有没有可能？"卫生队长问。

"等我联络看！"

换一下药，把我又抬回来，算是白跑一趟。

关于交涉问题，以后一直也就没有下文。

负责看守我们的一个中队少佐中队长，平田义和，牛津大学哲学生，曾任大学讲师，在南京、蚌埠办了两所中学，自己担任副校长。

此次会战被搜集，抽调而来。

为人温和敦厚，倒很有几分文人气。

由他的帮助，倒减轻不少我的痛苦。

他对于中国文字很有研究，颇喜欢中国诗，尤其喜欢吟咏"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及朱门怨，杜甫咏，但是要叫他写一封中国式的信，却不能写的通顺，时常词语颠倒，矛盾冲突，令人十分好笑。

大概是不惯用的关系吧！没事的时候，时常到我这里来，读读诗，谈谈史，互相唱和，互相改正，倒也解除我不少岑寂。

而因此，也解除我不少痛苦。

"对于这次中日战争，你的观感怎样？你判断他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在一个夕阳衔山的傍晚，谈得最起劲的时候，我突然这样问他。

顿了半晌，"我不是军事家，我也不是政治家，对于这些问题，我毫无兴趣，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他，不过我确信的是中国有悠久深远的文化历史，有吃苦耐劳颠扑不破的民族气质，姑无论这次战争结局怎样，总之中国绝不会亡的，反而，我为日本面临的处境担心，他已经站在死亡线上了。"

"那么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还是就单纯的抱着亲上死长之心，一味的盲目乱干呢？"

"唉！"

他先叹一口气，"这就不是我所能答复的了，我们不幸而为现世纪的人，更不幸而为日本国民，还说什么呢？我并不是'为其所当为'，而是'为其所不得不为'啊！"

又停了半晌，"对于你，我觉得是应当有办法的，受完了苦难，你总有恢复自由的一日，你不必担心，现在我很想帮你一点忙，也许有时候，你也可以帮助我！"

他说。

"你会帮我什么忙呢？在现在！"

"最紧迫的，你不是担心你的伤，担心你不能行动吗？我已经考虑几天了，现在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你转到我们后方，进我们日本军事医院，这点我倒可以负责做到，就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第二是把你送回你自己区去，这当然很困难，因为我不能把你送到一个安全所在，不知你有这办法没有？"

"关于前者，我是断不会去的，后者，只要你能够帮忙，就能做到，我这里还有几个部下，可以叫他们先行和当地农民联络，打听路线，决定方向，再加上你的放行、护送，倒是可以成功的。"

"那你叫他们办吧！到准备好的时候，你再通知我，我好替你设法。"

"谢谢你，少佐，想不到你会这样。"

我对他很友好地笑了笑。

第二天，派勤务兵把本营的副官、医官、防毒军官、排长，一齐找来，告诉他们一切。

叫他们联络当地百姓，一起出走，他们都高兴极了，急急的分队准备一切，求生的意念在每个人的心头活跃着。

然而，事情时常出人意料，一个命令下来，平田少佐这一中队，调赴桂林作战，新来的一中队，已经接防，比此前严格百倍，平田少佐，只在窗外望我一眼，点点头，匆匆而去。

一场春梦，顿成泡影。

这不是绝路是什么？谁说天无绝人之路呢？

中美混合大队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扫射，我住着的屋顶被机枪击穿几个大洞，弹片炸裂了门前的支柱。

"随你去吧！也不过一死而已，也许死在自己炸弹下，比死在敌人手里要光荣些吧！"

大约在11月末12月初的前后，也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早晨，副官他们刚准备出去觅食，突然日本兵戒严起来，警卫的人数突然加多，各地方交通阻绝，任何人不得外出一步，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都非常纳闷。

当天下午，外面传来惊人的消息，方军长于昨夜里外联系，以窗棂做梯子系下来，有外面人接应脱险了，敌人正在各处搜捕，并加强防务，任何人不准越防一步，恐怕其余的人，乘机暴动。

这倒是一条可喜的消息，战场上敌人又增加了一个生死对头，然而，同时又给予我们无比的艰难恐怖。

1944年8月7日，在血战47天后，被迫与日军洽降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居中者）及4位师长

因为从此以后，敌人对于我们看守必更为森严，待遇必更为苛刻，再想活动出险，将是梦幻一样，不敢想象了。

"决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对我的副官说，"等下去，结果只有死！走出去，万一被发觉，或是中途查出也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走碰碰万一的机会，靠我们的运气，或者能走到自由这也说不定，你们赶快想办法，只要能走出一步，哪怕死在中途上，我都心甘情愿，我们决不能再住下去。"

"好吧！我们就以必死决心，来碰这万一的运气吧！假使命运注定，一定非死在这儿不可，那也就没有办法。"

他们都一样说。

第二天起，他们开始向外面活动，借着打谷找菜时间，和附近老百姓联络。

逃到外面几个月，刚刚回来不久的老百姓，提起第10军被俘的官兵，没有不绝口称赞衷心爱戴的，经过一星期以上的时间，他们一切都已联络就绪，甚至还把老百姓带进来和我见过面。

菜筐底下，木柴下面，一次次把老百姓的破烂便衣向里面偷运着，里面呢？

把军毯改成棉被，军服染了颜色，天天关起门，在里面准备着。

好不容易，一切就绪了，我们静等着可乘的机会。

天是凄冷的，但我们的心却火一般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