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沈奋名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9年3月，在上海（某学院）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培训后，我由二连电台台长（正排级）调任三连副连长。1980年底，在三连老连长（姓张）转业回地方后，我接任连长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当时，三连是我们团（雷达）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连队。环境恶劣，可以用当地乡亲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内蒙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白毛风，一场黄毛风。”而在我看来，在三连的日子里，体会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冷”。

都知道，在七十年代，连队值班首长，每天夜间都要到战士宿舍，查看战士们的睡眠情况，检查大家的被子是否盖好，炉盖是否放好，除此之外，还要检查阵地的值班情况。记得1979年12月底的一天，轮到我值班，那天非常的冷，还下着大雪，说句滴水成冰，也不为过。

大概在凌晨十二点左右，当我检查完战士宿舍后，就顶着刺骨寒风、鹅毛大雪，通过九十多级陡峭的台阶，艰难地爬上山顶。可以说，在内蒙古一千三百六十多米的海拔高度，五、六级的北风，零下三十多度的环境下，真是冷的让人无法忍受。按常理说，值班首长上山检查，首先应该被站岗的战士发现，可是那次并没有。当我走进雷达坑道时，发现站岗的战士正在里面避风。

但当战士看到我到来时，就一声没吭，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出了坑道。当时看着这一幕，感受着刺骨的寒风，我实在是不忍心批评那位战士。因此，我在沉默着检查完值班岗位后，就下山回到了指挥室。回到指挥室坐下后，当时的我，沉思了很久。我想，在那海拔一千三百六十多米的山顶，在那凛冽的寒风下，值班的战士要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上三个小时（虽然是全副武装，但只要脸上露出一条缝，风一吹，就像针刺一样）。想到此，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的酸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的战士们，真是辛苦他们了。

除了环境艰苦，我们三连用水也是非常困难。当时，三连的生活用水，在夏天还好，就是派战士前往距离我们营地三十公里外的机井拉水（是方圆一百公里内，唯一的一口机井），看护机井的，是一对老夫妻（大叔姓任）。任大叔两口子常年给我们开机灌水，却从来不收一点报酬。任大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见你们，我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哪里能收你们的一点东西。”写到此，还是忍不住地让我叹息，那是多么好的一家人。

可到了冬天，一切都上冻了。我们的用水，也就成了大问题。要么是从机井拉回来的水，冻得放不出来；要么是因为下了大雪，取水车根本就到不了机井。最后没有办法，在团首长的协调下，就让我们连队前往五十公里外的公社拉冰。所以这也导致一到冬天，我们三连宿舍的炉子上是冰，厨房的锅里是冰，厨房后面堆的也是冰，真可谓到处都是“冷冰冰”。

记得1981年的春节（当时的我，担任三连连长），雪下得特别大（有两尺深），连队的取水车是寸步难行，连营地都开不出去。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团长（姓李）直接带队，从锡林浩特给我们三连送了两大车冰，并代表团直机关向三连的全体干部、战士表示慰问。当时，李团长更是直接在全连大会上宣布：以后三连的干部、战士回家探亲，一律多给七天假。李团长的发言，赢得了全连战士的热烈掌声。那掌声，传遍山谷，经久不绝。

后来听说，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团长讲到三连全体战士过春节有什么要求时，风趣地说：“三连的干部、战士们，过春节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有冰吃就行”。”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三连环境的艰苦，战士的坚强。

除了环境艰苦外，三连还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交通不便主要体现在冬天拉冰、拉煤时出车困难，只要积雪超过一尺深，我们连队的交通，基本上就断了。记得从我们三连到阿巴嘎旗间有一个大坡（非常陡峭），我们叫它“大梁”。大概是1981年底，我和指导员（姓吴）去团部参加每年一次的干部大会时，就在那“大梁”出了问题。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指导员在出发前，就觉得此行要出问题（那次我们开的一辆解放30车，是事故休整后的第一次出车）。那次，我跟指导员带了电话机、铁锨等许多工具，就怕车在半路出问题。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们的解放30，在行驶到大梁中间时，只听“咣当一声”，车就不动了。我跟指导员下车检查后，发现是解放30的油底壳被打了一个洞，机油已经全部漏光（后来检修时，发现是连杆断了）。

而车坏的位置，刚好是在从连队到团部的中间（距离团部和连队都是三十公里），真可谓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下，车肯定是修不好了，就在我跟指导员商量该怎么办时，车上同行的一位蒙古老乡（这位蒙古老乡要送女儿上学，就搭乘我们的车），就去与附近的牧民联系。这时，我跟指导员也想打电话，跟团首长说明情况，结果是：两头都打不通。好在，距离我们车抛锚大概五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蒙古包。在那位搭便车蒙古老乡的介绍下，我很指导员当晚住在了那里（不然，我跟指导员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天气寒冷，北风呼啸，但热情好客的牧民老乡，在听说我们是三连的“达拉嘎”（蒙语干部的意思）后，也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老乡家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我跟指导员就开始往阿巴嘎旗方向走去。大概在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碰见了阿巴嘎旗医院的一辆东风140汽车。当我跟指导员说明情况后，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就把我俩带到了阿巴嘎旗（当时，团首长已经派212吉普车，在旗里等着我们）。除了这次，类似出车难的经历，当时在三连，还有很多很多。三连的通讯极不方便，特别是一到冬天，通讯基本上就处于中断状态。当时，三连到阿巴嘎旗之间唯一的一条通讯线路，是两根八号线。这两根八号线，也经常被蒙古老乡的牛撞断。平时还好，一到冬天下大雪时，基本上就很难修复。就算修复了，信号也是非常微弱，在电话里，基本上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

当时在三连，战士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主食还好说（因为粮食可以储存一段时间），关键是吃菜困难。平常吃菜就是以粉条、海带、黄豆、咸菜为主，偶尔能吃到几顿土豆、萝卜和大头菜，几乎吃不到细菜和新鲜蔬菜。水果，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地处偏远，动不动还大雪封山，当时三连战士们每天的生活都很固定，只有四样，“吃饭、训练、值班、睡觉”。

同时，因为没有电视（直到1983年，我调任团部工作后，三连才终于有了第一台电视），当时战士们每天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晚八点收听新闻联播（收音机）。除此之外，战士们寄信、收信，也很困难，常常是从连里写一封信寄回家，至少要一个月。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三连队全体干部、战士是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不仅圆满完成了团里安排的任务，而且还在三年的时间里（从1979年初到1981年底），建起了两栋崭新的营房，一排油机房，一个水房。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操场上，修建了乒乓球场地和一个水泥篮球场地。

这些工作的完成，不仅改变了连队的面貌，而且还极大丰富了连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正是因为这艰苦的环境，才磨砺出了一代代三连人不怕吃苦、敢于奋斗、乐于奉献的优秀品格。

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那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要问我哪一段最充实、最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在三连的日子（四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