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你到底想好了没有？这次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赵教导员的声音带着压不住的急切在电话那头响起。

我攥着话筒，手心里全是汗，目光落在窗外摇晃的树梢上，心里乱得像被风吹散的树叶一样。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找我谈了，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1971年初冬，我背着破旧的行李卷，胸前别着红花，跟着县里几十个新兵一起坐上了通往部队的火车。那年我刚满二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一双筷子都要掰成两份用。能当兵，是我们村头一件天大的喜事。

送我走的那天，母亲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偷偷抹眼泪。她嘴上说着“去吧，去吧，当兵是好事”，可我知道，她心里舍不得我。临走前，她塞给我一块干得发硬的黑面饼，说：“路上饿了就吃，别惦记家里，好好在部队干。”

那时候，我不知道“好好干”三个字到底有多沉重。我只知道，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村里人都羡慕地看着我，家里的光景好像也要跟着我翻身了。

可部队的生活，远比我想象得苦得多。

刚到新兵连的时候，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冻得耳朵生疼。每天五点起床，站军姿、跑步、练队列，训练结束后裤腿上全是泥。晚上站岗，冻得脚底板都没知觉了。可我咬着牙挺住了。

我一直记得连长对我们说的话：“别以为当兵光是穿军装好看，部队就是磨人的地方。你们要是撑不住，现在就可以打报告回家去！”

我没吭声。家里那样的光景，我怎么能回去？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三连。连长看中我的字写得好，把我留在连队当文书。别看文书不是打枪的主力岗位，可活儿一点不轻松。文件、报表、记录，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再后来，营部调人，我又成了营部文书。

营部的工作更细，要求也更高。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糊弄，哪怕熬夜也得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营长和教导员都挺欣赏我，说我手脚麻利，脑子也灵活。那几年，我在营部干得风生水起，甚至还想着，干到退伍前再争取立个三等功。

可谁知道，命运有时候就是喜欢给人出难题。

1974年秋天的一天，赵教导员突然让我去团卫生队体检。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提干？他没明说，但我能猜到，体检是提干的第一个步骤。

提干啊！这是多大的事！从普通士兵到干部，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可我心里却没有喜出望外，反而有点发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乱得很。其实，提干的事，连长早就跟我提过。他说：“小周，你干得好，部队里知道你有能力。提干是迟早的事。”

可我一直没敢往心里去。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敢想。这几年，家里的日子一直没好转。爹一个人种地，娘身体不好，天天咳得像拉风箱似的。前几个月的一封家书里，村里人还说我娘卧床不起，日子艰难得很。

我这一去就是四年，家里再穷再难，都没跟我多说过一句。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不能不管。

第二天，我跟赵教导员说：“教导员，我能不能……不提干？”

他愣了一下，盯着我看了半天，才问：“不提干？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周，这事你别急着决定，先想清楚再说。”

我点点头，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接下来的几天，赵教导员找我谈了好几次。他是个好人，说话也中听。他跟我说：“提干不是小事。你要是真留下来，不光是你个人的事，也是部队的事。咱们部队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你要好好想想。”

我嘴上答应着，可心里还是下不了决心。

事情一拖再拖，直到家里的一封信打破了我所有的犹豫。

信是村里一个老乡代写的，说我娘的病越来越重，家里实在撑不住了。我看着信，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后来干脆披上衣服，跑到院子里抽烟。夜里的风冷得刺骨，我抱着胳膊蹲在墙角，心里乱得很。

第二天，我跑去找教导员，说：“教导员，我想退伍。”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得凝重。他说：“小周，你是个好兵。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可是退伍，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你回去以后，能改变什么？”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叹了口气，说：“这样吧，你再考虑几天，别急着做决定。”

那几天，我的心像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想着部队的前途，一半想着家里的光景。我犹豫不决，连老班长张庆生都看出来了。

“周兵，你是真不想提干了？”张班长那天把我拉到操场边上，递给我一根烟，问得很直接。

我咬着嘴唇，没吭声。

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家里难，可你回去就能改变啥？你在部队提了干，以后工资高了，能给家里寄钱，能供你弟弟妹妹上学。可要是你回去了，种地能翻天吗？”

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里。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手里的烟烧到指尖都没发觉。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跑去找赵教导员，说：“教导员，我想提干。”

赵教导员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提干的事定下来后，我心里轻松了不少。没想到，又一个意外接踵而至。

1975年初春，我突然接到家里的急信，说我娘病危，让我赶紧回家。我当时脑袋“嗡”地一下，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跑去找营长请假。

营长批了假，我当天晚上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到家时，已经是深夜。母亲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她看着我，眼里一下子就湿了。

“娘，我回来了。”我扑到她身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抬起手想摸摸我的脸，却连力气都没有。她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好好干，别回来了。”

我心里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好好干”，不是让我回家，而是让我在部队闯出一条路来，给家人带来希望。

母亲终究还是走了。她走的那天，大雪纷飞，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只有屋檐下的滴水声。

丧事办完后，我重新回到部队。

这一次，我的心态变了。我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想着有朝一日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把弟弟接到城里上学，把妹妹送到了好人家，家里的光景一点点好起来。而我，也一步步从一个普通干部干到了营长的位置。

现在想来，当初那个决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如果没有母亲的叮嘱，没有张班长的一番话，我可能就真的回家了。

可命运就是这样，总会在你看不懂的时候，推着你往更远的地方走。

。”我总是记得赵教导员那句话。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每当想起那些年，心里还是会一阵阵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