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肃反”》，系黎白根据贺龙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至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四次“肃反”。

长达近三年的“肃反”，其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城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用贺龙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

而红三军主力从两万余人削弱到仅剩3000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

苏区的丧失，使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的流窜，濒临绝境，陷入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恶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

湘鄂西和红三军的“肃反”并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的，它来源于当时的中央，而“肃反”这个名称却是来源于苏联共产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俄政权建立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即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为的事宜。

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

“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

“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蟊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央。

1930年9月，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进行反对“AB团”（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的大规模“肃反”，但并没有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

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

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

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肃反”，从此就在苏区和红军中全面地展开了。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在这前后，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

关于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凡是对中央派来的分局书记夏曦提出政策、方针方面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

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

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去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当时，夏曦虽受到广大干部的批评，却固执己见，自认为正确，矛盾日益尖锐，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请求指示。

而中央仅仅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等，但在总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责批评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中央”。

还要求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这自然给夏曦打了气，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夏曦在政治报告中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

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做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中央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四大”前后，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虽面临敌人的“围剿”，但夏曦仍进行“肃反”，并且在军事上只要部队在洪湖内部打，对此广大指战员与之进行了斗争，结果进行了分兵，导致了指挥不统一，最后失败。

贺龙回忆说：

“龙王集战斗是有计划出去打的。夏曦本不准出去，是经过争论之后才许去的。‘四大’前，部队情绪很坏，意见颇多，不设法打好仗，提高部队情绪更不利，所以与夏争，争取让部队出去打仗。打这一仗的部队，实有三个团(含汉川独立团)9000人。段德昌虽然名义上是个团长(取消了师，段德昌这位九师师长自然免了职)却指挥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先后歼敌第四师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敌旅长张联华以下近4000人。

“打瓦庙集、台李庙之前，夏曦也是不许红军出去，也是争出去的。我们主张到白区去打，因为苏区没饭吃。而到襄北则是在陆地上，并且有饭吃，能集中兵力，还可发动群众，有利条件多。……

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下，分局还给了指责。……

反四次‘围剿’期间，我带五个团在荆(门)、当(阳)、远(安)消灭了王太、崔二旦部，尔后回洪湖打新沟咀。打新沟咀时，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参加，把敌人赶到老新口，我们在这边一堵，消灭了范绍增部。当新沟咀战斗正紧张时，王一鸣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打!打胜了。

“在敌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巩固老区。这时，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要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做碉堡。段一面做，一面笑，为此事，段还受了处分。夏曦同某些地方干部坚定在洪湖打，是一派；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出去打。争论了四五天，结果是分兵。

“分兵后，留在洪湖内部的部队受了很大损失，10多个警卫团、警卫营都丢了。新沟咀战斗中，七师政委鲁易阵亡。我们到襄北后在大洪山打圈子，在一次战斗中，仓促遇上了敌五十一师，因为我带少数部队坚决抵住，收容了队伍，未受多大损失。这使参谋长唐赤英对我有了新的看法，从这以后他才开始与我合作的。他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的部队就完了。

“与敌五十一师打了上面讲的那一仗以后，又转到襄河边接了七师，后来又会合了夏曦他们，这才知道洪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