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和浩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协办大学士刘统勋奉乾隆皇帝圣旨，前来归化城私访、查办绥远城将军保德和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等人侵吞款物，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塞外人民利益、私开乌拉山林木等重大贪污要案，最后将保德、普喜等依律正法处治，使得朝野震动服慄。民间对此拍手称快，赞扬刘统勋秉公论事，执法如山，为国为民除害。在内蒙古西部和山西等地区，曾起过整饬吏治的作用。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山东省诸城县人，生于1699年（康熙38年），卒于1773年（乾隆38年）。其父曾任四川布政使。子刘墉（崇如），号石庵，是清朝乾隆年的体仁阁大学士及当时的书法家。公案小说《刘公案》中的主人公“刘背锅”即指刘墉而言。刘统勋在雍正2年，即他25岁的时候，经殿试考中进士。由于文字书法皆优，而被留到翰林院庶常馆充庶士，后来被选为翰林院编修，由南书房（故宫乾清宫西南隅、为翰林在内廷伺候皇帝的地方，创立于康熙年间）任职，转上书房（在故宫乾清宫左，为清代皇子读书之处）任职，再升任詹事府詹中。在雍正年间只从政了11年，就连续提升了4次。在当时，虽然清政府已继明朝实行科举选才制度，制定了扶植汉族与其他民族官吏，抑制满洲贵族官宦的政策，但是，在政治上，以及仕途方面，满洲人依然享受有特殊地位和待遇。所以，出身于汉族官僚家庭的刘统勋，若没有出众的真才实学，是难以如此擢升提拔的。

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对于刘统勋更加器重，因此乾隆元年即拜刘为内阁学士，派他同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第二年留任浙江授工部侍郎职务。乾隆6年转刑部侍郎，11年迁漕运总督，15年加封太子太傅，并赏赐孔雀花翎。21年擢升刑部尚书。22年赴徐州督河运工程，加封太子太保。24年擢升协办大学士。26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和兵部。28年充上书总师傅，兼管刑部和教习庶吉士。38年11月卒，谥文正。

刘统勋为人正直，居官比较清廉，办事秉公，执法如山，不怕权贵。

乾隆22年10月，他在徐州监督漕运工程时，杨桥工程进度迟缓，工地吏员推托是因乡民不交秫秸所致。刘统勋对于此等说法发生怀疑。有天傍晚，他乔装一乡间绅士到工地去调查原因。当他走上河干时见乡民露宿于河干上，人困牛乏精疲力竭，老老少少悲悲戚戚。刘统勋上前讯问缘由，乡民们回答说：“吾等皆某县民也，去此三日程。奉县官檄，输送秫皆至此。而收料某委员每车索钱数缗，钱不出，料不入。吾辈窭人，安所得钱？淹留已将旬日，所赍已罄，即欲逃归，亦不可得，是以泣耳”（《清朝野史大观》卷六）。刘统勋听了乡民的述说后，半信半疑。于是，他假扮送秫秸的人，亲自赶了辆牛车到料场。管料场的吏员见他衣装整洁，面目光泽，以为他是乡间的富户，便加倍向他强行索要财物。刘统勋亲见实情确如乡民所述，即将主管料场的吏员就地正法。

乾隆皇帝对刘统勋十分赏识和信任，每有重大要事，多派他前往查办。在乾隆22年山西吏治废驰贪污案起时，乾隆皇帝曾经说过：“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由此可见他的品德和能力均在他人之上，以及他在朝中的名望之大。所以，乾隆中期朝廷经常派他到全国各地巡视。据《清史稿》和王氏《东华附录》中记录：他曾去过广东、云南、山西、陕西、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浙江和新疆的巴里坤等许多地区，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乾隆38年11月，刘统勋去世时，皇帝御驾亲奠其宅，见其门闾湫溢，宅舍清平素雅，思其有生功德，回宫后对近臣们感慨地说：“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清史稿》对他也有“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和“有古大臣风”的评价。

乾隆中期，满洲贵族官宦贪婪昏聩，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官吏也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由此而导致许多地区吏治废弛，官员公开行贿受贿，狐假虎威，老百姓被赃官蠹吏所迫，已有反政府倾向。在刘统勋查办山西贪污案和私访归化城的同一时期，朔平府（治右玉）就发生了晋绥的小张三杀死右玉知县的官逼民反事件（准确年月不详）。由于归绥属于山西，绥远城将军私开乌拉山又是从山西布政使蒋洲的贪污案中发现。为了说明刘统勋私访归化城的前前后后，应该从山西的吏治谈起。

山西从乾隆6年（1741年）后，在原来的河东、冀宁、雁平三道之外，又在边外土默特旗的牧野上，增设了一个归绥道。人们常用“富、贵、贫、贱”四字来比喻四个道的情况，在口外的归、绥两城，归化城（即现在的旧城）设有土默特左右两旗的两个“都统衙门”，归绥兵备道的“道台衙门”，归化厅的“二府衙门”和管狱的“巡检衙门”。绥远城（即现在的新城）设有“将军衙门”和绥远城同知的“粮饷府衙门”。此时归绥尚未设立儒学教谕的“老师衙门”。归绥新旧两城和太原府城的“衙门”数目，都有七个之多。乾隆22年前的山西巡抚为明德，布政使是蒋洲，按察使为杨龙文，冀宁道台为刘墉，太原知府为七赉。绥远城将军为保德，绥远城粮饷府同知为呼世图，归绥兵备道由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担任。他们中，除冀宁道台刘墉一人较清廉奉公仆，其余的大官几乎无一不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他们相互包庇利用，致使州县吏员因为“山高皇帝远”，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汉军“绿营”中的武职也侵吞兵饷。山西吏治如此腐败，所以乾隆皇帝据报以后龙颜大怒。山西的贪污案，有以布政使蒋洲为中心而被揭发的。作为布政使的蒋洲，独揽着阖省的财政、民政、建设等大权，并且主管藩库银两的收支。他肆意侵蚕公款多达两万余两。

刘统勋书御制诗

山西巡抚明德被蒋洲收买，纵其所欲。托穆齐图因索取蒋洲古玩、银两，亦不对其检举揭发。按察使杨龙文和太原知府七赉更是为虎作伥，与蒋洲同流合污。蒋洲提升离任时，唯恐事情败露，让属下为之弥补亏空，这样，阖省道、府、州、县官员为之进行敲竹杠，并籍此机会装自己的腰包。省内呈现一片混乱，有一名叫朱廷扬的知府，趁火打劫，也贪污了两万余两。“绿营”的守备武琏，看见没有了“王法”，也克扣了一千余两兵饷。

乾隆22年10月，新任山西巡塔永宁向朝廷奏本，弹劾了以蒋洲为首的省内贪官污吏。乾隆皇帝即将刘统勋从重要的山东河运工程中派往山西。刘统勋会同巡抚塔永宁，经过一个多月鞠讯和调查，得实前任山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以及各属吏的古玩金银等物，托穆齐图不知足，在离职启程时，除让蒋洲替他承担所欠的3000余两公款，并且收受了蒋洲所贿予的古玩等物。乾隆皇帝诏令明德和托穆齐图解职，送往京城定罪；蒋洲定成死罪，奏准在太原就地正法；杨龙文就地正法；太原知府七赉判为绞监候（死缓），待秋后处决；知州朱廷扬、守备武琏等，均依律治罪。

口外的乌拉山案，虽然在“晋案”中就发现府、州、道、厅为蒋洲弥补亏空，私伐寿阳县、房山县和口外乌拉山木材的事。但是当时刘统勋没大注意。到了归绥兵备道台归化厅同知普喜为抢原告揭发绥远城将军保德，这才引起朝廷的重视。遂于乾隆24年初夏，把“晋案”牵连到口外，演出了刘大人私访归化城的故事。

滥伐乌拉山的植被，破坏蒙古族和清朝政府的关系，用不花钱的木材为私人牟利，是绥远城将军保德和归绥道台归化城理事同知普喜等的主要罪行。在乌拉山未被保德和普喜等私开以前，不像后来那样童山秃岭，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起伏的峰峦，里边古木参天，花草丛生，珍禽栖居，异兽出没，溪流潺潺，风景优美宜人。据说康熙皇帝从宁夏横城渡口乘龙舟巡视河套北河（时在1697年），看见此山可爱，为了保护蒙旗的利益，规定不许任何人擅自砍伐山中林木，因此乌拉特部三旗人视其为神圣之山加以保护。乾隆4年，山西右卫的将军移驻绥远城（新城），改称绥远将军以后，由于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归属绥远城将军指挥，故历任将军每年都定期率众前往乌拉山祭奠敖包，以示对此山的崇重。

私开乌拉山不仅是由于山西布政使蒋洲弥补亏空而致，还因为黄河改道以前，乌拉山离河很近，将木材运出山口不需用船只，只要捆成木排顺流而下，就可以冲过难过的碛口和跳越惊险的龙门，而无撞沉的危险。黄河两岸的山西、陕西虽有森林，但都属私人山场，并且道路崎岖，买价运费很大。而出售乌拉山国有林木，在市场上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此一赚钱生意，早被熟悉地方情况的归化厅吏员白德明看出，所以传说是他怂恿厅官普喜，并设法弄到绥远城将军的印信，使西公旗不敢阻拦。保德贪婪昏聩，接受了5000两银子的贿赂，明知此事犯法，不加以制止，任他们胡作非为。白德明和普喜做贼心虚，想用检举保德通过绥远城粮饷府同知呼世图贪污粮饷的事，将私开乌拉山的事掩盖，使自己蒙混过关。不料遇到刘统勋私访，把此案查了个水落石出。

乾隆24年正月，刘统勋刚擢升为协办大学士不久，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接到普喜的奏折。因为刘统勋年前查办过山西的“晋案”，而且归绥的贪污案是山西整个贪污案的一部分，所以又派他赴晋，同山西巡抚塔永宁一起前来归绥会鞫。相传保德称“保皇帝”，又说他出生于乾隆皇帝的舅家，对此当然不能置信，也无需去考证，不过像保德这样碌碌无能的庸才，竟能升为绥远城驻防将军，设想其在朝中定有门路，不然他不敢如此貌视纲纪。刘统勋怕走漏风声，没有从北京直接到太原会塔永宁，决定自己先到口外私访。当时，刘统勋年龄已过花甲，但他为了把归绥二城的案件搞清，不辞风霜劳苦，带着少数随从人员，都化装成商人，深入下层百姓中调查了解。他离开北京后，从张家口以东的延庆州（即今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到独石口外，穿过察哈尔蒙古草地，绕到土默川，悄悄进入归化城。除了无名氏的《刘大人私访归化城》手抄本上有刘统勋路经草地所看见牧区风光的描述，更有张曾《归绥识略》收录的刘统勋所写的：“骞驴破帽独冲风，路指阴山落日红”的诗句。

他出口外后，边走边问，一路上了解到关于归绥的许多事情。据说连1735年（雍正13年）修建绥远城偷工减料的事情，也都打听出来。到了归化城后，他改名换姓，以山西贩布老客的身份，投宿于大南街路东的“东升店”（现呼市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对面）。当地的老人们传说，刘统勋查办完贪污案件，曾给“东升店”题了匾作为纪念，“东升店”视此为自己的荣耀和珍贵文物，一直悬挂到民国初年该店倒闭。

刘统勋府邸旧址

刘统勋住到“东升店”后，终日走街串巷查访。由于他装扮得巧妙，没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使他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正如《归绥识略》所说，刘统勋“微服出塞月余人莫之识”。尽管如此，也费尽了周折。就拿归化城理事同知护理归绥兵备道台普喜来说，他既然采取了贼人先告状的办法，就一定要做掩盖自己罪行的各种安排。如果刘统勋不深入民间私访，是难以把普喜等人的罪恶查出来的，刘统勋想亲眼看一看归绥新旧两城官吏的荒淫奢侈生活，曾利用普喜给母亲做寿的机会，跟上戏班混进“二府衙门”参加堂会。

刘统勋把绥远城将军和绥远城粮饷府同知的贪污案调查完毕，为了彻底弄清私开乌拉山的情况，便离开了归化城，骑着毛驴到包头去了解。从《归绥识路》所录刘统勋的一首七言绝句诗“皇恩雨露苏边草，使节星霜滞转蓬；几度拂云堆上望，纷纷得失悟虽虫”来看，很可以表明他对侵蚕蛀食国家资财的官吏那种非常厌恶憎恨的心情。诗中的“拂云堆”即代表乌拉山。由此可见刘统勋为了掌握确凿证据，曾经几次进山实地考查。在《刘大人私访归化城》中提到刘统勋在托克托厅河口镇经营木材的木店住宿过，并且在右卫城中观察度量了右卫的城垣（因绥远城是仿照右卫城的格局大小建成），以核实修建绥远城的偷工减料。还打听过小张三杀死右玉知县的经过。这更能证实刘统勋是沿着黄河和土默川的南山，从杀虎口入边，又走了这一大圈，才从省大路到太原会见山西巡抚塔永宁。

刘统勋二次来归绥，是带着山西巡抚永宁从得胜口出边，鸣锣开道，过丰镇（当时属大同府）、宁远（即凉城，当时属朔平府）进入土默川。归绥满蒙汉各官，都到茶坊小营子（今赛罕区保全庄）的东茶坊关帝庙郊迎，把他们接入新城的公馆。在将军衙门大堂会审开始以后，把有关的证人传齐，保德、呼世图和普喜见铁证如山，无法抗拒，自知难逃法网，便都供认不讳。唯独白德明狡猾抵赖，当堂被用大杖打死。乾隆皇帝依据保德伙同呼世图侵吞库银粮饷18000余两，保德因私开乌拉山私受了普喜等5000两贿赂，以及普喜的其他贪赃罪行，由刑部依据《大清律》判处上述案犯死刑，诏令刘统勋与塔永宁在归绥监斩，就地正法。归绥新旧两城四个衙门（除了土默特旗的两个都统衙门和一个管狱巡检衙门）中的贪官污吏，都按律定罪。这就是归绥父老相传的“刘大人一下子就坏（杀）了新旧两城好几堂官”。刘统勋查办归绥两城案子如此神敏准确，官民无不震惊。所以《归绥识略》说他走后的许多年里，每当在街市上看见衣服整洁清素的白发老人，都感到吃惊，以为刘大人又来到了归化城。尤其是官吏们，每提到刘统勋，都是谈虎色变而不敢妄为。

据呼市新城满民耆老相传，刘统勋杀保德等时，怕失了封疆大吏和道台同知官僚阶层的尊严体面，不是五花大绑、插着招子在新旧两城游街示众完毕，到孤魂滩刑场让归绥世袭刽子手，拿鬼头刀砍掉脑袋，而是从将军衙门经过西街，搭了三里多长的席棚，把犯官们从席棚里边一直押到大教场，经过家人话别祭奠后，才由刘统勋的戈什哈（随从副官）用尚方宝剑正法。当时新城戒严禁街，就连驻防的满族官兵都不许观看。

从以上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刘统勋如何清廉公正，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延续清朝的统治而服务的，似乎并非真正替老百姓除暴安良。只是在为统治者根本利益效力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维护老百姓利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