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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不均作为全球性问题。《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揭示,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掌控75%财富,其中2750名超级富豪占据3.5%,而底层50%人口仅拥有2%。美国自1975年来财富再分配显著,近50年50万亿美元从底层90%流向前1%。2022年,前三位超级富豪财富超1.6亿底层民众总和。同时,中国财富基尼系数2000年至2015年持续上升,后有所缓和,但2022年再度回升至0.707。尽管城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财富分配马太效应仍明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秩序与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对于多数人而言,财富主要依赖于收入的持续积累,其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逐渐转化为个人资产,进而成为个人财富。财富积累不仅关乎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更与社会生产力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它一方面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财富积累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其本质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主要由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化进程加速,国家税收制度宽松、“土地财政依赖症”等政策,以及部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规范等多重因素导致,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紧张。
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由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造成,省份差异和城乡差距分别贡献了总体不平等的12%和10%以上。经济资源初期更多偏向东部沿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形成了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不平等显著,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行业高收入加速了部分人群的财富积累。房地产作为居民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财富积累。经济转型中,企业家抓住机遇积累财富,但工人薪资提升有限,且民营企业发展快而配套制度不完善,存在投机寻租等违规行为,阻碍了正常资本流动,不利于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
财富分配不平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它不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由于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逐渐向富裕阶级倾斜,社会底层阶级向上流动愈发困难,阶级壁垒不断加高,阻碍了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财富的集中加大了小型企业的创业与经营难度,新兴企业作为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柱和产品创新的主要来源,因资金短缺和市场竞争不公而发展困难,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贫富差距扩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破坏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社会底层人员利益得不到保障,居民不公平感和消极情绪日益凸显,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尽管政府在加大保障力度,但实现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仍需长期努力。
国家税收体系在调控社会财富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缓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举措。相较于中低收入者通过辛勤工作获得的劳动收入,富裕阶层则更多地依靠资本自我增值来累积巨额财富。而我国财富调节机制尚不完善,使得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分配格局愈发失衡。随着财富代际积累现象在我国日益显著,推进财产税、遗产税改革显得尤为必要。由于资本财富的代际积累具有长期效应,资本能够基于血缘关系通过遗产、赠予等方式实现代际转移,进而影响下一代的初始禀赋,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而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好地规避资本与权力勾结,减少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
由于工资收入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且我国区域间、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差距显著,因此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我国技能人才数量逐年增长,但技能培训与素质教育的不足使得大部分技能人才只能从事中低端行业,不仅制约了提高技能从业者的劳动收入,还使我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对劳动力个人而言,人力资本的积累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工资,改善生活水平;对市场而言,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的提升将加速技术创新,新兴产业的涌现也将创造更多技术岗位。如此,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技术人才将获得更高收入,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
建立全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进一步优化第三次分配制度,是缓解当前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举措。通过提供涵盖医疗保险、失业救助、住房补贴等多方面的福利保障,确保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底线公平。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第三次分配规模尚小,慈善领域传统且潜力巨大。借鉴国外经验,财产税制可有效激发富豪们的捐赠热情,而我国遗产税和财产税的缺失则促使富豪更倾向于财富代际继承。因此,应鼓励民营企业家等高盈利企业或高收入个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捐赠物资、资金等方式支持欠发达地区,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生活保障,有效缩小财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