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安徽怀宁发生了一起伯父嫁卖侄媳妇的案件，此案奇葩之处不是在于彼时的侄媳妇已经怀有身孕，而是丈夫得知此事后，竟然大力推崇。
案件的第一主人公名叫郑鸿义，结婚之前家里共三口人，一个是年幼的弟弟，另一个是其母亲。本就穷困潦倒的家庭，在随着郑鸿义与汪氏结婚之后，家里的生活条件越加显得拮据。因此，郑鸿义打算只身去安徽宣城打工，给别人家做手艺活；此时的汪氏已经有了身孕，本该是由婆婆照料，但因为家里太穷，不得已只能把妻子送回到了岳父家暂住。
时间一晃过去半载，眼看汪氏的肚子一天天见大，马上就到临盆之际，岳父汪来之开始慌了。按照旧社会的观念来看，女儿在娘家分娩时极不好的，所以岳父就想着把女儿送回到郑家来。谁知到了郑家一看，家里一个人没有，如此便想到了郑鸿义的伯父郑应隆。
郑应隆是郑鸿义的伯父，年纪近六旬，父母妻子早已过世，如今膝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已经成了家。虽然全家都以务农度日，日子过能过得去，但终究是紧巴巴，勉强能糊口而已。在得知汪来之的来意后，伯父脸上难色顿显，因为他也知道，多一口人吃饭就多一份开支，况且如今侄媳临盆在即，并无多余人手对她照料。
汪来之本以为觉得郑应隆乃是郑鸿义的本家宗亲，在郑鸿义的父亲亡故之后，应当对侄子的困境有所帮助。理论上确实如此，因为在我国古代，人们普遍将男系亲属看得更重，远大于女系亲属。亲属分三类，分别为：宗亲、外亲、妻亲。宗亲是自己父亲这边的亲属，外亲指母亲那边的亲属；妻情就是妻子的亲属。伯父对侄子来说，是非常近的宗亲，被认为和自己的父亲差不多，所以侄子在古代也被称为犹子，如同儿子一样。
可是郑应隆之所以面露难色，一方面是他早已听到了别人传来的消息，声称侄儿郑鸿义客死异乡，另一方面还是离不开“穷”这个字。因此，思索再三后，还是拒绝了汪来之的请求。
面对郑应隆的拒绝，顿时让汪来之觉得十分棘手，加上听说了女婿亡故的消息后，他更是六神无主。想想女儿失去了小家庭的依靠，外出的婆婆和小叔子更是指望不上，汪来之伸出颤抖的手抓住郑应隆说：“既然事已至此，亲家可有办法让肚子里的孩子活下去？”
沉吟片刻后，郑应隆说：“也并非不无方法，唯今之计只有再嫁，让汪氏有个安家之所，以免让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后受罪。”
对于汪来之而言，当下紧迫的事情便是解决女儿和孩子的生存问题，此时再去讲什么夫亡守志的虚名，都已无关紧要。所以汪来之也同意了其伯父的建议，说：“既然这样，那就劳烦您帮着操持了。”
二人简单寒暄几句后，汪氏暂且跟父亲回了家。接下来的几天，郑应隆也委实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去办，四处托人打听，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人家收容汪氏。恰巧，有人认识一个邻村叫丁亮廷的人，因为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故而想娶一房小妾延续香火，郑应隆得知此消息后，马上便带着汪氏去了丁家。
双方见面之后，郑应隆也向丁亮廷说明了相关的情况，丁亮廷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合适，因此两家人便就此商议好了嫁娶之事，并承诺给彩礼100两。
原本商议好的日子眼看就到，偏巧在喜事的前一天，赶上了汪氏分娩；没办法，只能将嫁娶日向后推延，同时也因为汪氏产子之事，丁亮廷提出要在100两彩礼的基础上扣下20两，作为日后对孩子的抚养费用。剩下的80两既不是给汪来之，也不是给郑家，更不可能让汪氏当做嫁妆带回到丁家，而是将其分成了多份，给到了不同人的手中。郑氏家族有个族长叫郑西川，其中的10两便分到了他的手中，这是他们郑家的规矩。除去办理婚宴花去8两，替郑鸿义偿还所欠债务外，最后还剩下16两，这16两可由郑应隆存下来，倘若有一天郑鸿义的母亲或其弟弟生活上失去了依靠，可将此银取出应急。
对于汪氏这样的弱女子来讲，在旧社会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在不具备主导自己生活的能力的前提下，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切都是父母长辈之命。就这样，汪氏和丁亮廷办了结婚的酒席，也顺利住进了他们家。
本以为此事就此完了，谁知就在汪氏嫁入丁家不久，事情风云突变，原本认为已经去世的汪氏的丈夫郑鸿义突然回来了。这就把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这一系列改嫁的事，都是基于郑鸿义已经亡故下才做出来的，如今发现他还健在，汪氏变成了以有夫之妇的名义嫁人，丁亮廷则是娶了有夫之妇。郑应隆和汪来之等人，就变成了撺掇她人妻子改嫁的元凶，该行为在清朝时罪过相当严重。
郑鸿义回来后，其伯父郑应隆非常震惊，责问他何故久不回家，宣城离怀宁非百里之遥，若能早些回来，何至于让人误传身亡的消息，最终也不会发生嫁侄媳的丑事。伯父说出这一番话，既有责怪的意思，也有推卸的意思，毕竟自己是在无法证明侄子亡故的情况下，当家作主把侄媳嫁出去的。
之后伯父把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说了一遍，又把此前嫁侄媳剩下的16两交还给了他，让他自己作主看着办。郑鸿义看着家里发生的一切，先是由吃惊到愤怒，再由愤怒到自责，最后由自责转为支持，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
任谁听到自己的妻子另嫁给了他人，心里都会从吃惊转为愤怒，甚至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可他也知道，这些都是自己出去后音信全无所致，尤其当他听说外债已用彩礼还清时，内心彻底妥协了。他很清楚，如果想取消这门亲事，必须把钱还给丁家，可他根本拿不出来，所以只有接受现实。
郑鸿义这边虽然放下不再计较了，可当丁亮廷听闻此事后却不干，他说：“既然郑鸿义并未身亡，那汪氏就是有夫之妇，此事与国法不合，理当将汪氏退回。”此言一出，郑鸿义赶忙出主意，我可以写一封休书，这样便无影响。丁亮廷听了这话，也并没有再坚持，于是汪氏也就得以继续留在了丁家。
再次认为事情就要这样平静时，不料风波又起。原来在此后的一个月左右，郑鸿义的母亲携幼子回了家，在她得知家中变故后，竟持坚决不认可的态度，她认为这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所以便起诉到了当地的审判厅。
审判厅收到起诉状，自然要对案子进行调查。郑鸿义认为官家来查案，无非是觉得他们的做法有所不妥，自己只要换个说辞即可，因此便称是其主动他把妻子汪氏卖给了丁亮廷。当然，他的说辞显然经不起推敲，审判厅通过传集人证，很快就查清了案情。毫无疑问，这件改嫁风波中存在诸多做法上的问题，提议并张罗此事的郑应隆，同意妻子改嫁的郑鸿义，均无可躲避。
可是在审判厅定刑时，却犯了难，因为案情的事实和现有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对上。根据翻阅律例所得，唯一能有些许匹配的便是，大清现行刑律里的内容。如：孀妇自愿守志，如果其五服以内的尊长亲属，并非为了图财，而是因为家贫不能赡养，或害怕孀妇不能终身守志，而强行要求其改嫁的丈夫的祖父母、父母以及亲属人等，要加以惩处。
其中孀妇自愿守志，便有疑问，因为郑鸿义亡故与否不得而知，只有传闻；且汪氏在得知自己要被改嫁给丁亮廷时，并未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强行要求其改嫁。
斟酌再三后，审判厅决定采用比附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汪氏不是孀妇，但大家都以为她成了孀妇；郑应隆虽然没有动用强制手段，但他作为伯父，其威严足以使郑鸿义和汪氏不敢违拗。
所以对汪氏并未施以惩处，而是针对郑应隆采取了大清现行刑律的处罚制度。本该罚银十两，可考虑到她肯定没钱交，就改成了体罚，以做工50日折算。郑鸿义得知妻子已经改嫁，不去找回妻子，反而写下休书，让丁亮廷安心完婚，显然对此案有促成作用，不过考虑到他可能是畏惧伯父权威，只是令其把涉案钱款交回，其他不予刑罚。丁亮廷虽与有夫之妇成婚不合国法，但念他本不知情，且主动要取消这门亲事，也不再追究，各自回家便了。
经过了这么一场闹剧下来，总算回归到了本该清静的生活中。汪氏与郑鸿义一家会去团聚，丁亮廷则表示不再追要之前的彩礼，真心希望他们以后的日子过得好起来。郑鸿义之所以支持妻子改嫁，无非是受迫于债务的压力，见丁亮廷如此豁达，他的心里也是无比感激。
然而这一案子实则在旧社会的底层民众中，尤为常见，甚至到解放后的六七十年代，依旧有很多地方存在买卖儿女和妻子的案例。而这些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们，之所以有此行为，皆是生计所迫，更不可能时时按照礼教的教条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审判厅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没有按法律深究，必欲处以刑罚而后快，这也是基于对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