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的，他说：《老子》《庄子》等书同样是“经书”，“儒家也奉其书为圭臬”，“《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

儒家经典“五经”，源于王官之学“六艺”。六艺是西周贵族教材课程，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个科目，即“五礼、六乐、射击、驾车、书写、算数”，是贵族子弟的六种基本知识技能，相当于现在的文理双科。

周王室衰微后，官学下移，教授们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或游学别处，因此各地私学都会因教授者个人情况而确定教材选定，比如少正卯教授纵横学，完全颠覆了孔子心目中的圣贤形象。

而孔子因自幼喜好“礼”，因此它的教材保留了周礼，而将“书写”“算术”两项基本技能换成《尚书》和《周易》，后来又添加他编订的《春秋》，成为新“五艺”。

后来孔子“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孔子家语·始诛》，《史记·孔子世家》）。”

诛杀少正卯不是因为争生源，关键是政见不同，少正卯是狂热的改革派，而孔子是“现有”宗法制的坚定支持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借用庄子所称“五经”之名，自此，“五经”遂为后世沿用。

2000多年来，因为独尊儒术的缘故，从太学到各郡县官学，五经都是教学的唯一国家法定教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

所以，至今，说到国学，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儒家经典，想到《论语》，想到《孝经》《弟子规》之类。若问墨家之学、法家之学、名家之学是不是“国学”，有人可能要迟疑而不能答。

30年前，饶宗颐先生就指出，光复国学，不能将其狭义化：儒家经学不代表中国经典之全部。有的人甚至“把易学无限扩大成国学的代名词”，或者“把理学放大至俨然已成国学的全部”，“这样下去很不妥。推广国学，不能偏颇，不应哗众取宠。”

后来饶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会上演讲时，又提到“经学重建”问题，他说： 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总检讨”：“《老子》《庄子》等书自当列入经书体系之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书的。”

“汉人以《五经》为五常，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就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道家以老子为首，《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儒家也奉其书为圭臬。可见前贤兼治孔、老。”

上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和文献出土最集中的时期，除了周口店、云南元谋人等大批遗址，云冈石窟等石窟雕像，还有居延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墓竹简等等，饶先生因此强调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他在晚年，一直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马王堆汉墓是世界十大古墓之一，轪侯利苍，妻子辛追和儿子利豨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二号墓的辛追夫人不朽女尸，以及薄如蝉翼的素纱蝉衣更是世之罕见。

更具历史意义的发现还是帛书文献，仅利苍墓就有数术类、方术类、纵横家书、六艺类、兵书类等28种，尤其是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证实了老学及黄老之学在战国及西汉初年的主导地位，帛书《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震撼学坛，《系辞》之全文公布也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其他《易》类的佚书，同样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

但是，元明清以来，理学的“四书”取代汉代经学而一统天下，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虽然依稀可见，但人们受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甚深，无形之中，将儒学以外的经书视为“异类”。

所以，关于《周易》的作者，汉代以来的主流观点一直沿袭着班固的说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上古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出了八卦；中古“文王拘而演周易”，将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了卦辞和爻辞；下古是孔子作《易传》，把易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易学体系。

对于上述记载，从来不乏质疑的声音，尤其是对《易传》作者的质疑，更是争议不断。由于《汉书》是“钦定”，代表国家意志，为历代主流所公认，因此，反对的声音只能停留在“民间”。马王堆《易传》的公布，又将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质疑推向高潮。

《郭店楚墓竹简》简以道家文献《老子》最为有名，是截止到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

郭店楚简的出土，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简的研究热潮，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华人社团，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频繁召开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认为郭店楚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饶宗颐先生认为，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70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