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观念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仁”的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夏、商、西周时期，人们“继承原始宗教的自然和祖先崇拜”注重通过一些与祭祀有关的活动，表达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以及对祖先的哀悼和敬重。

那么，汉朝董仲舒仁义观的诞生，又是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呢？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其思想中一个最高的道德原则。《论语》当中提到“仁”字的次数最多。

《论语》中孔子所谓“仁”，内容广阔，包含很多方面的意思。

孔子一生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他因材施教，将“仁”贯通于言传身教中，而一般不会从字面意义上直说什么是“仁”。

孔子的“仁”，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它包含了为人做事的大道理。具体可以这样来理解:

“仁者爱人”，是对“孝”“悌”观念的扩充。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宗族观念，重视血缘关系，提倡的是宗法制度。而古代的宗法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因此对“孝”这一行为非常重视。

这种观念要求人要全心全意爱他的宗族，也就是说要“亲亲”，亲近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孔子是拥护“亲亲”这一观念的。

随着当时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孔子遂感觉到了宗族对人的束缚，觉得应当加以扩充。

他认为人不应当只爱自己以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还应该把这个爱推广到他的宗族以外的人，要求扩大爱的范围。他强调爱人要从孝亲开始，然后有等差地推己及人，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

在家时要知道如何孝顺父母，外出时就要学会尊敬长辈，做事的时候要谨慎，为人诚实守信，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以外的众多的人，还要多接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多向他们学习讨教。

“仁者爱人”，体现的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忠恕”是孔子实现“仁”的方法和途径。

孔子所讲的“爱人”的“人”，一个意义就是指宗族以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而另一个意思是指与“已”相对的“别人”。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意思是你不想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不要这样对他人。这体现的是孔子讲的“恕”。而作为一个“仁人”，孔子认为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你想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首先这样对别人,这就是他所讲的“忠”。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这是孔子所讲的达到“仁”的具体途径，强调 “仁”要从自身做起，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为仁由己”,这样以后才可以做到“克已复礼”。

而孔子所讲的“爱人”其实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具体包括对人的怜悯，爱护等多方面，体现了对人类的人文关怀。

孔子将“仁”看成是他最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不仅要求别人求仁，而且自己对仁也抱着虔诚的态度，而孟子也最重仁。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

首先，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从心性论角度出发，认为仁的本源是人的“本心”或“良心”。他从善的“四端”出发来讲“仁”: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通过讲“不忍人之心”出发，论证了人都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恭敬之心”以及“是非之心”，从而指出“仁”的精神是人本身所固有的，都是由“心”生的,是人内在的。

这样，孟子就从心性论的高度对孔子的仁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那么，人能不能为“仁”，是由自己的道德修养决定的，而不能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因此他也强调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其次，孟子强调要把仁的思想贯彻到政治实践当中，因此他主张“仁政”学说。他讲亲亲，仁也。(《尽心上》)

强调爱人之仁，也是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爱起，再推已及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通过这样的推恩原则，孟子奉劝统治者要以德来教化百姓，实行“仁政”，而不能靠暴力和强制手段。

孟子从道德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当中，看到道德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经济、政治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仅仅提倡仁义的道德就根本行不通，必须通过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实行“仁政”。

所以，他提出要首先以“制民之产”解决百姓生存和生活问题，接下来,“富而后教”，然后再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教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者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只有爱民，用仁爱去教化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仁爱百姓，才能使人信服，从而使国泰民安。

荀子说: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荀子·非十二子》)®仁者必敬人。(《臣道》)

“贵贤”“贱不肖”、“敬人”，主张行仁，一定要懂得尊重贤能之人，敬重他人。

表面上看来，荀子是将“义”看作是对礼的一种遵循，实际上他继承儒家基本思想,并使之得以发扬光大，这本身就能说明他的思想中是以“仁”作为核心的理念的。

所以，他讲的“仁”的涵义具有很明显的宗法伦理性，强调对礼的遵循，要求人民有尊君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要求君主有立君为民、平政爱民的民本思想。

荀子强调，“仁”与“义”“礼”要三者皆通。他指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不菂》)

首先，就仁与义来讲，它们彼此之间为一种体与用的关系。

此外，子还讲: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大略》)他“对仁与义、礼的关系做了具体阐述:仁、义、礼三者由内向外逐层推衍，仁为义质，义则为行仁之法，又是制礼的理论依据。

礼作为一种外在的立法制度，必须以义来进行指导，确定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义作为外在的道德原则，还要将仁的精神贯穿其中，只有三者皆通，才会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做到全面而灵活。”

从荀子的人性论来分析，他认为，只有在仁与义的指导下，制定伦理道德规范，以礼制来约束人的自然行为，依靠圣人制定的仁义道德规范，以此来教化人，使从本性恶而达到善。

对于一般的人，要通过后天的仁义教化使其学会思考，学会以正确的理性去控制自己的生理本能的欲望，从而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有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

他相信通过仁义的教化可以改变人的自然之质而使其达到善，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层面，他提出，只有儒家的仁义礼之道才能够统一天下,因此君王要施行王道，强调“礼治”。

并将礼与仁义爱民的主张相结合，认为礼是由仁义而生，实际上礼治本质上也就是由君王来实施的仁政，仁、义与礼都是社会所认同的道义原则，统治者和庶民都必须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