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初年，明朝北边兵力空虚，如，蓟、昌二镇士卒不满十万，而且老弱居半，散布于两千里的防线上，造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张居正深知“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为加强北边边防力量，入后，张居正大力支持练兵。

那么，张居正的这种做法有效果吗？

训练边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纪涣散，士气低落的问题。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张居正命戚继光总理蓟镇、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各路总兵统由戚继光总辖。

戚继光初到蓟镇，边军军纪涣散，士气已尽丧于防边，因此奏“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勇敢。”

于是张居正派遣杭嘉参将胡守仁率三千浙兵到蓟镇进行示范，史载，“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

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军纪得到严明，士气提升，对于边军战斗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改进训练方法。隆庆初年，谭纶已提出利用车战对抗蒙古骑兵，戚继光到蓟镇后，根据蓟镇的地理环境和作战的特点，置兵车七营:

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骑兵、步兵进行混合训练，有助于积累不同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戚继光设法改变镇练兵的弊病，著《练兵实纪》，总结出一套得当的练兵方法:

“一曰练伍，首骑，次步，次车，次重;先选伍，次较艺，总之以合营。二曰练胆气，使明作止进退及上下统属、相友相助之义。三曰练耳目，使明号令。四曰练手足，使熟技艺。五曰练营阵，详布阵起行、结营及交锋之正变。终之以练将。”

按照此法，戚继光逐渐把士卒训练成“节制之师”，屡败蒙古军队。万历初，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在军队中大为推广，并为后世所继承,“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万历初，出现了新的练兵方法--合练之法。这种练兵方法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合练之法，不独勤兵习战，又可以预伐虏谋。

守边之策，无急于此矣。”“此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张居正的认同与支持，原因在于，此时明朝军队编制发生变化以及火器等新式兵器的推广使用。

合练之法主要是指分别强弱，立营训练，即将各营堡的士兵，按照士兵的多少和强弱之别，每三千人为一营，由骁勇壮健、技艺精熟的将领分统操练阵法、武艺、火炮等.

平时各营在本地操练，守堡将领不得劳扰，战时则合营出战。新式的训练方法对于边军战斗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训练，边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敌强我弱的态势得到缓解，俺答封贡得以实现，土蛮南侵屡遭失败，与此是紧密相关的。

自正统始，京营羸弱，士气低靡，法令难行。为了鼓舞士气，张居正上疏明穆宗，建议在京城整顿京营，举行大阅之礼。

他在上疏中建议:一，派遣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二，每年或者每两年十二月农隙之时，皇帝亲临校阅京营军队,“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赏赐技艺精熟者，淘汰老弱不堪者。

如此，不仅使得京营常有数万精兵，且此举“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之决心，起到震慑蒙古的作用,“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

然而，穆宗亲临校阅的事情遭到了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的反对，认为“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亲临”。

针对反对意见，隆庆三年(1569年)，张居正在《再乞酌议大阅典礼以明治体疏》中强调:“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

张居正力陈大阅的重要性，明穆宗决定举行大阅，并限期一年整顿京营。

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二十日，明穆宗在京师北郊举行大阅。此次大阅,“都城远近，观者如堵。军容之盛，近代罕有”，对京营的整顿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首先，京营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大阅前，京营仅有老弱士卒八万。整顿后，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卒就达十二万。其次，大阅有力地激励了士气，鼓舞了民心。

穆宗亲临校场检阅军队，“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地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然亦思所以自效”

张居正对北边的整顿，效果是相当显著的。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王崇古、谭纶等整顿屯田、训练边军、修边墙、筑城堡，增强了北边的军事力量，稳固了明朝的北部防线。

俺答封贡得以实现从侧面反映了明蒙双方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达到一种平衡，改变了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友善时期。

俺答封贡后，俺答向明称臣，在俺答的约束下，西部蒙古诸部也多“臣服”明朝，与明朝基本上保持着和平贡市的关系，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

封贡互市取代了以前长年不断的军事征战，改变了“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国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臣重苦莫支”的局面。

自此“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为此，清人魏源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熄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边防的强化，俺答封贡的实现，使得明朝北边压力得以缓解。明廷得以集中兵力全力对付土蛮等部，使得土蛮入犯明边多以失败告终,“东虏屡寇边境，久未得利”“。

客观地说，这种局面基本上达到了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初衷。

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隆庆五年(1571年)夏，明蒙双方在边境指定地点互市贸易。

明朝在张家口堡(今河北张家口市)，大同得胜堡(今山西大同得胜堡村)，山西水泉营堡(今山西偏头关县水泉营村)及宁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开设马市。随着贸易的迅速扩大。

自隆庆六年(1572年)始，明朝续在大同新平、赐、守口、助马、宁虏、保安、杀胡、云右、迎恩、灭胡堡等处增设了十处市场。

此外，山西还增设了老营堡市(今山西省偏头关县境内)，辽右卫军开永奠堡互市，宁夏增设清水营、平虏卫、中卫三市，甘肃增设洪水、扁都口、高沟寨、庄浪等市。自此，自宣府至甘肃的边境线上共设置市场二十余处。

民市，是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封贡互市之后，山马市分离出来的一种民间贸易形式。

蒙汉两族封建统治者在官市完竣后，另辟地点，使蒙古军民与边民互市，蒙古军民以马、牛、羊、驴、骡、皮张、马尾等物换取汉人的布帛、针线、粮谷、改机、梳蓖、糖果、梭布、水獭皮等物，兵刃、硝黄、蟒缎等违禁物品不得交易。

民市的开设，各镇“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

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封贡互市之后，蒙汉两族人民和平交往，互通有无，广泛进行交换，边境地带的广大蒙汉两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朝北边得到开发，“边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

随着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保证了两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需要，还促进了明朝南北地区的经济交流。

张居正柄政期间，更加有力地贯彻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的封贡互市政策，蒙汉关系大为改善，出现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的和平安定局面和“官民城堡，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禾稼岁登于田野”"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