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南斯拉夫

中南关系的建立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现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即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天，他们就致电我国政府，表示愿意与我国 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由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南共已被苏共及欧洲九党开 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它与苏联及东欧几国 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全面破裂的紧张状态。

当时我党为要保持 与苏联等国政治上的一致，我国政府对于南斯拉夫的表示，采取 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留有余地的态度，把同南斯拉夫建交的问 题搁置起来了。

当时虽未马上建交，南斯拉夫对我国却一直采取 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坚决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讲坛上，公开反对外国对我国的侵略，投 票赞成有利于我国的各项提案。南共对我国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革命经验及独立自主地不照搬外国做法的建设道路，也表示十分赞赏。

虽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南两党两国之间还隔阂较 深，但是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存在着友好感情的。南斯拉夫人民 不断传颂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奇迹，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的游 击战争也很佩服，这些都是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谊关系的良好基础。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发生了一股 "解冻"之风，这股风也吹到了冰封多年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 系问题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即斯大林去世刚三个多月，苏联就 主动派出了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打开了长期僵持的苏南关系 的局面。

一九五四年秋，苏共中央派他们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 表专程来华，向我党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 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他，我担任 了这次会谈的翻译。

他说苏共中央认为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关于 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 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 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我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相应地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会谈以后，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 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同意。由于建国初期我们虽未与南建交，但也未断然拒绝，当时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 倒为以后的改善关系提供了方便。

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我 国政府作出了与南建交的决定，并将此决定通知南斯拉夫。我 们的态度，马上得到了南斯拉夫的积极响应。双方经过接触后， 一致同意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 日，发表了中南两国建交公报，公布了两国外长的电报。

建交问题一确定，我国首任驻南大使的人选就成了一个重 要问题。

周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外交部的碰头会，同几位副部 长和各司司长商谈此事。会上大家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很特殊的 国家，同他们打交道将是相当复杂的，这个大使的任务将比较艰 巨，不大容易当好。讨论中大家都未提出具体建议，有时是一阵 沉默。

后来周总理正面问我道：“伍修权同志，你去当这个大使， 怎么样?"这对我当然是突如其来的问题，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就 对周总理说，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周总理说：“那好，你回去考虑 考虑，明天再答复我。”

我回去后认真地考虑了总理的意见，我想 到了两点：

第一，我既然在搞外交工作，老蹲在国内是不行的，应 该到外面去走走，积累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这次出使 南斯拉夫，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二，南斯拉夫是一个比较 特殊的国家，情况复杂，任务重要，领导上既然已经考虑到我，我 就不应该犹豫和推辞，而应该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来，在实际工 作中来锻炼自己。

我决定接受这一任务。第二天就向周总理报 告了我考虑的结果，表示自己乐意去南斯拉夫工作。周总理也 很高兴，鼓励地说，他相信我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问题就这 样决定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 日，我国政府公布了毛主席任命 我为我国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的决定，国务院同时免 去了我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同月十日，南斯拉夫也发表了任命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为首任驻华大使的决定。

至此，中南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友好往来正式开始了。 一 九五五年四月，南斯拉夫派来以贝柯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 一面参加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一面就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商谈。

我国由邓小平同志与他接谈。当时虽然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毕竟还处于“解 冻"的初期，加之本来就缺少互相了解，所以会谈时双方的态度 都比较严肃。

贝柯维奇认真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和 南共的立场，特别对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作了大 量的解释。我们过去对许多事情确实不太知道底细，对贝柯维 奇的话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

他们还就“五一 ”节游园中 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将南斯拉夫画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 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向我们表示了不满。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

我被任命为驻南大使后，就全力着手于使馆的人员组成和 筹建工作。我首先找到周秋野同志为使馆的政务参赞。周秋野 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我在八路军延安总部一起工作过，解 放战争时期，又一同在东北工作过，相互比较了解和信任。他的 爱人张月同志也和他一起到驻南使馆任二秘工作。

接着我们又 物色了使馆的全套人马。由于有了周秋野同志作建馆的具体准 备工作，我就利用机会同徐和同志(编者注：系伍修权同志的夫人)一起去南方转了一圈，在远离祖国以前了解一下国内的情 况。

我们先回到武汉老家，看看老母亲和其他亲属故友，接着到 长沙和韶山，首次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离湖南后又去了广州，看 了看这个历史上的革命名城。返回北方时又绕道杭州和上海， 顺便欣赏一下久已闻名的“人间天堂”景色，并到上海进行出国 前的置办服装。

在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那时俞沛文同志在 上海任外事处长，他派了一个对上海情况很熟悉的同志带我们 到各家有名的公司，购置了服装和各种生活用品。

当我们回到北京时，使馆的组建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周秋野同志又以我国使馆代办的身份于四月十三日先期赴南，到贝尔格莱德做进一步的建馆工作。

当时，苏联与东欧各国已先后与南斯拉夫复交，苏南两国 关系正在迅速发展着。

在此以前已经当权的赫鲁晓夫写信给铁 托，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铁托则复信说， 不听空话，要看行动。为此赫鲁晓夫决定亲自去南斯拉夫访问， 加紧作弥合苏南关系的工作。

赫鲁晓夫定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 到南访问，已与南复交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都要参加机场的 迎接，我就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去南赴任，赶在赫鲁晓夫 到达以前的当天上午，在我国使馆周秋野参赞和孙清淮同志及 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即外交部长)科查 ·波波维奇、总统办 公厅秘书长、典礼局长等陪同下，向铁托总统呈递了国书。

我在 致颂词中首先代表我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铁托总统和南斯 拉夫人民表示敬意和祝愿，并表示将在自己的大使任期内，尽其 全力来发展中南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铁托总统在答词中说， 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国书，深信我的出使对发展和巩固中 南两国关系及国际合作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

出任我国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与铁托总统握手交谈。

事实上也是这 样，南斯拉夫是早就期待着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从我个人来 说，也确实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

没想到，几年以后又“风云突变”,我们的愿望一度落空了。

中南友谊如春潮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这不仅是苏南复交后第一次重要访问，在整个苏南关系史上，也是一个不同往常的行动。

过去苏共 惯于让别人上他们那儿去接受指示，这次却是苏联主要党政领 导人亲自到被他们骂了多少年的小国来，本身就带着“赎罪”和 赔礼道歉的意味。

我上午刚向铁托总统递交了国书，下午就在 各国使节的行列中，参加了机场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一下飞 机，就在他的机场讲话中，公开承认他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 “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

由 于当时他还没有公开批判斯大林，他把造成苏南关系恶化的责 任归罪于贝利亚等“帝国主义代理人”和“人民的敌人”身上，他 说“笼罩着阴影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赫鲁晓夫哇喇哇喇地 念着早已准备好的稿子，边讲边向铁托频送秋波，铁托却似乎无 动于衷地站在一边听着。等赫鲁晓夫讲完；他却不置一词，连照 例的欢迎词也没作，就邀赫鲁晓夫等人登车离机场而去，表现出 对苏联态度和赫鲁晓夫讲话并不在乎的高傲姿态，倒是赫鲁晓夫表现出一副讨好铁托的卑恭样子。

苏联代表团在访南期间，与南共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最后，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签署了苏南两国联合宜言(贝尔格 莱德宣言),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两国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建立正常关系，并在一切方面扩大合作。

在 宣言中关于两国外交政策的部分，共同表明了支持中国对台湾 的主权、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正确的立场。

六月三 日，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招待南斯拉夫领导人及 各国使节，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又观看了苏联去的一个艺术团 的演出，感受到苏南两国之间一股不咎既往、重修旧好的热烈气氛。

对于这次访问，我国党和政府是取支持和欢迎态度的，认为这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也说，苏南两国领 导人的这次会谈，“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次年二月，铁托又应邀访苏，与苏共重建党与党的关系，并签署 了苏南关系的《莫斯科宣言》。这一宣言与赫鲁晓夫等在南签订的《贝尔格莱德宣言》, 确定了处理苏南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们正是在这种友好气氛下，抱着团结的愿望，开始了在南 斯拉夫的工作。我到任后几天，苏联代表团正在那里时，铁托总 统又一次约见我并作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向 铁托总统赠送了礼品。

铁托对我这个大使还是很满意的，特别 是我在大使任期内当选为我党八届中央委员。他认为这反映了 我党中央对我的重视，也是对他们的重视。所以我到南以后，工 作比较顺利，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我赴任的同时，南 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 ·波波维奇也到达北京，拜会 了周总理，向毛主席呈递了国书，双方都对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和两国的独立自主及建设成就，表示了赞赏和祝愿。

在我国驻南使馆的筹建过程中，南斯拉夫政府给予了许多 帮助和方便，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条件很好的馆址，把原来由他们 高级干部住的一幢相当讲究的有着大理石柱子的三层楼洋房， 腾出来给我们作使馆的办公地点。

他们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去了 中国，就将他的房子空出来改作我们的大使官邸。波波维奇的 房子也是一幢小楼，房子虽不豪华，设备却很齐全，相当舒适实 用，并且我们的人也不多，就我们夫妇二人，加上司机和照顾我 们生活的同志。整个使馆连武官处、商务处等共约五十人，主要 成员除我和周秋野同志外，还有武官丁甘如、商务参赞李琢之、文化参赞卢耀武等同志。那时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很好，所以大家工作得也很愉快，内部团结协作也好，都兢兢业业地为发展中南关系而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我们出国之前，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解很少，国内也没有多 少可资参考的现成资料，主要靠我们到南斯拉夫以后通过实地 调查考察，来了解和研究他们党和国家的情况。

这也有个好处， 就是对他们没有什么成见。当然过去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对 我们也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要看看到 底真相如何。

南共的同志好像很了解我们的心情。南共中联部 长、曾经担任过少共国际书记的弗拉霍维奇，亲自向我们介绍南 共的、特别是与情报局冲突的详细情况。当他向我们讲到苏联 发动和组织对南斯拉夫政治上的围攻和军事、经济上的封锁，使 他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困难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说， 南斯拉夫被苏联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接受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的援助，不然真是别无出路。他说情报局的错误决议，反而激起 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团结一心，顶住压力，度过了难关。

我们听了 这些情况，也感到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引起了对南共和南斯拉 夫人民的同情和尊敬。我们后来了解到的事实确是如此，南斯 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是不符合事 实的。

我们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陆续写了一些报告发回国内。 据说这些报告很受称赞，认为反映的情况具体生动，材料也很丰 富，对于认识和了解南共，很有价值。国内鼓励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还准备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通报表扬。

中南建交以后，两国间的友谊往来，真如解冻后的春潮一样 川流不息，我国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体育的不同的代表团，来到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其中有以彭真为首的人大常委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以刘宁一为首的 工会代表团，以邓华为首的军事代表团，以廖鲁言为首的农业代 表团，以孔原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以严济慈为首的科技代表团， 以及其他许多的代表团和考察组，甚至还有聋哑协会代表团等 等，都接连不断地来到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也相应地派出了各 种性质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南斯拉夫的科罗民间歌舞团到我国 各地访问演出了两个多月，我国的艺术团带着杜近芳、张云溪的 京刷和《荷花舞》等歌舞节目，在南斯拉夫的建国十周年国庆活 动期间，也访问演出了两个来月。

这一期间双方共同签订了经 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协定，报纸上也连续不断地发表 了各个代表团来访的消息与中南两国政治活动和建设成就的报 道。

每个代表团的来往和活动，事先都要由大使馆作出计划安 排，重要的代表团来到以后，我都要出面接待和陪访。铁托等南 斯拉夫主要领导人接见我国代表团，观看我国的艺术演出和参 观展览时，我当然要陪同。

一九五七年一月，铁托接见彭真为团 长，李济深、章伯钩、胡子昂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 市人委代表团全体成员。接着又同彭真同志单独作了长时间的 交谈，都由我陪同会见。

我和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先后应邀访问 了南斯拉夫的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参观了他们的主 要工业基地、革命纪念地和名胜游览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等 南共领导人，还几次设家宴招待我和周秋野同志两家，进行不拘形式的交谈和友好往来。

除了正式的礼仪外，铁托总统也同我们有一些友好接触。他 爱好狩猎活动，每年都利用一个机会，邀请我和各国大使同他一起到多瑙河畔的猎场去打猎。这既是一种很好的体育运动，又是一种形式活泼的友好交往。那里平时是禁猎的，每年冬天才 开放，狩猎收获也是南斯拉夫的一宗出口物资，猎物还是不少 的。

狩猎中铁托总统邀请我在他的右侧同他一起打猎，这是一个 荣誉的位置。以前我没有打过猎，第一次打猎没有出成果，第二 次打猎就有收获了，打中一只狐狸和一只野鸡。

应铁托总统(左二、背影)邀请，在多瑙河畔猎场打猎。

打猎结束后举行 便餐和小联欢，铁托欢迎各国大使每人来一个小节目，许多人就 又唱歌又跳舞，真是活跃得很。轮到我时，我觉得跳舞唱歌都不 大合适， 一时兴起，来了一段京剧。其实我连唱词都记不全，所有 在场的人除了我自己外，谁也不懂我唱的是什么，但是大家还认 为我的节目别具一格，很有民族特色，因而受到了人们格外的欢 迎，我也算是顺利地过了关吧!

我还几次去过铁托常住的位于 亚得里亚海上的布里俄尼岛等名胜疗养地。那些岛上气候宜人， 风景优美，果树成荫，意趣盎然。

最特殊的是那里有一种泥土， 能治关节炎，据说铁托也因为有此病须做泥疗，才常去那里的。 那岛上除了高级别墅和宾馆之类，没有老百姓住，实际上是个禁 区，各种建筑和设施，都是为住在那里的高级领导人和外宾服务 的。我们到那里时，铁托还请我们参观他的酒窖，品尝他收藏的 名酒，据说能享受到这种友好待遇的人不是很多。

我参与的这 种种活动，到十年动乱中，都成了我“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可 怕罪状，不过我并不因此而后悔。我们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增进 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个人也获得了不少知识和经验，其收获和成绩还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