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认为，黄老之学盛行于汉武帝之前，宋代没有黄老道学的影子。这是一叶障目之见。

老子之学为春秋战国诸子所宗，这是世所公认的，战国时期创办的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尽管不排斥儒、法、墨、阴阳等诸家，但其教学主导却是黄老道学，黄老道学之称，就源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

该学宫办学150余年，直至秦灭六国，学宫停办。但稷下先生四下而散，比如吕不韦的门客就有很多稷下先生或学生。

学宫存续期间，大儒孟子就在此担任过稷下先生，他的许多作品与稷下学宫有关。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思想比孟子开放而激进，他与稷下学宫渊源更深，他15岁求学于此，学成后任职于此，并三次担任学宫祭酒。

浸淫黄老道家思想半生的荀子，若说不受道家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他的“天论”思想，与其说是儒家思想，不如说是道家思想更恰当。

认为宋代是理学一统天下，那只是想当然。真正把理学上升为“国学”地位的是元代。但在宋代，理学（道学）从一开始就备受打击，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将其列入“旧党”，而在北宋时期，儒学的主流正是王安石代表的新经学和司马光代表的新史学，理学只能作为少部分儒客的“私学”，处于民间甚至地下状态。

靖康之难，衣冠南渡，理学发展环境虽然略有改观，但依然得不到朝廷的认可，秦桧、胡安国等权臣喜欢王安石的新经学，胡安国曾上书说：必须师孔孟而绝二程。至韩侂胄当权时，理学几乎被连根拔起，理学书籍被废止。

宋代儒家认为理学有宗教神圣性质，是道德神学，与孔儒背道而驰，因此被打入“伪学”，甚至连科举考官都必须“自证”其“非伪学”才能任职。

后来，朱熹等利用书院传道，获得发展机会。然而，直到朱熹晚年，关于“道学”是否“伪学”的争论也没中断，朱熹去世时，还戴着“伪学”的大帽子，确有悲怆“殉道”的烈士意味。

但50年的传道和书院建设，使他桃李满天下，加上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大儒的深刻影响，以及吕祖谦、陆九渊等南宋大儒们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然而，理学真正走上国教地位，是在元代。1313年，元朝第四代皇帝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主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

就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的600年间，理学才真正的一统天下。

那么，两宋期间的学术只有儒学吗？600年的理学教化，似乎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黄老道家在此期间湮灭了。

果真如此吗？

北宋建立于五代十国的一片焦土之上。赵匡胤也想完成统一大业，无奈战争的失利，不得不让赵宋朝廷重新思考治国方略。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国家政治重心逐渐从对外转向内政，即如何实行“德政”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儒家文化，其儒道会通的开放程度，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引道入儒风潮，比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东汉时，大儒包咸就将其解释为“德者无为”，此后的经学名家何晏、皇侃等人皆持此说。

“注老”大家江澂认为老子的主旨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则无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

大儒邢昺“奉敕”修撰的《论语疏》，是作为国家意志发布的，最能反映赵宋朝廷的政治意向。

邢昺解释“为政以德”说：“无为而御民以德，则民共尊奉之而不违背，犹如众星之共尊北辰也”，“无为化清，则政善矣”，“以况人君为政以德，无为清静，亦众人共尊之也。”

他的注疏，反复强调“无为化清”、“无为清静”，“无为”思想居于儒经经义的核心地位，道家色彩十分明显，它向世人宣示了“无为”在北宋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宋太宗只是个开头。在历史上，追封老子最多，神格最高的正是宋代，唐代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时，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北宋的君臣，宋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徽宗、高宗都信奉黄老之术，他们在位期间任用的大臣，比如吕端、吕蒙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程大昌、韩侂胄等，也都是黄老道术的积极推动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南宋主战派以黄老派为主，而主和派大臣几乎都是道学（理学）信徒（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对参知政事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他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光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有多处记载太宗议“无为”之言，对于战争，他说：“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可见他的施政思想之一斑。

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是历代“注老”最多，质量较高的时期，除了帝王《御注道德经》之外，从宋初三先生的石介、胡瑗、孙复（尽管是出于“辟老”之目的），到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最后一位大儒林希逸，都对《道德经》深有研究。

江澂、王安石、吕惠卿、王雱、赵佶、苏辙等人的《老子》都成为“注老”名篇，他们将“无为”思想贯穿于《道德经》全篇。以“谷神不死”章中的“用之不勤”为例，当代人通常理解为“用之不尽”，丝毫不顾及老子核心思想“无为”。

宋代学者则不然，比如王安石注曰：圣人用其道，未尝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苏辙：终日用之而不劳矣；吕慧卿说：何勤之有哉？林希逸注曰：不劳而已。

辟老最坚决，但同时维护老子的朱熹，不仅将“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视为“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他甚至赞成老子对“仁义礼”的批评。

当学生郭德元问：“老子云：‘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又却问礼于他，不知何故？”

朱熹回答说：“他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无为不将为事，“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

他赞成老子的“无为”思想：杨朱之学便是老氏之学，“人如何不爱？”“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曹参只得老子皮肤，王导、谢安何曾得老子妙处（《朱子语类·125编》）？”

南宋最后一位大儒林希逸，赞成胡安国对老子“老氏五千言，如我无事、我好静、我有三宝皆至论也”的评价，并认为无为不是不为，故“不可与儒书同”，“老子所谓无为而自化，不争而善胜，皆不畔于吾书”，“无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自然而然也”。

所以，宋代理学在朱熹在世时还处在“真伪莫辨”时期，直到元代，才真正成为“国学”。而黄老之学承大唐遗风，在宋代依然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