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道德经解》自序中说：1079年，兄弟俩因为“元佑党争”，双双被贬海南，此次相逢，谈到平生所学。

“子瞻谓余：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唯解老子差若不及。余至海康，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

他将修改好的《老子解》寄给苏轼，后见侄子苏迈文集中提到苏轼说起此事：“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

苏轼大意是说：如果战国有苏子由的《老子解》，就没有商鞅和韩非什么事了；如果西汉初年有此书，老子与孔子就不会分家了。如果晋宋年间有此书，老子与佛陀早就合流了。想不到啊，子瞻竟能写出如此好的著作。

苏辙写道：后来他在许昌居住的十年间，“于此书复多所删改”，不断地修订完善。因为，圣人的学说，哪能一读就能了解的。所以，每每有所心得，总要推翻前说。

从苏氏兄弟的交流中，不难看出，苏氏兄弟的“解老”，乃是建立在儒道释三教合流基础上的，这也不是苏氏兄弟的选择，而是时代如此，学风如此。

北宋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确立了“无为+德治”的“应边”策略，主要是指慎征伐和不树威，专注内政，爱惜民力，赵普“复相”之后就提出“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的治国方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八.

吕蒙正、吕端等人拜相制依然称“致于无为”，“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宋大诏令集》卷第五十一)。

邢昺奉敕修撰《论语疏》，其对“为政以德”章之“德”，疏解为：“德者无为。”

同时，两宋学者光复儒学运动也如火如荼，理学家几乎全是道家、佛教的研究专家。而“老子注”也是历代最多的时代。

苏辙在另一篇“序”中提到“余年四十有二，谪居筠州”，与道全和尚论道一事，道全和尚叹服说：“吾初不知也，今而后始知儒佛一法也。”

后来他“解老子，每出一章，辄以示全”，每写出一章的注解都与道全和尚讨论，“全辄叹曰：皆佛说也。”

由此可见，苏辙的解老意趣在于“贯通三教”，所以南宋学者称“其多与佛书合”。

他说：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巧胜物者也，于是驰聘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苏辙承认“绝圣弃智”的思想“深度”，但他却认识：世人误解了老子。他认为老子说的是：没有圣明、智识是无法了解道的，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怎么会不以道来处理社会事务呢？

但是世人看不到圣智的根本，只能看到圣智的肤浅表现，以为机巧能够驾驭局势，于是只会在道的末流来回折腾，如此带来的民之害多也。所以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苏辙此解堪称“硬伤”，他不愿意承认老子“绝圣弃智”的果决，哪里还分为“圣智”的“本与末”？

他解释“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说：仁爱者不会遗弃亲人，正义者不会背叛君主。但是，仁义衰颓之时，就会“窃仁义之名”以谋利，于是“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而此等仁义，只是“仁义之迹”。而老子要绝弃的正是此“迹”。

他说，仁义并非盗贼专有，但盗贼离开仁义也是行不通的。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也。

老子旗帜鲜明的“三绝三弃”到了苏辙这里，全被儒家思想所稀释，他对这一章总结说：“此则圣智之大，仁义之至，巧利之极也。”

二圣的侧重不同：孔子重“器”，老子重“道”。苏辙对于“道”与“器”的解释别具一格，他说：“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苏辙解释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为什么老子要绝弃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的主张呢？是因为他们着力点不同。

《易经》有“道”“器”之说。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深远，所以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器”，而隐藏了“道”，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弄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而中等层次以上的人自然应当追求最高的“道”。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老子认为治学的人执着于具体的、表面的知识，就没法体会大道。所以主张绝弃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

“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可以言说的东西只是跟“道”相似，却不是道本身。通达的人可以凭借“相似”而识道，而普通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

苏辙下了一个影响至今的结论：所以后来尊奉老子之言的，有祸乱天下的。而学孔子的人通常不会有大的过错。

何以故哉？“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就是说读老子入道的人不少，而孔子“以器而晦道”，来求道的人苦于无从入手。

按照苏辙的说法，得道反而会有祸乱天下的风险，这个结论是否有依据呢？

他总结说：“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老子孔子各有侧重，重视了这一面，就难免忽视了那一面。

苏辙的《道德经解》虽不像其兄苏轼所称“不意老年见此奇特”，但其“老子注”在历史上也堪称一时独步，正如南宋最后一位大儒林希逸所说：“前后注解虽多，往往皆病于此（道家过誉，而吾儒又指以异端）。独颖滨（苏辙晚年号颍滨遗老）起而明之，可谓得其近似。”

林希逸的评价是公允的，苏辙浸淫《老子》半生，“得其近似”之评，实为得当，只是“文义语脉未能尽通，其间窒碍亦不少。”

林希逸所说的“窒碍”，大概是苏辙以调和“三教”为宗，每遇老子否定圣智、仁义之处，必迂曲解读，以致原义大失。

比如苏辙解“绝仁弃义”，他认为老子要绝弃的是“仁义之迹”，而不是仁义本身。

而林希逸则基本遵循老子原意说：“仁义之名出，而后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别之论，不若绝而去之，与道相忘，则人皆归于孝慈之中，而无所分别也。”

再如，苏辙解释“绝学无忧”说：“圣人未尝不学，而以道为主，不学而不少，多学而不乱，廓然无忧，而安用绝学耶？”

这个解释就有点“窒碍”了：老子要“绝学”，绝的是刑政礼乐之学，所以苏辙不赞成，于是调和成学不学都不影响为道，故认为不必绝学。

林希逸则解释为：圣之所谓学，“众人之所不学者……此等字义不可与儒书同，论学则离道矣。”

除了注疏中掺杂儒家思想以及佛家教义之外，整体解读应为两宋老子注的压卷之作，远超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熹等两宋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