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经过艰苦战争终于平定了西域，这是第三次有中原统一帝国到达西域地区，而距离清朝最近的一次还得追溯到大唐帝国。

贞观十四年（640），李世民令吏部尚书侯君集发起交河道行军，进攻不臣的高昌国（今吐鲁番），灭掉高昌后以其地置西州，以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村附近）置安西都护府并留兵镇守，这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开端。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大唐安西四镇唐军不得不内调平叛，唐朝在西域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宝应元年（762）伊州陷于吐蕃，贞元二年（786）沙州陷落，贞元六年(790)于阗镇、庭州被吐蕃攻陷，贞元七年(791年)西州为吐蕃占领，九世纪初龟兹陷落...

从此西域再不复为中原帝国所有。

龟兹陷落标志着着中原势力彻底退出西域，而下次中原帝国现身西域还要等一千年-图自大唐漠北最后一次转账

如果从唐灭高昌算起，大唐在西域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后人没想到的是，等下一次有中原帝国的势力延伸到这里，还要再等十个世纪！

一、

唐朝退出西域和清朝重新控制西域相隔了一千年，一千年里，中原地区风云变幻，但再没有中原帝国能够到达这里，由此更能知道唐帝国经营西域的不易。

大唐对西域地区，主要是天山以南地区的经营大概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太宗、高宗时期以间接手段为主，武则天时期有一段低潮，武则天中后期进入驻军为主阶段。

唐太宗到唐高宗后期，大唐在西域的经营没有直接深入当地，而是以河西走廊西部出口处的伊州、西州和庭州为基地，以册封的西域各势力首领为骨干，以唐军为惩戒力量，构成了一种大范围的羁縻统治体系。

这套体系的构成，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唐帝国内部保守力量认为大唐新建、百废待兴，阻止唐帝国花费太多精力介入西域局势。

比如灭亡高昌之后，李世民想在高昌旧地设置郡县，但魏征、褚遂良等人认为这是滥用民力、益枝弱干，多次上书阻止。

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此时大唐帝国的军事体系还处在以府兵制为基础的行军制度下，地方反叛了才会让各地折冲府府兵集结出征，战争结束了府兵解甲归田。

所以，事实上此时的大唐没办法在非汉地建立太大的军事据点加以镇守。但由于唐军威慑力很大，出事了之后平叛效果特别好，所以西域地区看似没有太多唐军，但却依然被唐帝国牢牢掌握。

大唐初期军事力量以府兵为主，唐帝国承担的花费较少，但因为军将素质很高，所以战斗力维持的很好

这种经营模式成本很低，大唐帝国花费较少资源就实现了对陇右、关中等帝国核心区域的拱卫。但这套模式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在面对一个颇有实力的对手时太吃力。

龙朔三年（662），西突厥余众叛乱，时任安西大都护的苏海政发起䫻（yu）海道行军进行讨伐，这一战本身并不太重要，但这一战中发生的两件事却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这一次作战之前，唐高宗命投降唐朝的西突厥王族阿史那弥射（兴昔亡可汗）和阿史那步真（继往绝可汗）协助苏海政。

结果两位可汗不和，步真向苏海政诬陷弥射谋反，苏海政则因为手下嫡系军队只有数千，承受不了阿史那弥射叛变的后果，便先下手为强杀掉了阿史那弥射。

阿史那弥射当然是被误杀的，但苏海政做出此决定我们多少能理解，身处千里之外的大漠，周围全是异族，而身边只有数千嫡系，情况确实比较危急，而这也是唐代行军制度下西域驻军少的鲜活体现。

还有一点更加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苏海政在经过疏勒以南地区时，遇到了吐蕃人。

原来，突厥弓月部为了对抗大唐，从南方青藏高原引来了大批吐蕃军队，这也成为“域外势力”吐蕃大规模介入西域局势的开始。

这一次遭遇战中，苏海政担心属下军队征战疲惫，所以用军中物资贿赂吐蕃人，避免了双方的战斗，但苏海政的这次䫻海道行军带给了我们两点深刻的启示:

一是大唐在西域军队太少；

第二则是，吐蕃人要来了。

二、

严格来讲，吐蕃人和突厥人不同，反而和后来的契丹人、女真人有些像，那就是他们绝非单纯的游牧民族，他们是组织强度非常高的农耕+游牧政权，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吐蕃帝国是个农耕与游牧混合的势力，政权组织强度很高，典型特征就是吐蕃拥有颇具威胁的重甲步兵

此时，因为唐高宗李治统治进入后期，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加紧了夺权行动，所以大唐内部上层有一定波动。

这对大唐的军事实力有不良影响，程务挺、王方翼等壮年名将卷入政治斗争被杀或被流放，刘仁轨、裴行俭等宿将又相继去世。

加上以府兵制度为基础的行军制，正在向以募兵制度为基础的镇兵制过渡，所以吐蕃人冲下青藏高原给大唐带来了很大压力。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军进攻西域，连克十几城，又和于阗攻陷龟兹拨换城（今阿克苏），不仅如此，咸亨二年（671）在大非川、仪凤三年（678）在青海，薛仁贵和李敬玄接连被吐蕃人击败。

在这种情况下，咸亨元年（670）、垂拱二年（686）唐军两次失去安西四镇，大唐在西域的经营陷入了动荡。

西域和河西走廊对大唐的核心，也就是关中地区有重要影响，更危险的是，吐蕃崛起后不断联络西域的各方势力，有南北联合折断大唐西域左翼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坐不住了。

武则天虽然是女皇，但她的政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在垂拱二年丢失安西四镇之后，武则天随即就让当时称得上还有沙场经验的宰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出兵讨伐吐蕃，希望收复西域。

结果永昌元年（689），韦待价在弓月附近的寅识迦河被吐蕃击败，韦待价被除名流放，一起出征的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被杀。

但武则天并没有放弃，她的坚持也获得了回报。

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命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兵发西域。这次，王孝杰趁着吐蕃内部局势变化，击败了吐蕃军队，带领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大唐的战旗也再一次迎着西域的风在龟兹城头飞扬！

这次收复四镇之后，王孝杰上书武则天，希望改变过去唐军在西域驻军太少的局面，安排一定数量的汉军长时间轮换，实现驻地镇守。

这个时候，距离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下令召募自愿长住镇戍的“长征健儿”还有四十多年，但唐帝国已经有了一定长期驻军经验。

比如，许多理论上四年就要轮换回家的西域府兵大大超期服役，有府兵之名，行募兵之实，所以武则天同意了王孝杰的上书，征召了三万汉军驻守西域，开启了大规模在西域驻兵的时代。

从此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军一直牢牢控制着天山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这就是大唐经营西域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大规模驻军的镇兵时代。

三、

唐帝国改变第一阶段以投降大唐的各羁縻势力为主的间接经营模式，其中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动力。

外部压力主要就是吐蕃崛起之后，西域的局势开始迅速恶化，大唐必须要避免吐蕃人和草原上的突厥人、其他游牧民族联手。

安西四镇横亘在青藏高原和中亚北部草原之间，阻止吐蕃人和天山以北草原游牧民族联手是四镇重要任务

内部来讲，经过武则天时期的沉淀，继位的玄宗皇帝李隆基野心勃勃，帝国实力也蒸蒸日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外向性格。

加上此时新的募兵制下节度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大唐帝国在西域推出镇兵经营模式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大唐帝国在西域的第二阶段经营体系不是简单派军驻守，而是包括了军事力量、民政系统、屯田等后勤系统在内的一个复合治理体系。

这是大唐能在西域牢牢统治近一个甲子，并在安史之乱后还能坚持四五十年的基础。

首先从军事力量来讲，唐帝国构建的是一套“嫡系唐军+仆从军”的模式。

按照史书记载，唐玄宗时期安西大都护府直接控制的唐军有2.4万人，这部分军队有一些驻扎在安西大都护府的驻地，也就是龟兹国首都伊罗卢城（今库车县皮朗古城）

此外安西四镇每镇约有5000唐军:龟兹镇唐军驻扎拔换, 焉耆镇唐军驻扎博格达沁古城, 于阗镇唐军驻扎于阗城东 (今洛浦县阿克斯比尔古城) , 疏勒镇唐军驻扎托卜沁古城（今阿西克阗干）。

根据学者研究，在737年之前，安西大都护府直属唐军主要还是由几年换防一次的府兵担任，之后府兵制逐渐崩溃，在唐玄宗彻底废除府兵制之前，安西唐军就已经换成了募兵。

安西唐军是大唐在西域军事体系的核心，但唐帝国西域军事体系还包括了羁縻都督军和小国地方军两部分辅助力量。

赵剑锋在《西汉与唐时期西域兵防的对比分析》中曾提到，羁縻都督府军队是唐朝设立的少数民族羁縻单位的军队，小国地方军则是唐军实际控制地区的农耕小国军队，比如于阗国，这里既有唐军驻扎，也有一些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

这套“唐军+仆从军”构成的军事体系是唐帝国控制西域最核心的力量，在安史之乱之前有力震慑了南边的吐蕃人、北方的西突厥以及其他野心勃勃的游牧部落。

高仙芝发起的小勃律之战在国外颇有知名度，高仙芝也因这一战被誉为山地战之王，这一战也有西域小国参与

比如在著名的征讨小勃律之战中，除了高仙芝从安西大都护府带出来的一万多军队，到达青藏高原边缘时，护密国、识匿国等小国军队也加入了远征军。

其次从民政系统来讲，安西四镇完成了“以唐制为主体、结合西域民族特色的”治理模式。

都护府是从汉代就开始使用的一种治理机构，唐代沿用，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在交河城，后来随着大唐在西域势力的拓展，又设置到了龟兹（今天新疆库车）。

唐代在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治理体系以安西都护府（有时会升格为大都护府）为核心，下辖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有多个蕃州, 每个州由若干城邑组成, 城内有坊, 城外有乡、村，类似于中原地区的州县制。

这套治理体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胡汉融合”，灵活且富有弹性。

比如，安西（大）都护府下设的龟兹都督府、于阗都督府等一般委任龟兹国、于阗国的国王担任，因为以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大唐没有能力完全接管广阔的西域。

但为了更好的经营西域，唐帝国在都督府内的各级治理机构中任命了大量汉人，作为具体行政业务的负责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营思路。

吐鲁番曾经出土过一份《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上面记载有一户人家全家“外任”，也就是在外地做官，那他们在哪里做官呢？就是龟兹。

文书上复原的文字显示，“户刘虔感年卌九安西户曹”, 意思是说西州的这户户主刘虔感四十六岁，在安西（龟兹都督府）担任户曹。

西州非常靠近河西走廊，这里有大量汉人，所以唐朝设置西州后在这里直接推行了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这个刘虔感基本上百分百是汉人。

而户曹是唐代地方治理机构中很重要的一个官职，唐初要掌户口、籍帐、婚姻、道路、田宅、过所、杂徭、六畜等事务。

西州靠近西域，居民应该最为熟悉西域情势，唐帝国是否有意安排了西州的汉人到安西四镇担任各级官职我们暂时没法确认。

但这一事实却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在以当地王族为都督的龟兹、于阗等都督府中，有很大比例的职务都是由汉人担任的。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当地王族垂拱而治、内地来的汉人官吏负责一些具体业务的胡汉融合治理模式。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在安西都护府最基层有些村叫做“南萨波村”、“西萨波村”。萨波很明显是胡语的音译，但以东南西北明确方位又有很明显的中原特色。

这样灵活的治理模式下既没有对当地人赶尽杀绝，又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大唐在当地的统治稳定，生动体现了大唐在西域地区灵活有效的治理体系，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甚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最后则是安西地区的后勤系统，安西军马人员的后勤并非全部由中原供给，而是以屯田、和籴等多种方式来供给。

唐代在西域的屯田开始的很早，大概在七世纪中叶唐军进驻龟兹等地之后就开始了。

屯田开展的早，一方面是为了省去从内地运粮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军主要经营天山以南地区，这里的绿洲国家本身也有比较好的农业基础。

那我们好奇的就是，唐帝国在西域的屯田是否能够满足唐军需要，这直接关系到唐帝国经营西域的可持续性。

大唐在西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这为当地驻军提供了很重要的粮食供给

按照《唐六典》记载，唐帝国在西域的屯田有五十二屯，包括“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

屯在唐代是一个面积单位，按照开元年间的规定，以50顷为一屯，则整个安西四镇有34屯，合计1720顷、17.2万亩。

近代学者对唐代亩产研究表明，唐前后期全国平均亩产量通常不少于一石，折今一市亩一百来斤或略多一些（胡戟），那西域一年屯田收成有17.2万石。

而唐代士卒吃多少呢？《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记载，唐代屯丁、士卒均“日给（支）米二升”。按照唐代开元年间安西大都护府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计算，安西四镇兵卒一年消耗17.52万石左右。

所以账面上，安西四镇镇兵年消耗恰好和屯田收成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讲，唐帝国在当地的屯田面积或许并非是随意设置的，而是根据驻军所需计算过的。

不过，这个计算没有考虑到灾年荒年、日常损耗、兵卒家属等其他人员支用等意外情况，所以并不能完全覆盖安西四镇所需。

为此，唐帝国还采取了其他方法补充四镇所需，其中最主要的是和籴。

“和籴”是从北魏到明清封建朝廷一直在用的一项政策，指的是官府强制以一定价格收购民间粮食，用于政府支用。

唐代西北地区发展和籴非常的广泛，唐玄宗时期牛仙客以边荒武将身份跻身长安，很大原因就是他在西北地区推行和籴等足食强兵政策，获得了唐玄宗的赏识。

西域地区执行和籴政策筹措军粮的力度很大，在天宝八年 (749) 的时候， 唐朝和籴总量约为一百一十三万石, 而龟兹等地和籴就达到了三十七万石。

这个数量甚至达到了安西地区屯田的收成的一倍以上，当然这个只是一年的数额，不具备普遍性，但和籴补充安西四镇所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和籴购买粮食的来源，应该主要还是在河西以及四镇当地，这样能够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不过用于购买粮食的布帛依然要从中原运送。

这样，通过屯田和和籴，安西四镇应该能够解决粮食问题。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供给的稳定是唐帝国第二阶段稳定控制西域的重要基础。

其实，唐帝国治下的西域社会稳定，因而丝绸之路畅通、经贸也得到了巨大发展，这也为唐军驻地提供了保障，以至于玄宗开元七年 (719) 下诏:安西四镇征收其境内商人赋税, 并为各镇所用，足见当年安西地区商贸的发达。

正如刘国志、陈国灿等先生的说的:

安西都护府在龟兹推行的大规模屯田, 重视对当地河渠水堰的管理, 馆驿交通的建设, 以及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 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安西都护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龟兹地区各民族混居杂处, 平等交往, 互通有无, 不仅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一千四百多年前大唐在西域地区的经营是生动有效的，是先进科学的，也是和谐文明的，大唐帝国在西域带来了新的秩序，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大唐在西域的统治带来了比较长时间的稳定

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这种生机勃勃的社会状态或许能够持续很久。

但可以历史没法假设，今天的我们，也只能从新疆和中亚黄沙中无数的遗迹遗物中，去想象怀念那个辉煌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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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黄金岛的读者历史知识都很丰富，上一篇文章有不少读者在评论中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思考，我也借机会分享几条给大家。

1.兵者水也老兄

兵者水也老兄提到了唐军善战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唐人尚武的风气，而且原因也很中肯。经过残酷的魏晋南北朝大乱世，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进华夏文明，这对于丰富华夏文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人文人也喜欢配刀剑、骑大马，女人也喜欢穿胡装、行男子事，都是这一点的重要表现，这对我们今天依然很有指导意义。另外老兄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哦！

2.日服地一男枪老兄

男枪老兄补充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没有展开的重要一点，那就是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军事装备的一个大总结大发扬时期，南北朝时期的灌钢法出现，让我们的祖先能够打造出兼具韧性和强度的兵器，完善的组织体系让我们的祖先能够批量化制造武器装备。槊在唐代是骑步兵的制式装备，书上有记载在一丈八左右，另外老兄没提到的陌刀能够大量装备唐军，使唐军步兵也具有对骑兵的较好攻击能力，也是得益于唐代充沛的铁产量。

3.上进的怀揣梦想的坦坦老兄

坦坦老兄再一次把铁血强宋拉了出来[捂脸]我个人其实对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没有突出的意见，不过中国古代中后期进入一个保守型封建王朝确实是正确的，坦坦老兄提到的唐朝皇帝打马球确实是一个新奇的角度，而且也没毛病，毕竟唐僖宗时候还有马球定三川嘛！

最后再次希望大家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黄金岛随时欢迎大家来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