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哪些有趣的墓志铭？**首发2024-03-22 07:04·三近居士 众所周知，墓志铭是活着的人纪念逝者的一种方式，墓志铭是对逝者一生的总结，浓缩为一份历史档案的个人简历。墓志铭承担着纪念式的现实功用，好的墓志铭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墓志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延续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是是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从材料上说，早期是“砖、瓦、石并用”，后来逐渐形成了石刻墓志；从文体上说，墓志铭由简入繁，由随意写刻变成了有固定格式；从名称上看，由早期的墓记、柩铭等名目统一为墓志铭。 墓志铭以唐代最为繁盛，唐代是墓志铭发展的巅峰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繁荣，另一方面是有了前代文学的积淀，使得墓志铭的创作达到鼎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被后世所借鉴。如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古文观止》中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 南朝梁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东汉时，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133年-192年)《铭论》曰：“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即指出时人于立碑作志的重视。 宋以降，作为官府与士绅密切合作产物的地方志，收录了更多地方名人传记，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更是无与伦比。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但是，不是谁都有资格写和有能力写好墓志铭的。孙觌作为被遇三朝的词臣和两宋脍炙人口的“四六骈文”大家，一生结交众多人物，曾为许多故友与亲朋写过墓志铭，或有感而发，或受人委托撰写。委托人都以孙觌能为其所托人写墓志铭而荣耀。孙觌《鸿庆居士集》中收录墓志墓表及行状十卷，共五十三篇。这些篇目对大宋朝许多人物生平有着详细记载，常被史学家引用。 岳飞之孙岳珂所着《桯史》卷六中评论道：“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独《武功大夫李公碑》，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 中国人从来讲究立德、立言、立行，人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的，以期望人死留名。而墓志铭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显哀荣，尽礼俗，源远流长，与人的生命结合极为紧密。 人谢世，为其树碑立传是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习惯作法。孙觌寿终正寝，正是盖棺定论，树碑立传时。孙觌门生李祖尧--孙觌《内简尺牍》编纂者请来南宋一代鸿儒、孙觌忘年之交的故友、官拜左丞相的周必大为其写墓志铭，作《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晋陵孙公墓志铭》。 周必大（1126—1204），南宋名臣，自号平园老叟。有文名，工文词，为南宋中期文坛盟主。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家多有交往。光宗时，封益国公。着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另据周必大《平园集》记载：“周平园（即周必大，自号平园老叟）序略曰：“公（孙觌）轶群迈往，赋才独异。而复天假之年，磨淬锻炼，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隽语，少而成，壮而盈，晚而愈精。靖康时为执法词臣，其章疏、制诰、表奏，往往如陆敬舆，明辩骏发，每一篇出，世争传诵。耄年为论譔次对，亲为谢表启，各出新意，用事属词，少壮所不逮。” 《平园集》还记载：“孙觌，字仲益，晋陵人，尝提举鸿庆宫，故自号鸿庆居士，五岁即为东坡所器，登政和中进士第。靖康中，为词臣，历吏户长，贰连守大邦绍兴，后斥居象郡，归隐太湖二十馀年。”见钦定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类书集成》周丞相后来还为孙觌《鸿庆居士集》作序，时年宁宗庆元五年十一月（公元1199年）。那时孙觌已经去世三十年，周必大比孙觌小45岁，算是晚辈。 另外，还有另一位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的汪应辰（1119- 1176）也为孙觌《鸿庆公家传》作序。汪应辰，南宋官吏、散文家。他有《文定集》留世。汪的《鸿庆公家传》序，虽然仅仅600余字，确是对孙觌一生的简明概要。选取精简公正，它不仅说孙觌的德才，跟从刘逵大无畏地请毁党人碑，带头弹劾蔡京，为苏东坡恢复名誉。被秦桧无中生有贪贿之诬陷，贬居象郡（今广西来宾）。 他还说了孙觌的囧屈，“靖康间文字”便是指孙觌代草降表。靖康耻，极大改变了孙觌的内心。“靖康之际多故矣”，也是为孙觌不甚惋叹。汪应辰笔下的孙觌更忠实于历史现实，公正客观。加上周必大为孙觌着《鸿庆居士集》作的序，从少年孙觌与众不同，到壮年孙觌大起大落，再到晚年孙觌的坚持至善终，对孙觌一生作了完整客观公正的评价。 善写墓志铭，脍炙人口，孙觌可不是浪得虚名，对除了“官籍”的孙觌来说，这也是养家糊口的途径之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也有赖账的，落官的孙觌就遇到了并且被记录下来。“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这个酬劳可不低啊！孙觌受邀写墓志铭，美化了这个主簿的死去的父亲。可惜原文已失，只知“仲益忻然落笔，且溢美之。” 可是，没想到，碑文拟好了，也刻好了，主簿却反悔了。他只给了他一些纸币，香，茶叶之类的东西，然后还写了一封信来感谢孙觌。孙觌当时经济拮据，正处于落官不得志的时期，面对朝廷官员，那怕是个县主薄的小小芝麻官的反悔赖账，也是无可奈何。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 这封信的意思，虽然文词工整，但讽刺之意浓厚。先讽刺主簿没有钱，竟然许诺人家用五斗米和千匹绢来请人写碑文。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有详细记载可想而知，曾贵为尚书、翰林学士的大文豪孙觌，那时竟也为“五斗米折腰”，世态炎凉啊。可见无钱压倒英雄汉啦。 由孙觌写墓志铭引出这个故事，让我们来考量一下孙觌所写墓志铭的文史意义及其优劣。这很必要。孙觌作为被遇四朝的文臣，一生结交众多人物，或有感而发，或受人委托撰写墓志。《鸿庆居士集》中的墓志数量很多，记录并保存下了南北宋之际大量的鲜活人物与历史事件与经过。 正是因为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珍贵的近乎第一手资料， 才能被多种史书引用，这确切地说明孙觌的墓志具有很大的文史文献价值。《鸿庆居士集》中收录墓志与行状十卷，共五十三篇。这些篇目对本朝许多人物生平有着详细记载，这无疑对文史古籍起着旁征博引、拾遗补缺的作用。研究宋史必备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多处对孙觌墓志进行征引就是最好的佐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明确记载引用孙觌墓志来记录人物生平的有二十多人：他们是章綡、谭稹、韩世忠、陈豫、郗渐、李谟、孙杞、汪藻、汪思温、吕颐浩、王冈、童贯、李承励、柳瑊、蒋璨、万俟卨、仲通、刘氏、林大声、王珪、杨炜等。这么多人啊，这对保留那时史料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呀。 孙觌墓志铭记人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为其特点。通过对比《鸿庆居士集》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同一人物事件的描写，可更为直观地了解两者的写作特色。如孙觌在《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中言：“御营统制官王亦者，驻兵建康，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公觇知之，驰告守帅，弗听。公饬兵将官，率所部团民伍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起，诸军噪而出，所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守帅，则缒城宵遁矣。” 此段记录了李谟在求助无援的情况下，凭己之力成功抚平王亦叛军一事。文中将正面与侧面描写手法相结合，既以“饬”“率”“伏”等一系列动词塑造了一位有胆有谋的直士形象，又以此反衬出某些宋朝守官的胆小不作为。对于李谟平叛军一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亦载：“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 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母邱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其后绛、允恭皆抵罪。谟，无锡人。允恭，贵池人也。” 此据孙觌撰李谟墓志……从《鸿庆居士集》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书的记载来看，前者作为李谟墓志， 重李氏个人形象的塑造；后者作为史料，注重事件发生的人物、时间、地点，因而陈述更为平直与详实。后世史学家也注意到了孙觌撰写墓志的文献价值。 如钱大昕《诸史拾遗》中载：汪藻。寻知徽州，逾年徙宣州。按孙觌撰《墓志》云：“绍兴十一年知泉州，移知宣州，阅月改镇江府。其在泉日，闍婆国王附送龙脑数百两为公寿，公却之。或曰：‘异国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乃饬送公帑，一铢不取。其在镇江，岁输上供米不足数，转运使计仓粟之存者尚负数万，尽扃钥而去，军食不继，官吏忧窘。公命破鐍给之，贻书使者曰： ‘官军张颐待哺，米在廪中，而不予之食。群黥饥饿无聊，虽锢南山，犹有隙也。辄以便宜开发，老守重得罪，不敢辞。’”这两件事情，史俱失书。 正史中所载汪藻事迹有疏遗，钱大昕考《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铭》后，发现孙觌墓志记载详细，可以对正史起补阙拾遗的功用。以《宋史》为例，该书卷三百一十二《陈升之传》称陈升之为“建州建阳人”；孙觌为陈升之侄子陈豫所作神道碑则称陈氏为“建安大族”（建阳古属建安郡），也未有“义门陈氏”之述，据此基本可以确定，所谓陈升之出自“义门陈氏”之说，实乃家谱编纂者攀附名门之作伪，史志及陈升之族人的墓志铭、神道碑俱可为证。 家谱编纂者只知道“义门陈氏”名气之大，刻意攀附，殊不知“建阳陈氏”也是当时名门望族之一，据孙觌所作陈豫神道碑，自陈升之官拜丞相开始，建阳陈氏兴旺一时，历经五朝一百多年，前后在朝为官者络绎不绝。除正史对孙觌所撰墓志多加引用，地方志中对孙觌墓志也多有参考。如《同治苏州府志》中言： 《乾隆志》曰：“孙觌《章綡墓志》，《中吴纪闻》皆云：‘章氏本建安郇公之后裔，后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家州北，两地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则章氏之徙吴，凿凿可据，乃《东都事略》及《宋史》但言浦城人。盖旧史之疏脱多矣。《东都事略》与《宋史》将章綡祖籍误写为“蒲城人”，《同治苏州府志》考之《宋故左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章公墓志铭》后认为，章綡当为建安人。 可见，孙觌墓志铭对于史书撰写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陈振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中对于孙觌墓志铭的大量引用，以及史学家对于孙觌墓志文献价值的肯定。另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都收录了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八、九的表状和卷二四-二十六的外制，作史料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