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觌的《和州谢上表》最终感动了软弱多变的钦宗皇帝，他相信还是自己贴身的近臣忠诚可靠，不过数月，钦宗皇帝“呼风唤雨”地下诏，孙觌便蒙恩自和州召还京都汴梁。有机会重回朝廷中枢。
苏轼有苏辙捞他，孙觌有回心转意皇帝的提携，他的表忠有了很好的结局，这次返回，使其不降反升，荣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啥官？就是皇帝大秘啊，这个中书舍人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位，任起草诏令之职，掌传宣诏命，参与机密，权力日重。
确切地说，孙觌仕途中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词臣。现在话说就是“笔杆子”，这一官职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优雅地使用制诏文体，发布诏书等文，其水平不容小觑。因此，作为“四六骈文”大家的孙觌当之无愧。
孙觌恩师东坡先生在元祐年间担任翰苑词臣,留下了《内制》十卷和《外制》三卷的丰富成果。这是苏轼突破宋四六中过于泛化的框框,深入到外制的核心内涵。
孙觌作为词科出身、出入翰苑之中的词臣，其对于王言有种近乎执着的捍卫精神。这既与其长期接受的写作训练有关，也源于他的词臣使命感。孙觌强调词臣作“王言之制”的职责，他认为“代言者道圣心难喻之情于四方万里之远，使人人晓然知吾君徳意之所在”， 即在说明词臣“代王言”、作四六制诰的目的，就是便于宣读。
有鉴于此，孙觌被视为同是大词臣苏轼最好的继承人。也是由此专长，孙觌得以进入钦宗朝的核心圈子。孙觌的仕途为何能在一夕之间获得如此变化？为何能在绝望之际获得这么好的运气？这不正应验了陆游《游山西村》诗中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幺？
作为词臣的孙觌，接手中书舍人之后，作了一系列外制，例如《晁公迈开封府尹曹掾》说到晁氏，那得多添加几句，晁氏一族为北宋名门望族，文学世家。晁迥（951-1034），字明远。晁佺之子，晁说之高祖。其子晁宗悫举为进士，晁迥的五个曾孙辈（晁端友、晁端彦、晁端禀、晁端礼、晁端申），都为进士，当时人都赞叹不已。
且晁家的族中人，也有许多为进士的，又或者以文才出名的，或在当官的，那时人们夸张说：“晁半朝”，就形容朝廷中似乎一半是晁家人。晁补之（1053-1110），端友之子。元丰二年进士，元佑初为大学正，后以礼部郎中出知和中府，自号归来子。善做文章，才气飘逸，好学且不知疲倦，擅长于书画，他的字体深得当时的人的好评。与秦观、黄庭坚、张来等人称为苏门四学士，为苏轼所称道。大观四年逝世，终年57岁。
作为东坡先生文脉的共同的传承者，晁补之有诗曾提到孙觌诗文，晁补之作于其贬谪回乡后居于东山归去来园"时的《摸鱼儿·东皋寓居》对孙觌赞美有加，云：“又引孙仲益语：轩冕之荣，造物于人，不甚爱惜。而一丘一壑，未曾轻从于人，言之有味”。
更有趣的是与孙觌有关的人还都与晁氏有联姻关系，宰相唐恪娶晁说之妹，谢克家娶晁说之女，晁公迈之女嫁周必大。晁氏嫁女择婿非常重视女婿的才识，如曾巩、张表臣、朱弁等在宋代均以文学知名，钱惟演、范仲淹、吴育、叶梦得、汪藻、陆游、赵蕃等文学家族也与晁氏有烟亲关系。可以看出，婚姻不问阀阅，择妇重妇德和出身，择婿重个人门第和才识，不仅适用于晁氏婚姻，也是宋代士大夫婚姻的重要特点。
作为苏轼文脉最直接传承者的词臣，孙觌为帝王言，所谓“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可见王言之体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的同时，更具人文气质。王言之制自有其特点，如王志坚言：“唐宋以来，始袭用骈丽。然自有王言之体，若褒美太过，下类笺啓则人臣何以当之”。
无论是哪个时期，但为帝王言，便有着严苛的“得体”要求，正所谓“所作书命无过褒”，方能称之为“代言之体”。孙觌认为王言还有诸多写作规范。他认为王言：“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又言“谋谟讽议，劝讲论思，典册施诸朝廷，乐歌荐之郊庙”皆为“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丰财裕德，治兵御戎之策”，称王言为“弥缝政事之体不谬于古，推原道徳之旨不悖于今”。
但是，起草制王言并非易事。如宣和年间，宋徽宗感叹道：“近年为制诰者，所褒必溢美，所贬必溢恶，岂王言之体。”孙觌亦叹曰：“余尝见宣和间词臣草从宫书命，莫有中上意者。”因王言是“上之喻下”，而且对于除授官员的任命用语根据官职高低还有区别，如“四六句者，有直文者，并书于告轴。然侍从以上，须是四六句行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草拟帝王言的难度。这就要求词臣们“笔力雄赡，操纸立就，所为赋颂、表启、记序、铭赞之属，盖数万言，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 不见刀尺”，并能“推原道徳之旨，论古人成败之迹，陈当今世务之要，议论卓然”，方能“中上意”。总之，孙觌认为王言“用于当世，传于后觉”，是为“百世一君、千载一时者”。孙觌既看重王言的后世经典化过程，又注重王言独具时代风貌的特质， 是其以词臣为主体所阐发的文学观念。
写外制，代王言，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外制中常有“朕”口吻文章，如王安石《临川集》中《考课敕词》写道：“今朕有念功乐善之志焉，而又继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苏轼文集也“手诏记”：“卿可论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
看官，可能有所不知，宋朝的圣旨，虽以皇帝名义颁布，但出台有着严密的程序，其中，草诏由翰林学士或知制诏负责，如果他们认为不妥，可以拒绝草诏；接下草诏的任务，即意味着认可这道圣旨的内容。宋朝的圣旨，除了小部分“御笔手诏”之外，基本上都是由专职草诏的词臣代拟的。知制诰、翰林学士起草的圣旨视为是他们的“职务作品”。
由于职务就是替皇帝起草诏敕，他们不但享有俸禄，而且每次草诏还有稿费，宋人称之为“润笔”。 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凡草制……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
宋朝词臣敢于拒绝草拟自己不认可的诏命，部分因为他们起草的圣旨，最终总是要收入自己的文集，文责自负。没错，宋朝词臣是有版权意识的。
苏轼曾写给友人一封信道：“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苏轼说：我好烦那帮书商，屡次盗版我的文章，真想将那些盗版书销毁掉。以后若有空闲，我想把旧诗文整理整理，选出过得去的诗文，结集出版。东坡先生可是中国第一位自费出版诗作的人啊。
须知，宋版书通常都有“版权页”，印着出版方的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等信息。比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个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已申上司，不得覆版”，不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吗？一般都认为，18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
但看宋史，明白无误地看到，宋已有了保护版权的法令。 孙觌重回朝廷中枢，八月二十四日，徐处仁、吴敏同日罢相，而何㮚再除中书侍郎，随之而来的，则是孙觌任中书舍人一职。
大家知道，北宋中后期，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合称三省，其中，中书省最为权重，中书侍郎为正二品，是中书省事实上的长官。“事不以大小，并中书取旨。”一言以蔽之，所有诏命、政令的制定和发布，均由中书省负责。见《全宋文》卷三四四零，又见《鸿庆居士文集补遗》卷二。
靖康元年十月，孙觌改授中书舍人兼侍讲资善堂撰文官。中书舍人是文官职位。正五品级以上:(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魏晋时于中书省内置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南朝沿置，至梁，除“通事”二字，称中书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