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4-03-31 07:58·三近居士
隐士，原是道家术语。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躲进深山能当隐士吗？这是一种认知错误，不是躲在山上，穿上粗布衣服，然后发送一个朋友圈的外行叫隐士，这是对这个职业的误解，通常，隐士要么有才华，要么有钱，但没有遇到明朝的主人或好时机，只能选择退休，等待积累的机会。
也就是说，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士。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 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名医陈景东去世后，应其子陈骈之请，孙觌写下《宋故府君陈公景东墓志》开篇就说道：“余闻古之处士或隐於山或隐於市隐於山者寓耕钓而隐於市者寓医卜均之卜也.”。孙觌所说的后一种处士即“隐于市者寓医卜”。就是将处士按照隐居空间分为乡村与城市两种，而且，因为居所差异，二者的谋生手段也不同。古代“医卜”地位低吸，而处士却是令人尊敬。
这里，孙觌说到的大宋时的“处士”，常被称为隐士，处士文化也因而被简单化归结为隐逸文化。而实际上，处士真正的社会身份一般是山林乡野中有文化的富民、城镇市井中的医卜及文化技艺人。这些被有意无意谈化了真实社会身份的处士们所生产创造出的文化。
其实，宋朝的隐士是涵盖了隐逸文化而更具农、工、商、民、的民间色彩，更具社会底层色彩且并不单一的文化。几乎所有不仕的各阶层、各行业文化人，在宋代都可以广义地称作处士，这从现存的大量宋代诗歌更是将处士描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全然 处士墓志铭、墓表等文献中可以得知。《荀子•正论》：“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史记•信陵君列传》：“魏有隐士，曰侯嬴。”处人：处士。《淮南子•主术训》：“是故处人以誉尊。”高诱注：“处人，隐居也。”处士：《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伯峻注引颜师古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
还有居士：古代处士又称居士。后来文人多用以别号，如李白称青莲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苏轼称东坡居士等。
其实，从唐朝白居易开始，“隐居”有了新的方式途径，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中国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时期是在唐代和宋代。孙思邈先后受过唐太宗、唐高宗的召见、馈赠；田游岩曾接待过唐高宗的亲自登门拜访。宋代的隐士陈抟，人们明明知道他“无他术”，但宋太宗仍“待之甚厚”，赏赐有加。也正因为唐、宋时代的皇帝们特别尊礼隐士，所以在唐代也就特别兴起了一股走“终南捷径”的风气。终南山历来是个隐士、“神仙”出没的地方，一些人本来是一脑门子想要挤入官场的，但由于通过考科举的道路太艰难，而且也太缓慢；而如果当隐士出了名，直接受到皇帝的召见，那不就快得多、省事得多了么？这种人在唐朝曾风盛一时。
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从南渡开始，“隐居”普遍存在于大宋士大夫中，南渡时期士大夫居所书写具有世俗性和超越性，是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外化体现。同时居所书写也折射出士大夫群体徘徊于江湖、魏阙之间的矛盾心态，凝聚了他们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考。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
这种行为如果在先秦、在汉代，会被人骂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例如，叶梦得从徽宗朝开始筑居卞山石林，先后持续二十余年，吕颐浩的退老堂，李纲自南剑州贬所北归，与家人同归无锡，始筑室于梁溪，居所中有“棣华堂”。还有周紫芝的“故人唤我庐山住，欲买茅椽近庐阜。”等等。
相比自己恩师苏东坡的豪放与自信，孙觌自叹不如。但是苏轼却是在65岁时死于自信的误医，而在秦桧追压下死里逃生的孙觌却活到了那时罕见的89岁高寿，也许正是这种归隐的哲学成全了孙觌，让他在大宋政坛尔虞我诈的倾扎和血流成河的血腥之变中置身事外，最终保全了自己脆弱的性命并笑到了最后。有其五言《独坐》诗为证：
真境闲自见，衰容老更侵。却无愁可解，只有病相寻。
莫引千钧发，须存一寸心。澹然无愠喜，龟息自深深。
生存下来去平反昭雪才是活着的唯一理由，要象乌龟那样深深地潜藏不露。如何能潜心隐居起来？
苏轼曾经为孙觌续弦章氏的爷爷章楶作有《思堂记》，孙觌怎么会忘记，他与章氏家族以及恩师苏轼有着绕不开的关联啊。其实，《思堂记》在苏轼洋洋大观的散文作品中，并不是很突出，但该文有别于其他的一般“记”，它围绕“思而后行”大发了一通议论，作者自称“事则发，不暇思”、“不知所思”，进而批评了世人“临义而思利”、“临战而思生”的恶习，但又对章楶的“思而后行”，提高到“思无邪”的高度，予以肯定。因此，《思堂记》的写作风格与审美取向也是很有特点的，属于苏文中的另类，值得重视。
所以，孙觌反其道而行。那首先给自己安一个漂亮的外壳，“思乐”呗。金陵世家的孙觌本祖就出自乐安。孙觌想快乐，因为他正痛苦。“尝安于乐矣，而不自知也”。他知安乐，因为他更识忧患。于是，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思乐斋》，这就是一种传承，所谓文脉赓续是也。并写下《思乐斋》加以铭记”。
孙觌在《思乐斋》中说：“于是怅然，思平居无事之可乐而不得也。”这是第一思。他由南到北汴京入士，又由北而南到岭南象州，天地万里，“当是时也，则思平地之乐。”这是第二思，历经坎坷贬谪流放，前途茫茫。国破山河，颠沛流离，倍尝战乱，才知“太平之乐，和平如此重要，”这是第三思。主战主和“以和戎缓兵为是，以伏阙首乱为非”遭来是非致命伤，才知居闲之乐，这是第四思。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孤苦伶仃，还是由妻子儿女团聚的家好啊，于是“思还乡之乐”，这是第五思。
《思乐斋》中阐发了“思忧而知乐”的思想，“思乐者，尝安于乐矣。而不自知也。一出二撄世患，惧忧万端，险阻百态，如蒙坏絮唑蒺藜而莫之胜脱，于是怅然思平居无事之可乐而不得已。”在孙觌看来，历经坎坷奔波之苦，饱受谗慝攻排之痛，方知“平地之乐”、“太平之乐”、“居闲之乐”、“还乡之乐”的难能可贵。其实，孙觌在警戒自己“幸福而乐，悔不可追”。这才是《思乐斋》的本质。
《思乐斋》是孙觌“归乡五年”后所作，孙觌于绍兴四年（1134 年）获赦归乡，因此“归乡五年”为 1139 年，该文系于此。哀莫大于心死，离开了令他哀心的临安，孙觌不便带着被秦桧诬陷的屈辱回到故里，于是，决定把自己的山庄建到了几十里之外的太湖耿湾，他归里之后个中原因自有一番苦衷。在他乡孤岛上买地建房安家，以便准备长期隐居此地，并以此处聊以残生。传统中，建屋上梁是大事，孙觌建房时写下《马迹山庄上梁文》”，借以抒发自己隐居的无奈以及对时局的担忧。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六丙编，赞扬《马迹山居上梁文》为奇文，曰：“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驾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笻，送鸿而去。」奇语也。”
孙觌就是在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度过他隐居二十余年的耕读生活。至于史传孙觌唯皇命是从，主附议和，替皇帝代拟了屈辱的降表，这不过是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时代中封建臣子不可回悲哀宿命而已。这隐居正应了东晋陶渊明那首《饮酒·其五》的诗。《庐山志》一书记载，后来孙觌忘年交周必大在读到《庐山后录》中时，曾题陶渊明故里一诗：“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这简直是就是复制，好一个诗人隐居的世外桃源。而陶渊明正是孙觌知遇之伯乐恩师苏东坡的最爱，他写下和谢诗一百零九篇。东坡视渊明为中古第一诗人，盖过诗仙、诗圣。孙觌崇拜自己的“伯乐恩师”东坡先生，隐居期间更是以苏轼身处逆境保持旷达心态来开解自己，以求达到超然物外、平和淡然的理想境界。但孙觌缺乏东坡先生那样的通达和洒脱，并对大奸臣秦桧加诸己身的诋毁污名始终耿耿于怀，对外在的得失也比较看重因此强自宽慰、故作适意的田园之乐背后是浓重的伤感失意、悲凉忧伤。
隐居起来之后，孙觌在隐居地开荒栽花种橘种瓜，有酒有菜，生活和生命总得继续啊。春天，正是春天，给遭秦桧诬陷的孙觌在心情压抑的流放路上带来重生的希望。
“看云随卧起，饮水自敷腴。秀色共斋钵，寒声落坐隅。
未开花五叶，且种橘千株。幽事相关处，时来近酒壶。”
见孙觌《壁上人开轩辟地栽花种橘戏留小诗》
在马迹山的隐居，有家不能回，日复一日，孙觌想起大诗人杜甫的《遣兴》。此诗记叙杜甫被俘，被迫远离亲人，追忆了战乱分别前儿子的往事，讲述了因国家战乱有家难回，骨肉亲人分割两地的苦闷，并抒发了对儿子的思念，希望早日团圆的心情。情真意切，饱含着慈父对幼子的爱，真挚感人。联想到眼前的自己有家难回，不是与杜甫感同身受吗？于是也写下了同名的《遣兴》：
“乱后煎百虑，老去无一欣。故人尺书至，好语中夜闻。
坐久百虫绝，开窗月纷纷。长歌侑一醉，酒醒击空尊。”
后来的辛弃疾也用一首《西江月•遣兴》来唱和。在太湖马迹山附近，还有抗金名将韩世忠（晚年号清凉居士）隐退太湖西山，他远离南宋朝廷中枢，性情自然无求，开始信佛、崇尚老庄，独好浮图法。他与隐居此地的孙觌及许叔微趣味相投，孙觌与他常常乘小船过太湖来此饮酒品茗。韩世忠有词《临江仙》和《南乡子》相互唱和。 晚年韩世忠写的词意境悠远，禅意盎然。韩世忠去世，孙觌为其写下墓志铭，还专门回忆在西山的时光：“公受命已，杜門谢客，絶口不论兵。时跨一驴，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独酌，兴尽而返。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
马迹山东侧的梅梁湖畔还有一小隐，门额上镶嵌有“梅梁小隐”四个砖雕楷体大字，这就是另一个南宋进士许叔微隐居的地方。他选定了马迹山中的小墅湾，筑面阔三间、 前后两院相联的砖屋，自题“梅梁小隐”。许叔微(1079-1154年)因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建炎元年(l127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姓诊治。后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l132年)中进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为官后因力主抗金而不得志,愤而辞官归隐。
孙觌与许叔微，两位都是大宋进士，同朝为官，都因遭秦桧迫害而都隐居马迹山中，且孙觌亦好医，故有往来。虽然许叔微匿居在东太湖边的山湾里，而孙觌却深住在西太湖边的耿湾深山坞谷之中，有一定距离，但他们交往乐此不疲。几百年后的清代，许叔微的后裔孙许之渤在拜谒了“梅梁小隐”和孙觌山庄后，并留下了《题孙觌山庄》诗曰:
卜筑当山坞，书斋多野情。窗启千树绿，座接百禽声。
开卷尘嚣绝，临风翰墨清。一樽残醉后，松月满床明。
正是因为这首《题孙觌山庄》成为一个佐证并使早就消失的孙觌马迹山的居所之名传留至今。其实，据清代常州地方志有记载，孙觌山庄“在古竹西経山麓，由麓至耿湾十里，临湖壁立，又名“十里山庄”。宋孙觌筑园於此，遗址犹存。”孙觌在这里枕太湖而居有二十余年,孙觌许多诗文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回归自然的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自古及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大抵是人们所追求的基本对象，也便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只有归复自然，才能求得。
绍兴二十七年（1157 )，孙觌七十七岁。孙觌平反昭雪后，原来在太湖马迹山建屋安家，准备就此隐居起来在此终了此残生，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孙觌得以荣归故里，回到他常州武进西徐的故里，也就是孙觌的出生地，即现住基村。孙觌终于守得云开雾散，去掉秦桧强加他身上的污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