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4-04-10 07:47·三近居士
五言诗《闻贬》：
谁令醉尉怒，端是丞相禛。交疏白眼见，愁绝翠眉颦。
迟暮仍三黜，惊窥有四邻。还将万里眼；笑索岭梅春。
《闻贬》是孙觌在被大奸臣秦桧诬陷遭贬，已听闻自己要被流放千里之外的岭南广西象州的时候写的。但此时，还未开始南迁。
该诗真切地描述了孙觌遭贬的起因和愤懑不屑的感受：正是因为丞相秦桧那厮作的“好事”，才会让那些醉鬼般的爪牙恶狠狠地对我发怒，恶眼相对。他们这样诬陷我，让我家中妻子忧心如焚，愁眉不展。唉，到老了还要遭再三贬黜，吓坏了四方邻居。虽然我将要万里流放，那就咱走着瞧吧，我会笑看春梅花开时。
都说古代中国文人的传统，由获罪贬谪而总会滋生出无数的诗词咏叹，历史上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都出自诗人大起大落之时，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啊。孙觌面对仕途这断崖般的绝杀，更何况遇陷遭丧妻失女的大悲，孙觌悲愤地写下了这首五言诗《闻贬》。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月十九，以众证定赃罪，孙觌落龙图阁待制。按大宋律，由于官员获罪，原官职冠名都必须去掉：“孙觌仲益亦以赃罪去左字,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朝奉郎,乃始署衔。”见《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记载。
这里普及一下宋代小常识：“左字”，说明孙觌是因“进士及第”而获的官职。如果是“右字”开头的官职，说明是因“世袭”或“荫补”而获的官职。
绍兴二年（1132）四月初七，52岁的孙觌被除名，象州羁管。“李光为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临安府孙觌，受诸县献钱四万贯及盗取缴赏库金银，并粜官米，受百姓财万计，于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狱，具众证觌坐受钱一千八百贯，诏贷死，羁管象州。”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又如，高宗绍兴二年闰四月，左朝奉郎孙觌坐前知临安府赃污，贷死除名，象州羁管（《宋史·卷二十七·本纪》）。“（绍兴二年闰四月丁酉）左朝奉郎提举江州太平观孙觌除名，象州羁管……有司言觌自盗，当死，诏贷死免，决剌所过， 发卒护送，连坐流徙者又三十余人。”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三《宋史》卷二十七亦载。
就是这场无妄之灾，使得孙觌“妻章氏，积忧成疾，六日而亡。兄弟离散，孤幼失所”“八岁之女，遂失怙恃，疾病弭耳，亦陨其命”。孙觌被诬陷造成如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惨境，难怪孙觌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皇帝申冤，如此“泣血书词”，不过为“吁请天命”，还自己一个公道。
这里，需要特别提示，为什么史料直闻有《闻贬》这首诗，却不见刊出呢？经过仔细分析、对比了明抄本与四库本差别后，终于发现这首诗藏在了《鸿庆居士集》卷二里《宿太湖口二首》同一名下。
而在《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中，《宿太湖口二首》却名为《太湖阻雨》而且仅有一首。见《常州先哲遗书-鸿庆居士集补遗》卷一，诗。而明抄本《南兰陵孙尚书大全集》卷十二，古诗，第一首便是《闻贬》，第二首题作《太湖阻雨二首》，并多了《溺灰不辞辱》一诗，其实，是《闻贬》其二。原题注有绍兴壬子闰四月按：明钞本第一首题作《闻贬》，第二首题作《太湖阻雨二首》，并多“溺灰不辞辱”一诗。今不动诗题，补入多出诗。绍兴壬子（二年，1132年）闰四月。这正是孙觌遭秦桧诬陷被判象州稽管的时间。
另外，再从诗的意境描写来看，第一首诗的确与留宿太湖无甚直接关系。而第二首《闻贬》其二也是讲的面对酷吏的场面：“百首对泷吏，锌汗愧逐臣”就是最好的佐证：
百首对泷吏，锌汗愧逐臣。溪山不改色，风雨解留人。
轗轲知天意，漂浮任此身。纷纷小儿女，何必泪沾巾。
面对酷吏的孙觌，面不改色，青山知我，风雨喊冤。只是一想到自己年近老还遭贬谪，想到离开儿女，泪沾衣，不免心生唏嘘，内心不免无奈惆怅。
接下来《宿太湖口》或叫《湖口阻雨》诗，其意境却与留宿太湖上情景非常吻合：
溺灰不辞辱，箕踞未易诃。仅免遭田甲，谁能让尉佗。
粮饯吾鬼，分灯遣诸魔。酒中有真觉，一梦到无何。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宿太湖口二首》卷二
夜幕之时，光影稀疏，翠烟岱山，好一副自然光景。在太湖上遇雨天，老天爷都知我冤，不要让我走，要留我啊。
在细细品读了孙觌这几首诗作，与遭贬的大诗人心有灵犀一点通，遭贬的孙觌这不正是为了自我保护，故意把这二首诗，去其《闻贬》诗名，将其藏在《宿太湖口二首》里麽？原来如此这般。孙觌绝对不想让他“恩师”东坡先生就因一首诗的“乌台诗案”再在他自己身上重演啊。湖口，也许就是吞噬生命的虎口吧，这难道只是臆想，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残酷现实吗？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是孙觌被奸相秦桧诬陷遭迫害，成为其仕途断崖式分水岭的一年，孙觌遭诬陷也是无数大大小小遭秦桧文字狱迫害中的一小件。也正是从这年开始，残酷的现实将孙觌从一个“早达”于仕途高高在上的“词臣”变成了一个“中穷”的实实在在的诗人。
是啊，孙觌离开了朝廷中枢，离开了相互倾扎的体制，可是，大宋并不缺一个忙忙碌碌的官员，却不能少了这样一个以诗文著称的文学鸿儒与书法大师。孙觌现存的大多数诗文都是从这时开始有记录的，官书不记，自己记，真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啊。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虽然被高宗皇帝下诏免死，孙觌还是含冤负罪开始了千里迢迢地谪迁岭外象州之行。离行那日，孙觌在临安出城门，知道的人不少，但来送的人则更少。他凝望这二度任知的临安都城，遥想徽、钦二宗丢失帝国的汴京开封，离开曾经倾注半生心血的大宋朝廷，终结了他作为政治家在朝廷上的词臣的角色。他无奈的脸上，只有心力交悴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