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1972年3月8日入学。是的，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到1977年夏天离校。那时，已经知道“文革”已近尾声，在乱糟糟的氛围中，连毕业典礼也没有举行就各奔东西了。

可我们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的，还是那个红色年代里的WFLS，朴素淡雅的WFLS。那时，一进简朴的大门，左侧是一间小小的门房。门房里值班的，是非常有个性的张阿姨。她忠于职守，严格把门，决不允许同学溜出校外；同时她也热心快肠。

正对大门的，是一条笔直的、大约100米长的水泥路，路两边各长着一排冬青树，还有挺拔的水杉。迎面是一堵红底黄字的“语录墙”，墙上是“毛主席语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路的左侧，是红色砖砌的三层楼女生宿舍。医务室也在里面一楼。记得有一次开家长会，娅军爸爸发现校医符书慧阿姨是原公路师的老熟人，阔别多年后相谈甚欢，娅军也感到天下真小、缘分真巧。路的右侧，是一幢四层楼的办公楼。

团委办公室就在一楼。每到晚上，身为团爱部的我们常常聚在那里，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谈论政治理论问题。走到“语录墙”前，靠左一条路通向足球场。我们参加军事训练，曾经趴在球场上练习瞄准，也在那里练习过投掷手榴弹，还有篮球场。

那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同学学习“抗大精神”，和老师们一起，自己动手，搅拌水泥，挑灯夜战、一气呵成建好的。建成后，那里成了喜欢打篮球的同学的乐园）。在足球场、篮球场的北边，就是一排排教工宿舍了。

那些宿舍都是灰色的平房。陈担保老师、范艳萍老师、张泽乾老师、田世增老师、周月樵老师、邱钟慧老师、张士俊老师、王勤老师、……他们都住在那里。

还记得在一个停电的晚上，几个男同学调皮，一边喊着“Learn from Teacher Tian!”（向田老师学习！）的口号，一边列队穿过教工宿舍，却因为影响了其他老师的休息而受到了田老师的批评。那一幕，想起来既好玩也温馨啊。

是的，那时常常停电。有时，我们就在教工宿舍区的房子间“躲猫猫”；有时也自发组织起来，在教工宿舍区前面的那条水泥路上开展迎面接力跑；更多的时候，大家随意围成几个小圈子，在月光下天南海北地闲聊。

记得，有一个暑热天，我不记得为什么事去找王勤老师。他和胡立钲老师住在一起，聊天中我注意到胡老师的书架上赫然摆着一套托尔斯泰的精装本巨著《战争与和平》，当时真想借来看，又不好意思开口。

多年以后，胡老师此时已是厦门外校的校长带领他的同事到华师招聘，我去他住的招待所见了一面。胡老师知道我喜欢历史，就说：“研究中国文化，一定要读《易经》。”此情此景，至今如在眼前。

在教工宿舍区的东头，有一个养猪场。当时，“被管制”的江翠娥老师在那里养猪。我们有时经过那里，看见她煮猪食的忙碌身影，心中会产生疑问：“她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的？”

多年以后，江老师获得了平反，全身心扑在教学上，也因此猝然倒在了深夜的灯下。我至今记得从《武汉晚报》上读到江老师的感人事迹时内心受到的强烈震撼！天国里，应该再没有政治运动了吧！

隔着篮球场，与女生宿舍相对的，是教工食堂。那时，每逢劳动周，女同学常常有去帮厨的。因此，我们与食堂的师傅们也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

还记得过节时，食堂里身材魁梧的万师傅负责杀猪，那日天的豪情与猪的绝望叫声一起，都强烈吸引了我们。只是在那个物质供不应求的年代里，我们常常吃不饱。

每到周末返校时，我常常会在万松园路口的副食品商店买上几个法饼，以备晚上充饥。有时，这也解决不了饥肠辘辘的问题，就约上几个同学，偷偷翻墙去外面万松园的小吃店吃上一碗阳春面。

当时吃阳春面时感到十分幸福的感觉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有些辛酸？。与教工食堂隔着一条路的，是一栋两层的小红楼。那里是校领导的办公楼，校广播站也在里面一楼。

记得1972年刚入校时，那里还住着一个解放军空降兵的营部。那应该是“文革”中军事管制的尾声了。从营长到警卫员，与同学们都混熟了。我记得他们吃饭时，伙食明显比我们好，令我们艳羡不已。那些士兵每餐饭都有一木桶牛奶供应，可以随意取用。有时，士兵们乘伙食管理员不在，悄悄叫我们去打牛奶喝，可我一直觉得那样不好，不敢造次。

教工食堂往南，隔着两块小菜地，就是大饭堂了。每到吃饭时候，大家都排着长队去打饭菜。到了开大会、或者文艺汇演时，那个大饭堂就成了大礼堂。我们常常在那里听报告。记得在那里听过广播里传来的“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还听过当时的校领导李明光书记“原原本本”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也在那里听过当时的武汉空军欧阳挺参谋长（李明光书记的丈夫）讲路线斗争的风趣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