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们常常感到在学习上“吃不饱”。这当然与那时动不动就批“白专道路”，因而“读书无用论”相当流行有关。其实不然，张士俊老师教我们语文课，课下给我们“翻译”文言文《三国志》，燃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后来我看《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书都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张老师，个子不算高，清瘦，秃顶。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那时独身，见过他独自一人吃早点，几片面包，一个清水鸡蛋，一杯牛奶。

尽管如此，老师们仍然在课堂上常常表扬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引领着教学的正确方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过外交部翻译的梁再鸿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讲当翻译的趣事：因为工作紧张，常常无暇吃饭。有时，领导人与外宾边吃饭边不停地聊，翻译人员就只能饿着肚子翻译了。听到这里，同学们都笑了。

但梁老师说得更多的，是翻译要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到时候要做到“快刀斩乱麻”，而不能是“钝刀子割牛肉——半天不见血”。他还说到有的翻译基本功不过关，把“胸有成竹”翻成了“胸中有棵竹子”，就闹笑话了。在那个上WFLS，今后是当翻译，还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问题很敏感的年代，梁老师的这些话可谓意味深长啊！

我在WFLS之时，就阅读了些政治图书，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在这些政治书里得到了初步的哲学启蒙。这也让我能在幼稚的同学面前，口若悬河谈论哲学与政治，从而成为校理论学习组成员。

记得刚进校时候，教学楼的一楼和二楼还作过男生宿舍。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大家彼此开玩笑，其乐融融啊。当然也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云淡风轻。多年后，相逢一笑天地宽。教学楼前面，是比较空旷的操场。操场上有一处沙坑，是运动会跳高、跳远项目的比赛场地。

记得当年梁再鸿老师非比寻常的撑杆跳，引起全场的欢呼声。下来一问，才知道梁老师当学生时就是撑杆跳的好手，令人钦佩。那里也常常是集中开会的地方。有一次，是政教处的熊水清老师作卫生大扫除的动员报告，他把蚊子比作飞机，引起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是别开生面的“忆苦思甜”报告。请来的工人师傅也是同学的家长。他们说一段，就由各班选送的同学用英语翻译一段。大家更感兴趣的，好像不是师傅对旧社会的控诉，而是哪位同学翻译得好，或者出了什么问题。那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特别难忘的翻译实践吧！

操场上后来建了几张水泥乒乓球台，是同学们下课后打球的好去处。在围墙的那一边，就是中山公园了。那时，在围墙与公园之间，有两扇常常锁着的大门。有一段，那大门常常在早晨开放，公园里就成为我们早锻炼最好的场所。同学们，大家还记得吧？

而饭堂的西面，隔着一条水泥路，与那栋办公楼并排而立的，就是男生宿舍楼了。那时，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宿舍管理全靠各班的民兵同学。到了熄灯铃声响过，就有戴着执勤袖标的同学挨个巡查寝室，制止各种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

可到了冬天寒冷的清晨，自然会有一些同学蒙在被子里睡大觉。于是，王志群校长常常会走进男生寝室，掀开被子，喊一声：“Get up, you lazy boy ones!”谈起那一幕，大家至今记得十分有趣、刺激。每到过节时，民兵同学必须轮流值班。

无论是在校园里巡逻，还是回到寝室里聊天、打闹，大家都觉得非常惬意。那惬意里，有责任感，也有心照不宣、共同分享的光荣感呐。我一直记得最后离开那栋宿舍楼时，回望往事，内心中盘旋着的，是绵长的依依不舍。

欣喜之余，还是觉得有点遗憾，为我们记忆中的老房子踪影全无而感到一丝遗憾。真希望哪怕保留一栋，作为永久的纪念。虽然，大家都知道，整个社会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在，那一切已经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