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解大体不离以下诸种：遵循自然规律，不妄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该为的为，不该为的不为）；以“无为”的态度达到“无不为”的效果；全无事实（躺平）等等。
儒家则将老子的“道治无为”解释为“德治无为”，释道二教则从老子本义引申到个人修身文化，把“无为”具体到“三毒”、“五毒”，“损之又损”的越多，修为的层次就越高，就越接近仙佛圣真之境。
本文不讨论延伸解读，只讨论老子本义。
这样的解释无异于望文生义，隔靴挠痒，不着边际，把老子悲天悯人的天下情怀和积极主动的社会治理思想，引向狭隘自私、消极隐退的个人修身文化，实在是对先哲思想的曲解和亵渎（重申：不讨论宗教文化）。
如何理解道家的“无为”思想？“无为”是老子的根本政治主张，它是一种超前和积极的施治行为，它有明确的行为主体、行为目标和行为评价依据。
行为主体是圣人。“无为”是一种施治行为，它只针对圣人（或事实上的强者、统治者），其行为基础是道法自然”，行为特征是圣人“居下、“辅民”、不与民争”，行为目的在于“无事取天下”——赢得天下民心，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井然秩序（即自然），让天下人在没有“天下多忌讳”的“自由”环境下，自我发展、自主创造，实现“无不为。”
“无为”的评价依据，“无为”的评价依据只有“民心”，能否获得天下人的认可，若“百姓谓我自然”，那么，他的施治行为就是“无为”。任何带有暴力倾向的施治，比如“以智治国”、“上贤”、“食税之多”、“求生之厚”等公器私用行为，都是“有为”。
简言之：老子的“无为”就是圣人或强者“以百姓之心为心”，辅助人民自由发展，使其各得其所而不被强力制约，不以暴政侵夺百姓利益。
读懂“不”，也就明白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否定式表达的，都是“无为”的基本思想。“为”是人的行为集合体，而在整个《道德经》中，以“不、弗、勿、毋、非”等否定词，作为“为”的限制副词表达的，有40章左右，我们从传本第一章逐章排查一下，即可发现这一否定表达的特点，而所有这些否定式表达的综合意义，即是“无为”的全部含义。比如：
第二章的“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弗始”、“弗恃”，“弗居”；第三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无知无欲”，“不敢”、“弗为”；第四章“弗盈”；第五章“不仁”；第七章“无私”、“不自生”；第八章“不争”、“无尤”；第九章“不持盈”、“不揣锐”；第十章“毋离”、“毋疵”、“毋以知”、“毋以为”、“弗有”、“弗恃”、“弗宰”……
直到最后一章的“不美”、“不信”、“不博”、“不多”、“不善”、“无积”、“不害”、“弗争”，全篇近百处之多，所表达的都是“无为”的基本思想。
关于这一思路，以前曾写过大约十多篇，比如：等。
这些否定式表达，涵盖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人的世俗行为与价值，与此相对应的是非世俗的行为与价值。换言之，所有否定式表达，都是对“无为”思想的具体化解释，就是说，“无为”是这些否定式表达的总括和代表。
同时，“无为”已经不是简单的副词（动词）+动词的动词化词组，而是一个概念化的名词词汇，即“哲学概念”，比如“无为之益”、“为无为”等。
“无为”有明确指向和具体内容。我们对全篇中的否定词稍加整合，就可以得出“无为”的基本内容：它的行为者是圣人，它是《道德经》的核心概念，是“道法自然”在“圣人之治”上的具体落实，具体内容是：
权力者以百姓之心为心，柔弱待民，不对百姓施行暴政，不公权私用而侵夺民利，能辅、能佐而不能主导百姓的自由发展和自主创造。只有权力“无为”而不侵民、害民，民才能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实现“无不为”。
简言之：“无为”就是权力为民不害民，“能辅不能为”，这就是“无为”思想的核心。
所以，“无为”是前提，是圣人执政为民的基础和条件，在此条件下，天下百姓、各行各业在没有“天下多忌讳”条条框框的约束之下，才能释放出每个人的自发自动创造价值（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自化、自富”。
那些所谓的遵循规律、不妄为，该干的干好，不该干的决不干，或者躺平等解释，都是无的放矢的无稽之谈，是没法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所以“无为”是为天下人的“无不为”服务的。
“无为”的大作为体现：防微杜渐的风控管理与世俗理解的消极不作为，或者只顺应不主动的被动行为相反的是，老子的“无为”还有更积极、更具前瞻性的施治特点，这就是“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的风控管理策略。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63章的“有罪以免”，以及整个63章、64章的全部章节里。
所谓“有罪以免”就是“避免权力使用失当造成的过失”，这不是事后赦免，更不是求神拜佛，而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无为思想的必然结果。
63章和64章是对“风险管控”的直接论述，即“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在事物尚处“易”“细”，“安”“未兆”“脆”“微”的状态时，就“早图之”，把隐患消灭在人们看不到的“未形未兆”的状态。
战国时期的“老子注”，比如鹖冠子，韩非子，他们都喜欢以扁鹊治未病为例，来解读老子这一超前预防思想，这一时期的《庄子》《黄帝内经》《管子》等黄老道家作品，也常常以“治未病”为例，解读老子这一思想。
“治未病”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世、救世思想，也是对老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思想的发扬光大，重在事物发展的初始就预测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能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在“疾患”发生之前，就将“病根”铲除掉，不留后患。
我们常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累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理解为正面陈述，实则老子用意不在于此，而是强调，要在“毫末”“累土”“足下”之时，就开始预防隐患。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演化过程，“无为”就是在事物隐患尚处“无”的状态时，就早已预见到了可能的隐患，并下手除之。
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农民在杂草萌芽时就将其铲除，这就是为道可以早图的原因。
王弼注曰：“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
所以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依靠行政命令的教导，无为之治的好处，相对于圣人而言，天下没有什么事能好过这个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