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中国全真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真教由民间走向上层社会，教团组织渐趋完备，教义教规逐渐体系化，并出现了许多新的全真教派别。王常月作为明清时期推动全真教龙门改革的重要人物，对全真教的中兴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在全真教历史上，还是在整个道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常月的龙门改革是全真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经他改造后的全真教龙门派摆脱了原全真教作为有元一朝官方宗教的弊端，使全真教在教义、教仪、教规及教团组织方面的理论体系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与此同时，王常月的道教改革思想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支持，使得全真教在当时盛极一时，成为与儒释并立的宗教，这对全真教广泛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王常月在道教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是非常重大的。
一、走向官方
王常月经过道教改革后，全真教成为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的宗教，使全真教在有明一代沉寂之后重新在历史上得到统治阶级的重用，全真教从民间宗教成功地过渡为官方重视的宗教，对全真教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真教在元朝时期，统治阶级中就有很多人信奉。因此，全真教在统治阶级中的传播已经比较广泛了。尤其是丘处机掌教时期，其在教义上对儒佛思想的吸收以及对民间宗教的低毁，受到统治阶层的欢迎。
由于全真教被最高统治者所推崇，所以，全真教发展至元末出现了贵盛的状况。明朝时期则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自身的弱点加之与元朝的关系，所以，受到了明朝统治者的强烈排斥，出现了相当沉寂的局面。
虽然也有极少数全真教教徒，受到统治者重视，但是绝大多数是正一教的道士。因此，全真教道徒中加入统治阶级的极其罕见，甚至可以用几乎绝迹来形容当时之状况，可见明朝这一时期的全真教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只在民间秘密传播，因此，从本质上说此时它是一个民间宗教团体。
经过王常月的改革，全真教在组织制度、教义教规等方面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与明朝的全真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全真教从此由民间宗教再次变为官方宗教，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
清朝顺治帝是全真教在有明一朝相当沉寂后第一个重视全真教的皇帝。《藏外道书》记载顺治帝赐王常月为“国师”。而且在顺治十三年年、顺治十五年年、顺治十六年年三次奉顺治帝的旨意在白云观开坛说戒，一时受戒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贵族统治者。
之后，清圣祖康熙即位后仍对王常月加以支持，后来并两次救修白云观，而且死后康熙帝赠号为“抱一高士”这说明清朝初期阶段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是道教的崇奉者。
全真教在道教历史上享受到自元朝以来崇高的待遇，使得全真教可以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得到大量的推广，不仅在统治阶层中得到长足进展，而且也在下层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其表现在下层社会的信教群众大量增加，同时并出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道士，如黄守正、陶守贞、吕守璞、盛青压、黄守中等等。
由此可见，全真教经过王常月的改革，发展速度是极其迅速的，而且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可以说全真教得到如此高的待遇，王常月功不可没。王常月的改革，不仅使全真教在下层群众中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在上层统治阶层中撒下了种子，对全真教的中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满清汉化
王常月的龙门改革中吸收了儒佛思想，其整顿后的全真教律宗实际上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相融和的产物，有利于推动满族统治者的汉化过程。由于王常月的改革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被清朝统治者所推崇，对于促进清朝政权的汉化，维护清政权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常月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明末清初时期。当时的中国是极其混乱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清军入关，抗清运动此起彼伏。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清政权，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征战，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由于满族原是东北边疆落后的少数民族，其文化与中原的汉族文化有很大差异，满清政权要在中原站稳脚跟，必须接受中原的汉文化传统。虽然之前也有过一些接触，但是层次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满族入主中原之初，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不把汉人及其文化放在眼中，且以本民族“淳朴为俗，简单为化”的风尚为傲，极力维护自己民族风尚的纯正性。
但是，在长期与汉文化的交往中，深刻的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受到汉民族文化的严峻挑战，于是在满清贵族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对汉文化敌视的心态，这导致了在满清入关之初民族矛D异常严峻的局面。
但是，顺治帝在其过程中，对汉族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因此，对汉族地区的儒家思想以及佛道的社会教化功能己经比较认同。
王常月的道教改革使全真教在教义、教仪、教规等方面都迎合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因此，顺治帝赐封他为“国师”。把其全真教提高到官方的地位，这对顺治帝巩固其建立的政权是有积极作用的。
王常月的道教改革思想中明确的提出了道民守法尊君的主张，这种本土道教文化对百姓的教化，正是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维护其统治所必须的。顺治帝在利用全真教的社会教化功能为其政权服务的同时，他也认同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对儒家文化和佛教进行重用。
虽然儒道佛三家都很尊重，但是，对儒家文化最为推崇，也就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的抉择中，对儒家更为推崇。这是因为，儒学提倡入世，而全真教和佛教更注重的是出世，这是不符合统治者需求的。这就为全真教在短暂中兴后在清朝越来越衰落埋下了伏笔。
王常月清整戒律后的全真教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并且以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伦理思想来改造全真教的教规教义，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一支。
因此，全真教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汉民族文化在满清政权中渗透的过程。全真教得到顺治帝的重视，是与王常月自己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博览三教典籍，可以说对三教都非常了解。再加上他能审时度势，所以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由于受到统者的重视，王常月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在清政权中得到了推广，从而促进了满清政权的汉化，无论对民族团结还是社会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三、支派繁衍
全真教在明朝极其衰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回流，呈现出一派中兴现象，这是王常月龙门改革的结果。此时的全真教在教义教规上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是却完备了全真教的教义与教理等方面的内容。
这无疑归功于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他在要求戒行精严的基础上，使全真教在走向世俗化和深入民间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在这里主要阐释一下对全真教本身的影响。笔者认为其贡献就是促使全真教开创了很多派别。故有“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下面具述之：
首先从其弟子创立支派说起。王常月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奉旨各地传教，在传教中传授了众多弟子，其弟子也抓住机会，纷纷传教授戒。其中著名的有以下五派：
黄守正，字得一，号虚堂子，江南常州人。后受王常月三坛大戒，开创苏州浒墅关微院。
陶守贞，原名然，号静庵，生于蜀，顺治十五年，受戒于白云观，开创金盖山云巢支派。
吕守璞，原名榭，字端虚，号云隐，姑苏常州人。其父贞九继承清微派，为二十三代法师。后受戒于王常月，创苏州冠山支派。
盛青压，号金筑老人、退密山人、樵云、金大涤等，江南桐城人，明末进士。由于世云沧桑，乃隐于余杭天柱山，后受戒于王常月，开创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
黄守中，自称“野怛婆阁”，远近都称其为鸡足道者。后拜王常月于京师，王常月赠名为黄守中，创立云南鸡足山西竺心宗。
其次从再传弟子龙门派第九代创立支派说起。主要有四派：
杭州金鼓洞支派：黄守元弟子周太郎所创。
嘉善长春宫支派：吕守璞弟子邱太生所创。邱原名圣集，号寅阳，嘉善人。
无锡长春宫支派：吕守璞弟子钱太华所创。钱太华号函阳，师吕守璞，受三大戒，出驻无锡长春宫，演律传宗，开创无锡长春宫支派。
崇道观支派：范太清所创。太清号青云子，湖广江夏人。
第三，从龙门派第十代说起，主要也有四派：
浙江天台上桐柏宫支派：周太郎弟子高清显所创。高清星字东篱，祖籍山东宁海，寄居长白，以父官随居台湾。
杭州机神殿支派：许清阳游金盖山返回杭州所创，由此，可推之是盛青压一派的弟子。
西蜀青城山碧洞宗：詹太林弟子陈清觉所创。陈清觉号寒松、烟霞，湖北武昌人。罗浮山南宫派李清秋所创，生平不详。
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能阻挡的。此种情形，也同样说明了此时的道教与儒释两家不可
比肩。全真教要想发展，唯有如此而王常月恰恰就适应了这种形式，从其整个改革过程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他是很有前瞻性的，对全真教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因此可以说他是全真教明清之际的伟大改革家。
总而言之，王常月作为明末清时期一位重要的龙门派改革家，其道教改革思想是极其系统而完备的，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他的思想不仅在全真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道教史上同样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改革思想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和，加速了满清社会的文化先进化进程。
同时，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王常月改革的全真教随着顺治帝和康熙帝灭亡而渐趋衰落，但其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第四，从龙门派第十二代说起，主要有五派
余杭南湖三元宫支派沈一炳弟子陈阳复所创。陈阳复，号樵云，浙江归安人。余杭铜山半持庵支派沈一炳弟子周阳本所创。周阳本原名道照，字用霖，号梯霞，浙江海宁人。
归安射村开化院支派沈一炳弟子费阳得所创。费阳得原名汉文，字通真，号月一心，吴兴人。
杭州天真山登云观支派钱阳傲所创，不知其祥。
娄东鹤梅馆支派金盖山嗣龙门派第十二代弟子王阳诏所创。阳诏原名沼，字涵碧，号白石，太仓诸生。
第五，从龙门派第十三代说起，主要有一派
苏州装嫁桥斗母宫支派王来真所创。王来真初名来坤，字孟生，姑苏人。上述种种派别都是师师传承，然后自创支派。但是，我们有一点必须明确，它们都是以王常月为开端的，经王常月公开传戒，弟子众多，然后弟子再传，持续不断，从而产生了众多的龙门支派，可见王常月其思想影响之大。
四、三教融合
王常月融合儒佛两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与初创时期的全真教己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全真教吸收了更多的儒学思想，与初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初期全真教，提倡出家背俗，舍绝人世的一切为宗旨，与儒家伦理大相径庭。
但是，到了王常月一改其面貌，极力调和两者的关系。把修道的立足点放在修道中如何运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来进行实践。在论述入世与出世，人道与仙道，凡人与圣人的关系中可见一般。最典型的就是所宣扬的三坛大戒中儒学思想尤为明显，处处体现着儒学的影子。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他以神的名义来义号召教徒信众们悟守三纲五常，如在论述仙道与人道的关系时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一若不了此八个字，人道就不全了，不全了，如何进得仙道”。
可见，王常月对儒家伦理道德是非常认同的。除了借鉴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修道外，还借鉴了佛教的思想，比如对三坛大戒的认识，认为初真戒是戒，中极戒是定，天仙大戒是慧。给予道徒一个明确的修道方式，这与初期全真教修道方法模糊不清截然不同。而且在修道论述中还论述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轮回学说。
总而言之，王常月的改革思想是极其系统的，融合三教倾向是明显的。就其原因，我认为与自身修道中博览三教典籍和自己清醒的政治头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其内心深处，感觉振兴全真教，必须这样做，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能阻挡的。
此种情形，也同样说明了此时的道教与儒释两家不可比肩。全真教要想发展，唯有如此而王常月恰恰就适应了这种形式，从其整个改革过程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他是很有前瞻性的，对全真教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因此可以说他是全真教明清之际的伟大改革家。
总而言之，王常月作为明末清时期一位重要的龙门派改革家，其道教改革思想是极其系统而完备的，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他的思想不仅在全真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道教史上同样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改革思想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和，加速了满清社会的文化先进化进程。
同时，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王常月改革的全真教随着顺治帝和康熙帝灭亡而渐趋衰落，但其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