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秦者胡也”，这则由方士提供的图谶。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受欺骗，派出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北上攻打匈奴。两千多年后，世人仍受图谶的左右，误以为胡亥导致了大秦帝国的灭亡。

在上回《赵高才是秦亡的幕后推手》一文中，@七品草民分析过胡亥过于信任赵高，或者说赵高为攫取权力从而导致了大秦帝国的加速灭亡。因此有人认为，如果长子扶苏继位则秦未必会亡，毕竟“扶苏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关于秦始皇的继位人选，司马迁闪烁其辞。在《史记》中，司马迁自始至终也没有明确长子扶苏为太子，只是个人以为扶苏继位更有利于秦国。

长子扶苏既然如此优秀，秦始皇为何至死没有册立太子？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众多线索中表明，扶苏并非秦始皇认可的继位人选，胡亥继位或经秦始皇指定。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行出游会稽，并（沿着）海上，北抵琅琊”。

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而此行的目的为祈求益寿延年。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出行前一年。“荧惑”即火星。“心”为二十八宿之一，也叫商星，由天蝎座三颗星组成。

古人迷信认为心宿三星分别象征着天王及太子、庶子，而荧惑则是妖星。所以，火星运行到心宿所在的区域，这预示着帝王将灾祸临头。

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即如今所说的陨石坠落。偏偏有人故意整事，将“始皇帝死而地分”（分裂）几个字刻在了陨石上。秦始皇听闻此事，专门派御史调查此事，但是审问也没有结果。

“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秦始皇下令把住在石头附近的人都杀掉了，并用大火焚烧了那块石头。

其二，有人“持璧”预言“今年祖龙死”。秦始皇发现这块玉璧竟然是二十八年用来祭河的。而“祖”为始，“龙”为人君，所以“祖龙”是指秦始皇。秦朝以水为德，水神将玉璧送还，意味着不再保佑了。

“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于是秦始皇就此事卜了一卦，出行巡游万事大吉。所以，这才促成了秦始皇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次巡游。

当时，除了“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跟随出行之外，司马迁强调胡亥也在跟随队伍中。而且，司马迁明确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始皇有二十余子”。“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只有胡亥请求跟随出巡，并得到了准许，而其他儿子则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少子胡亥爱”——胡亥最受偏爱，“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秦始皇其他儿子没有比得上他的。因此，胡亥是秦始皇死前唯一陪伴的儿子。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交往），死不恨（遗憾）矣！”（《申不害韩非列传》）秦始皇倾慕韩非的背后，实际是对法家的推崇。

“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秦始皇性格刚强坚毅而又暴戾严苛，所有的事务都按照法令来解决，刻薄而不讲仁爱道义。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不断把法家理论运用到法制建设之中。秦始皇进一步强化以法治国，“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急于推行法令，导致有的罪犯囚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被赦免。

秦始皇尊崇法家而排斥诸子百家，当李斯提出焚书建议时，秦始皇爽快地批准了。

焚书又遭到诸生非议，秦始皇大发雷霆，“使御史悉案问（审查、审问）诸生”。在御史严刑逼供之下，诸生相互检举揭发，“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长子扶苏针对焚书坑儒劝告秦始皇说：“天下平定不久，远方百姓尚未安定生活，儒生都学习和效法孔子，现在您用严刑惩治他们，我担心天下动乱。希望您明察此事。”

“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秦始皇闻言大怒，把扶苏发配到上郡监督蒙恬修长城。司马迁这句话隐含之意值得分析：

其一，扶苏表现的仁爱精神被秦始皇认为懦弱，况且仁爱又是儒家所倡导。这与秦始皇所尊崇的法家理念严重冲突，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扶苏不被看好理所当然。

其二，晋献公派太子申生率军，里克劝谏，“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晋世家》）——带兵出战需要应对作出决策。而对军队发号施令，是国君和正卿所应该策划的，而不是太子的职责。

晋太子申生掌军意味着不可能继承王位。那么，扶苏监军是否也意味着已无缘太子之位了。

“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资治通鉴》），一字之差足见司马迁“监”字用的巧妙，既可以是“监军”——掌握军权；又可以是“视察”——督促修建长城。

秦始皇喜欢到处巡游刻碑立传，司马迁对碑文内容全文摘录。其中，秦始皇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向东巡游时曾登芝罘（今山东烟台），碑文大肆吹嘘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芝罘碑文对秦始皇推行法治颇多溢美之词，“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法纪”，伟大圣明的皇帝开始治国，制定了法律制度，彰明纲纪。由于施行法治，对内强化君权，对外兼并诸侯，最终一统天下。

最后，“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则是对未来的期许，希望普遍推行严明的法律制度，治理天下，成为永久的准则。

在另一块石碑有相似的文字，前文回忆了“圣法初兴”——英明的法治最初施行带来的变革，而后“后嗣循业，长承圣治”——希望子孙后代循守旧业，永远继承这一英明的政治。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只有少子胡亥随行。参照汉孝惠帝因为“不类（像）我”，几次险些被刘邦取消太子之位。那么，秦始皇偏爱胡亥与刘邦宠爱戚夫人之子有相似之处，所以发配扶苏监军等于取消了他的继位资格。

而“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在《李斯列传》中，赵高与李斯谋划立胡亥为继承人时说过，自己受秦始皇指令教育胡亥狱法律令。秦始皇以法家学术培养胡亥，且已经进行了“数年”。此举无疑是秦始皇有意栽培接班人，以期达到“长承圣治”、“永为仪则”的效果。

而且司马迁在《蒙恬列传》中强调过，“（赵）高有大罪”——赵高犯下了砍头的大罪，但是由于赵高“通于狱法”——精通狱法律令，秦始皇不但“赦免”，而且“复其官爵”。秦始皇对狱法律令——法家学术的酷爱。“爱屋及乌”，对精通法家学书的人才也可以豁免。

除了《李斯列传》，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蒙恬列传》（“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多次强调赵高教胡亥研习法家学术，说明秦始皇非常注重对胡亥的精心培养。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了诸多变革，打破了周朝旧有的制度：使用“皇帝”称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等等。

其中，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以公赋税重赏赐”诸子，这也意味着二十多个儿子除了一人继位，其他人均不可能为王，也不能参与政权。

“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吕不韦列传》中明确子楚（即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既非嫡子又不是长子，能够成为太子纯属安国君（秦孝文王）的个人喜好。也就是说，在秦国“立嫡以长”并未成为惯例。

秦始皇一直没有册立储君，估计与少子胡亥年幼有关，“二世生十二年而立”，秦二世胡亥继位时年仅十二岁。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为延年益寿，临行前占卜为吉兆，所以根本没料到半路上就挂了。

上病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李斯列传》

司马迁在两处记录内容一致，从秦始皇遗诏可以有以下推测：

其一，秦始皇虽然病重但并不糊涂，所以能够留下给扶苏的遗诏。

其二，遗诏要求扶苏回咸阳送葬，而并未不是继位！且《李斯列传》中还明确“公子”扶苏把兵权交给蒙恬。

其三，遗诏并未涉及继位人选，而唯独偏爱的胡亥在身边，秦始皇很可能指定了胡亥继位。（年龄不再是阻碍，毕竟秦始皇继位时年仅十三岁。）

其四，结合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的设想，诏令扶苏回咸阳意在解除其兵权，以此避免扶苏与新任皇帝“相攻击如仇雠”。

其五，最关键一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汉朝为证明自己是顺天承命，当然极力抹黑秦朝了。胡亥非嫡非长、不贤不贵，得位不正，因此秦亡是天意，而刘邦取代则是顺天承命。

“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李斯列传》），其中“嗣”表示继位，秦始皇驾崩，留下遗诏给扶苏，回咸阳送葬然后继承皇位。赵高此话纯属恐吓李斯，以期联手构陷铲除势力强大的扶苏。

毕竟，当时长子扶苏势力太强大，不仅手握重兵，监领三十万蒙家军；而且民间威望极高，“百姓多闻其贤”，陈胜吴广起义便“诈自称公子扶苏”。只有除掉了势力庞大的扶苏，赵高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攫取权力。

恰巧，李斯尊崇法家与扶苏政见相左，而且扶苏一旦继位，蒙恬必会取代李斯的丞相之位。李斯顾及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乎主动与赵高勾结了。

假如秦始皇传位于长子扶苏，从抹黑秦朝的角度来讲，司马迁根本没有必要闪烁其辞，如实记录更能坐实了胡亥窃夺权位罪愆。胡亥得位不正，汉朝取代秦朝则是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