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章士钊的秘书益知拜访书法大家邓散木，请他为毛主席治一印并写几幅字。

此时，邓散木已被截肢，右手受伤，胃也被切去了三分之二，但他还是撑着拐杖，努力控制左手刻印、写字。

这是他生前熬的最后一次夜，为毛主席刻印、写字，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心愿。

完成后他亲自交到章士钊，就吐血陷入了昏迷，同年10月，邓散木病逝，享年65岁。

或许，他以为自己此生无憾了，才会放手得如此决绝，却不知他仅有的两个女儿，最后也落得个草草收场的结局。

他的墓，正如邓氏书法篆刻一样，再无人问津，墓地荒草丛生，而邓氏书法篆刻就此失传，寸草不生。

人间想再见一次邓氏风采，已没有机会，然而可笑的是，邓散木在世时，人们不愿甚至厌恶“邓散木”。

他们爱邓散木的书法，但不喜欢邓散木在上面“落款”。

因为，他自号“粪翁”，还刻了好几个“逐臭之夫”“遗臭万年”“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类的印章，每次写字，就会随便拿个章盖上。

有一次，一个富商前来求字，双手奉上丰厚礼金、昂贵贺礼，也没什么刁钻的要求，只希望邓散木写字就行，千万别盖章。

邓散木听后，拍案破口大骂，一点面子都不顾，也不听对方解释，直接把人轰出去了。

因为盖章的事，他多次跟人起争执，不管来者身份多尊贵、官多大，只要嫌弃他的印章，他开口就骂。

国民党一名中委，非常仰慕邓散木书法，请邓散木为其亡母撰写碑文。

邓散木刚写完，正准备落款盖章，对方却发起牢骚：“您叫粪翁实在太遗憾了，还请您换个章盖。”

邓散木怒火中烧：“你讨厌我的名字，天底下名字好听的人那么多，为什么找我写？我是穷人，但我宁肯吃不上饭，也不会换这个名字！”

说完就把刚写好的字撕了，无言做出个请的手势送客。

说来也有意思，他的酒友唐云自号“药翁”，是希望自己所画的花卉、山水，能给世人带来一丝疗愈的功效。

而邓散木自号“粪翁”，无关世人，只是自我警醒，自己的字、自己这个人，都不能沾染上污浊之气。

他甚至给书斋取名“厕简楼”，形容自己是厕所里的“大粪”。

把铜牌“厕简楼”挂在门前，还惹来不少非议。邓散木不为所动，他说这辈子不求惊天动地，只希望这支笔能替自己鸣孤愤，其他别无所求。

邓散木早早就出名了，在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胜利之前，也就十几年的光阴，邓散木就已经办了11次个展、合展，名噪江南。

时人称他为“江南祭酒”，他也与齐白石齐名，有“北齐南邓”之称。

然而，行业内的荣誉、外界的称赞，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他希望自己担得起这些盛誉，能为百姓真正做些实事，不然吆喝这些虚名有何意义？

自己功名再多又如何，半张纸就能写完，外面风雪覆盖了万重千山，这才是该在意的。

可一滩混沌不堪的水，一滴清水是起不到作用的，更何况还是一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水。

抗战胜利后，邓散木见那些达官显贵还是继续肆无忌惮搜刮民脂民膏，他气啊恨呐，可是他无能为力啊。

他恨这些人，更怨自己无能得如一节无用的木头。

《庄子·人间世》曰：“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

散木为无用之材，邓散木遂取名“邓散木”。

既然救不了普罗大众，那就尽自己所能，帮帮身边的人，邓散木对亲朋好友，几乎有求必应。

据夫人张建权回忆：“他常说，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斤斤计较。

人们知道他的脾气，每当他有钱时，朋友们便纷纷登门，或求急告贷，或共饮杜康。他有求必应，总是慷慨倾囊相助。”

朋友没钱找他借钱，他不问其他，直接给钱；朋友穷到没钱吃饭，他就拉着朋友下馆子。

有一回，他带着朋友外出吃饭，吃完从鞋子底抽出几张纸币结账。

这种放钱形式新奇得很，朋友很好奇，邓散木却说：“钱不是好东西，它只会欺负穷苦百姓，所以我把它踩在脚底下。”

借到最后自己都没钱了，可朋友拉下脸借钱，他知道对方下了很大的决心，不好驳了对方的面子，能挤都会挤出一点。

有一天，朋友来借钱买衣服，邓散木已经无钱可挤了，还要逞强扒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狐皮大衣，让对方尽管拿去穿。

等到了他自己，冬天来了没大衣过冬，他没事尽量不出门，在屋里冷得牙齿发颤、身体被冻到没知觉，就围着屋子跑两圈自我供暖。

夫人笑话他，现在知道后悔了吧，没想到邓散木摇摇头说，“我学过武功，这么冷的天捱得住，他熬不住的。”

然而，毁掉一个爱乐于助人的人，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事实的手冷冷拍他的脸，嘲笑他：

愚蠢的人，你不会忘了吧？之前黎民苍生你都救不了，帮一个人你又怎么帮得了？以前你所做的，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

1956年，张伯驹将八件国宝级的藏物无偿捐给国家，引得世人满堂喝彩。

捐宝不到一年，张伯驹就被扣上了帽子，曾经的朋友个个明哲保身，主动与之划清界限。

只有邓散木，这个天真的人，硬要淌这趟浑水，挺身而出为张伯驹鸣冤。

他不光嘴巴喊，他还写，洋洋洒洒写了两份书面发言稿，生怕等到别人声讨他邓散木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他怎会不知道？他只想那些人还自己的好朋友一个清白。

没有意外，邓散木引火烧身，自己也被扣了帽子，每天天不亮就要上街扫地赎罪。

梁志斌隐晦地赞扬了邓散木：

“正义难申气不平，激扬文字笔生风。书生哪晓阴谋阵？一样沉冤文网中……”

我不忍心用邓散木的遭遇，来验证“别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介入谁的因，就要承担谁的果”这句话有多么无比的正确。

这是高高在上，甚至是冷漠的，张伯驹又造了什么因，邓散木才要承担这样的果？

再退一步说，苍天啊！这因有多大，邓散木需要承担这样大的后果，甚至还要为此搭上自己的后半生？

1960年，62岁的邓散木被查出血管堵塞，左腿动脉硬化，必须要立即截去左肢。

截肢就截肢，邓散木坦然面对，拄着拐杖走路、刻印、写字，他还自嘲“一足”“六六残人”。

第二年，邓散木右手腕受伤，虽然没到截肢的地步，但再也握不了笔了。

邓散木一笑了之，右手不能用就不用，他还有左手，上天杀不死他的，砍掉散木的半截，他剩下半截生命力依然强悍。

左手拿锤子刻印，拿笔挥在纸上的笔墨依然稳稳当当，没有丝毫偏差。

第三年，邓散木确诊胃癌，又上了一次手术台。

他用三分之二的胃跟死神交换多几年时间，剩下三分之一的胃，维持他这半截枯木，足矣。

他拼命地同时间赛跑，为鞭策自己，他特意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

早上6点洗砚，7点作书，9时治印三小时，下午1点继续治印，三点著述……星期六下午闲散会客，其他时间恕不见客。

他用一个半月临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45遍，两个半月手写全部《篆韵谱》，三个半月手写《说文解字》六册，其中穿插着刻印数方……

为了节省精力，邓散木还请朋友加工制造了磨墨机。

磨墨机的手柄连接拉杆和齿轮，可以夹住四块或以上的墨，只要摇动手柄，就可使齿轮带动墨块在墨海中迅速转动研磨，省时省力。

沈禹钟曾打从心底里佩服：“我友邓散木，病废支一足。读书破万卷，嗜酒论斗斛。”

1963年1月9日，65岁的邓散木被摘掉了帽子，他高兴地致信好友冯亦代、白蕉、桑弧、唐云，还有章士钊，请他们一同喝酒庆祝。

5月，他还忍着身体的疼痛，风风光光办了一次书法展。

9月，他收到弟子苏白的来信，信中说“先生《草书写法》书一到，顷刻就卖完了”，希望“先生多为青年们写几本这类指点入门的书！”

邓散木只是笑笑，没有回信，给人平添虚无的希望，是不应该的。

这个月，好友冯亦代拎着一瓶茅台来看他，两人相向对酌。

邓散木说起，自己被扣了帽子，又两次上手术台，是冯亦代可怜他，四处为他奔走请命，这辈子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报答这份恩情。

冯亦代不语，喝下去的酒，喝太多了，又从眼眶里溢了出来，哽咽的声音全被一杯杯酒水淹没了。

直至10月，眼泪聚成汪洋，哽咽的声用多少杯酒都盖不住，充斥着整个邓家，这个月邓散木撒手人寰，享年65岁。

死神应该很不开心，这次遇到了一个失败的对手，跟他交战也才三四年，就向他主动投降了，也太没意思了。

死神还没尽兴，于是他就近选中了下一个目标，邓散木的大女儿邓家齐。

邓家齐在单位勤勤恳恳，不幸卷入同事间的纷争，但她和父亲一样，都是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人。

邓家齐不愿站队，她如此“懒散的状态”引起了两派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无中生有，造谣邓家齐是逍遥派。

邓家齐有苦难言，言了也无人信，郁结在心，不到一年就患肝硬化，死在了北京。

父女俩先后去世，间隔不过5年……

邓家齐一走，噩耗随即过渡到小女儿邓国治身上。

邓散木的两个女儿，邓国治是最能继承父亲衣钵的，她还多方搜集父亲的遗作，促成了“邓散木书法与金石陈列馆”的成立。

若她能活得久一些，“北齐南邓”之称就能流传得更久一点，齐白石家喻户晓，与之齐名的邓散木又怎么会销声匿迹？

可事与愿违，命运就是这么残忍。

父亲、姐姐去世后，邓国治便与母亲张建权一起同住在北京。

邓国治当时在新闻单位任编辑，可她志不在此，一心想要当记者，领导就是不肯放人，邓国治心里始终意难平。

都说职场、情场，总有一个得意，可邓国治是满盘皆输。

她当时的男朋友隐瞒家室，同她交往，等到东窗事发，邓国治被人人唾弃，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理解她，觉得她败坏名声。

有一天，母女俩吵完架，邓国治把自己锁房间，到第二天上班，还不出来。

母亲推开门想叫她起床，可再摸到，鲜活的女儿此时已是一具冰冷的躯体。

原来，跟母亲吵架后，邓国治心灰意冷，回房服了药，彻底与这个世界诀别。

和姐姐一样，有口难辩，唯有以死鉴明清白。

一代书法大家，两代人竟是以这样荒唐的结局草草收场，令人悲痛也让人唏嘘。

走了一遍邓散木的人生，我一直在想，如果人死了，就像一个石头，落入水中，那邓家溅出了三次水花，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见到？

下面是邓散木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