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大年三十，贺家其他人都在忙活年夜饭，贺友直就揣着满口袋的钱，出去马路上溜一圈，看看有没有流浪汉、乞丐或者其他有困难的人，然后再把钱给他们。

他说，到了这一天，阖家团圆的日子，如果还在大街上溜达、乞讨，那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困难，他能帮的一定要帮。

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到去世，甚至去世的那一年春节，他把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家政阿姨，感谢她这些年对家里的照顾。

贺友直，人如其名，友善又正直。

能如此慷慨地对底层的人，是因为自己也曾过过这样的日子。

刚解放的时候，贺友直还没有工作，一家人也没有房子住，后来是帮别人管理房子，才讨到一间客堂睡觉。

但还要和另一个家庭合住，当时夫人谢慧剑怀着孕，那对夫妻的妻子也大着肚子。

那一年过年，家家户户都在烧菜做饭，而他们在等着贺友直借钱回来过年。

贺友直找了几个朋友借钱，借到钱已经很晚了，街上的店铺都关得差不多了。

贺友直最后只买到了两罐罐头肉，这就是他们两家人的“年夜饭”。

好不容易有人介绍了份差事，将赵树理的《福贵》绘制成连环画。

事先谈好用四石大米作为报酬，结果连夜赶好100多幅送去，别说四石大米了，人都跑了，贺友直白忙活了。

这是贺友直第一次尝试连环画，当时他还不知道连环画如何串联起来，就在墙上钉了一根扎鞋底的线，一幅幅画挂上去，结果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

但贺友直并没有气馁，他相信命运把他指引到这里，一定是有它的安排。

更何况，吃不饱、被愚弄算得了什么挫折，他的人生再往前，吃过的苦多了去了。

父母早逝，他从小跟着宁波的姑妈生活，因为饿得慌，他去抢有钱人家盖新屋上梁发的馒头。

在上海打工时，冬天就睡在钳桌下的水泥地上，两腿冻得直抽筋，还曾因为忘带防疫症，挨了日本鬼子一个耳光。

他吃过的苦比他吃过的饭还多，毕竟多的是没有饭吃的时候……

于是，借由《福贵》开头，贺友直连环画画了一本又一本，无师自通，一脚踢开了中国连环画的大门。

果然，1955年，贺友直借着连环画的成就，进入了上海美术出版社。

他没有将此作为上天对他迟来的那份“报酬”，而是把它当作是连环画接纳了他，自己必须要更努力，否则上天将收回这一切。

1958年，贺友直接到创作《山乡巨变》的任务，需要在1959年春节前往湖南益阳的清溪乡考察。

当时，县城到乡下是没有汽车坐的，下乡除了床架和尿壶不用带，其他都要自备。

贺友直就挑了根扁担，把行李全挂到扁担上，翻山越岭走十里路。

途中因为越走越热，贺友直脱下的衣服也撂在扁担上，担子越来越重，就这么走到了乡里。

在乡里，他要和乡民们同吃同住，上厕所蹲粪缸、睡觉躺在油腻发臭的枕头上，下地劳动用手掏粪。

然而这么艰苦，贺友直第一次稿子没有通过，他立马返回益阳，重新开始。

又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紧张，每次在乡下画到饿了，他就塞两口压缩饼干，再猛喝水，给肚子造成“我已经饱了”的假象。

可第二次稿子，还是被毙了，贺友直再接再厉，甚至对自己更加严苛。

女儿贺小珠回忆：

“在他创作《山乡巨变》的时候，下班前他会将当天的画稿放在抽屉口上。

第二天上班打开抽屉的第一眼，要是感觉画稿哪里刺眼，那里就是毛病，即刻修改或重画。”

皇天不负有心人，1963年《山乡巨变》获得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一等奖，被评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皇天不负有心人，皇天偏负有心人，得了奖贺友直却没有领奖的资格，因为十年风暴来了。

贺友直被派人贴身监督、“带罪”下放到黑龙江建设兵团。

工资没了，每个月15块生活费，三个孩子上山下乡准备行李的开销，都是靠丈母娘赞助。

在五七干校时，顾云明回忆：“我被分配在饲养场养猪，我拌料贺友直先生喂猪，我们俩从此交上同学情。”

但贺友直还是那句话，没有白走的路，命运既然把他安排到这里，不管是刷厕所还是掏粪，他都要做到最好。

他经常教育儿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它做到最好！即使你的工作是扫马路，也要做到非你不行，那你就成功了！”

由于父亲的成分，上小学的小女儿贺小珉常常被同学欺负，铅笔拿去学校后，几乎没有完整带回来，全被同学折断了。

女儿哭着跑回家诉苦，贺友直一听这有什么好哭的，他用画纸卷了个笔筒塞进折断的笔，再在外壳画点图案装饰，笔就被“救活了”。

1980年，天亮了，贺友直强悍演绎了，什么叫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

17年前欠他的领奖，17年后老天补给他了，第二届全国连环画，一等奖还是贺友直。

这一年，贺友直也被借调去中央美院任教授，带了7年研究生。

有一次，他给研究生们讲课，台下坐着杨沐黎、陈丹青等学生，学生瞧着这位老师面生，问他毕业于哪一届。

贺友直一口“1937届”，台下的学生们就犯迷糊了，又追问：

“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的、巴黎的、美专的、国立专的，还是鲁迅艺术学院？”

贺友直毫不掩饰：“小学毕业！”

这不是开玩笑的，贺友直小时候家贫，父亲临终前嘴里念叨的，还是对儿子的亏欠，“对不起，我没有钱给你读书”。

得知台上的教授学历居然比自己低，下面哄堂大笑，有胆大的学生调侃：“老师你是没文化的”。

贺友直不恼反补充，“我没有文化到什么程度呢？电视台不是有问答吗？提出的好多问题，我十有八九答不出来。”

然而，2000年贺友直受邀去法国昂古莱姆市，给法国高等图像学院讲课，小学毕业的他，仅用一节课就把台下的外国学生征服了。

当时，院长提前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法国学校不同中国，法国学生比较自由懒散，他们要是不满意老师，就会当场离开。

开课第一天，贺友直开始没说一句话，拿起马克笔在黑板上划了两三笔，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自己的头像。

台下的人都惊呆了，一节课下来没一个学生提前离场，之后的几节课更是场场爆满，法国学生对这位中国老艺术家心服口服。

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在贺友直讲课期间，法国当地还举办了贺友直的“册页回顾展”和“上海旧百业”两个展览，供学生们大饱眼福。

当讲完课准备离开法国，图像学院院长完全后悔让贺友直来授课了，“你走了，我真不知道接下去我们怎么教了！”

昂古莱姆市为了感谢他，也算给学生们留个念想，特地请贺友直在回国之前，绘制一块地砖，永久嵌入该中心门前的广场上。

连环画不同于其他画种，很多画家都是将它当作跳板，跳去更热门的国画、油画、漫画，很少会在连环画深耕的。

上世纪50年代连环画很火，到了1960年代开始大幅度减产，大批画家退出行业。

七八十年代有复苏之兆，但也只是回光返照，进入1985年连环画又是减产，1991年连环画出版仅几百万册。

而贺友直进入了连环画的圈子，就一根筋的原地坐下了。

然而这个行业不是说人少就竞争小，人少就意味着冷门不赚钱。

像50年代贺友直的一幅画稿费可以在锦江饭店摆上一桌，到了八九十年代，一幅顶多20块。

有人劝他趁着年轻转行来得及，他却说自己愚笨，“一画连环画，我就聪明了。”

甚至机会都递到手上了，还不止一次。

70年代末，北京荣宝斋托贺友直画一批人物画，上海朵云轩也来找贺友直，送来一批扇面，他全拒绝了。

他也不是到了那种富到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步，贺友直一个无酒不欢的人，那个时候穷到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能喝一小盅。

他也曾说过：“我这个人出身不是书香门第，从社会底层来，看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东西。

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国画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油画家，我成为一个连环画家适得其所。”

但别人要是给他的“连环画家”头衔贴金，他又不干了，别人称他为“连环画大师”，他连连摆手，“不是大师，没有大师的。”

他跟夫人谢慧剑说，“‘大师’这两个字该让后人来评说，再过两百年三百年。”

把他捧为“连环画泰斗”，他更觉得折煞他了。

“我去查辞海，什么是泰斗。查出来说，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我有那么高吗？我不是泰斗，我就是个画家。”

他生前所住的房子，是1955年到上海美术出版社工作后搬进去的，一住就住了60年，直到他逝世。

（这个楼梯通往贺友直的家）

逼仄的屋子还被划成几个不同功能，王悦阳曾说：

“上海画坛，贺家的住房小是出了名的，原本只有30平方米的房间被戏称为“一室四厅”——客来做客厅，吃饭是餐厅。

餐桌上搁起一块木板就成了画室，晚上帘子一拉，就成了卧室。”

国家想给他挪窝，贺友直觉得自己无功不受禄，而且有功劳他也不想搬。

主持人曹可凡问过他不搬走的原因，他一边喝着黄酒，一边搛一点家常小菜，乐乐呵呵地说：

“戆伐？人活着，住‘平方’；一到‘漕溪北路’，就住‘立方’啦！财富是身外之物，更是累赘。做人就是要开心，要明白，要知足！”

当知足凌驾于欲望之上，幸福将会贯穿一生，贺友直很早就懂得了知足常乐。

在苦哈哈过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入上海美术出版社，工资多少都是需要评的。

贺友直也不跟人争，“我没本事的，你们给多少我就拿多少”。

当然，除了喝酒他永远都不知足。

晚年的贺友直有糖尿病，为控制他的酒量，妻子就用医院吊盐水的瓶子装酒，中间贴一张窄窄的纸条作记号，一瓶喝两顿。

刚开始他喝到线就打住了，喝着喝着，说“酒虫爬上来了”，开始在纸条的线上和线下跟妻子讨价还价。

女儿贺小珠吐槽：“一瓶酒见底了，他还要等一会再倒一次，连那几滴也舍不得。

他说，那瓶是橡皮的多好啊，可以再翻过来舔。如果不小心酒溢出了流在桌上，是不能用抹布擦的，爹爹会用最快的速度将嘴贴着桌面将酒吸尽。”

此种速度要是在饭桌上，父母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孩子，都不用父母掐表数三秒。

在外人的眼里，贺友直是和蔼、亲切的，但在孩子的眼里，他太吓人了。

贺友直在家工作，是不允许家人发出一点声音的。

如果进房间打扰到他了，他不用开口，瞟过来的眼神足以让人寒毛直竖、大气不敢出。

贺小珠说：“爹爹说我小时候很爱哭，哭得讨人嫌。他说有时他对我笑我都会哭，我说“因为你一直是板着脸的，突然对我笑了，我反倒被吓哭啦！‘”

但她不知道，她也曾把爹爹吓哭了……

学生薛晔看过老师掉眼泪，“他说起小珠姐，‘你知道吗，前阵子小珠身体不大好，我很担心她有什么不好的毛病。

如果是那样，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是要救她的，我不能看着她走在我前面’，九十多岁的人脸上一下子湿湿一片。”

但爱孩子，在贺友直这里，并不等同于要把所有东西留给他们。

从90年代开始，贺友直就陆陆续续捐掉自己的手稿，向上海美术馆捐赠了2000多件连环画原作，基本涵盖了他毕生创作心血。

得知家乡宁波北仑区新碶街道正在抢救日益消亡的民间文化，九十多岁的贺老拿起画笔，创作出《新碶老街风情录》捐给北仑博物馆。

还向北仑区档案馆、图书馆、学校等单位捐赠画作、证书、资料……

他捐赠的事迹太多太多了，别人同贺家的孩子说，你爹把值钱的东西都捐了，你们都没意见吗？

几个孩子觉得莫名其妙，“父亲的东西，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没意见。我们一切都按照父亲的意愿做。”

现在多的是画家去世后，子女们为争父亲的遗产争上了法庭，但2016年贺友直去世后，贺家一派和气。

在孩子们心里，父亲已经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了。

女儿贺小珉说，父亲给他们最多的就是爱和包容。

“他还经常与我说，人与人之间不要攀比和比较，如果那样的话就如市场上按斤两买菜了。

再有就是人要有主见，不要处处为别人的言行所左右，遇事要难得糊涂一点。

老爸有一张自画头像，当时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就画了眼睛和耳朵而没画嘴巴。他说，凡事要多去看和听，不要一看到嘴巴就出来。”

二儿子在黑龙江突发奇想要学画画，贺友直就自己亲手画了一本课徒稿给儿子临摹学习。

现在贺家只有外孙薛颖峰在做跟画画有关的工作，他刚去高校教书时，就收到了外公的来信。

信里的内容一板一眼，让他要备好课、要注重仪表修养，这封信薛颖峰一直保存着。

（贺友直写给外孙的信）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以家为起点，家风正则源头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的不动产。

鲁迅曾说过：“父母亲存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服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父母时：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因此获得人生更多的乐趣和自由。”

这段话在贺家的儿女们回忆贺友直的文章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能感觉到，他们很爱自己的父亲，很理解父亲所做的一切。

他们的行文甚至给我一种错觉，贺老并没有死，他的灵魂被分成了几部分，融入了几个孩子的血液里，继续将他的“友善正直”发挥下去。

下面是贺友直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