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发生的北洋大学学潮，与1917年京津大学校院科系的调整有关系,就先略述调整概要,以明线索。
北洋大学校址在天津北郊北运河右岸的西沽村,高城約五、六华里,是华北成立最早、声誉最好的大学之一。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把大学的校院科系加以调整,规定以后北大只办文、理、法的预、正科,停办工矿的预、正科。北洋大学则专办工矿的预、正科、停办法科的预、正科。自1917年暑假后开学起、北大理工预科毕业生愿升工矿科系者，送北洋正科肄业，以后不再招收工矿预料新生；北洋法预科毕业生送北大正科肆业，以后不再招收法预科新生。
我原是北大理工预料民八年班学生(即民国八年毕业的班次)，毕业后即这升北洋土木工程系民十一年班肄业。当时北洋有工矿预科和正科的土木、采矿、冶金三系各年额的班次，还有法科预、正科的班次、共針学生十三、四班、数额約五百多名。学校经费由关税余款(或者是盐税余款，证不清了)拨交河北省政府轉发。
数員有正、副、助三等,中外籍都有,我到北洋时,正教员名额已被美国人所垄断,他們的学识无論多坏,都是正教员；中国人的学识无論多好,都是副教员或助数。当时美籍数员共十余名，其中除了敢应用力学的派特森和审管校钟的斯波利二人学识尙算中常，性情也比較温和之外,其余都是些渣滓剩貨,学识低劣,不能胜任，而且为人阴险狡詐，态度骄傲蛮横。最显著的如土木民十年班的桥梁教員奥提曼,每堂課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很不常的問題,常有三、四个“不知道”。还有測量教員斯开尔頓，遇学生有錯誤或因习惯上的不同而发生无意的“触犯”时,竟出口謾駡学生“还不如赶驴的脚夫”。当学生制图有局部錯誤或遺漏时，他并不給讲說明白，指示改正，而是用油腊色笔画一大“W”字母,勾抹全幅。这种笔跡用橡皮擦不掉,必須另換图紙,重繪全幅。同学白天課忙,只有开夜車加工赶繪。还有土木十一年班投視画教員伊利斯，在数板上写字时,文法常有錯誤，字母稍多的字常丢落字母，他的文化水平还不及我国四年制中学毕业生，其科技学识不问可知。本国的副教員和助教約共四、五人，多是本校毕业生，备課肯努力，讲解也认其，对学生的态度也很好。
北洋校規极严,学生不許預聞校务,不許提师长在态度上或讲授上的缺点,更不許当面提师长的意見。年終考試,一門不及格(不够60分)就降班,两門不及格就开除，并无补考，考完后五天内就发榜。发榜时，即使每考都在前三名的高材生,心情也极惶恐紧张，以至往往不敢自去看榜,而求別人代看回报。“看榜如闖关，人人都害怕。”因为考試得分的多少,虽然是以答案的好坏为标准，但外国数员常要按照自己的爱恨随意加减，而学生在一年中有无触犯他們忌諱的地方,又常常自己不能觉得。如預科民七班的一个学生(已忘記姓名，但当时大家都知此事)有一次站在化学教員的右后侧看他在記录本上写字，并不知道这在洋习惯上是一种犯忌的行为。及至教員扭头看见,他察颜观色,始知已触怒,心情惴惴不安，因于考試之前，加倍努力溫习，考試时细心答写，并注意检查，全无錯誤,自以为定能及格,絕无問題。但交卷时,教員坐在教桌后边，接到試卷,并不翻閱,即用紅鉛笔在封面上写一“40”，同时口头告知:“我給你四十分。”这个学生就这样落到降班的結果。
美国敎員所以如此蛮橫跋卮,固然是由于他們的本质恶劣,趾高气揚,但是校长赵天麟的領导无方亦有重要关系。
赵天麟来校之前,校长原为王紹廉。王會留美学采矿,学识优良,办事負責认眞。在上下課的时候,他常常站在从大門到各教室的甬路上,查看教員学生上下課的情况。在上課时間,常到各教室内巡视听讲。如遇教員讲解錯誤、遺漏或紊乱不清的,即等其讲到某一段落时請其暫停，自登讲台重讲一遍，讲完后先問学生 是否明白,又問教員有无誤漏,有无意见,并嘱以后注意备課,教員无不悅服。还有一次,上課鈴响后五分钟,一位美国教員才跑向教室上課,被他看見叫住，并指大門上钟楼說:“迟了五分钟”，教員赧顏点头，忙去上課。当时敎員美、英、德籍都有，学识都好,也都勋奋备課，尽心讲授。师生之間,頗为融洽。北洋名誉好，即系那时得来。
赵天麟也是留美学生,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极深,而又柔懦无能。他继任校长后,对美国数员有荐就用,用前不加考察，用后不会領导,更不敢督責;他本人又是学法律的,对于工矿是外行,对工矿科教员的学识经验能否胜任也不能判断，即使发現有不能胜任时，也不敢处理。美籍教员起初是排挤别国人，拉进本国人，以后渐次摸清赵天麟的为人，于是进一步拨引亲女来校，互相勾精，遇事要挟校长,压制学生;校长既不敢惹，学生也敢怒而不敢言。1917年以前,北洋学生儿乎都是从预科直升正科，很少由他校招考的,服从校規,已成习惯,纵有所不滿,也不敢有所表示。
升入北洋的北大预科学生，原来在北大受蔡元培校长民主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所以轉到北洋以后,对于美国教員的蛮横压制,感到憤懣,不能忍受。在第一批民九班的第一年内,人数太少，不能有所表示。在第二批民十班的第一年内,人数仍然不够,仅是同学之間彼此談論,私下非議,仍不能見諸行动。至第三批民十一班(我就是这一批的学生)来到后,一来人数又有增加，二来北洋本校学生已有很多受到影响,逐步向北大同学靠攏,到了1920年暑假前，已有足够的力量向学校要求改进。秋季开学后約两个星期，各班即举出代表联合面見赵校长,列举各美国教員的学识低劣、行为蛮横,請求轉令改正。赵校长对学生的請求仅含糊答应,但竭力嘱合学生好好念书，耐心等待，不要做出越軌行动,致干惩处，耽誤学程。以后又经一次請求,結果仍旧相同，美国教員們依然故态，并无改正迹象。各班代表又联合去見校长,彻底詢問究竟。
这次我是我們班的代表之一(每班代表二、三人),时同是10月10日左右。赵校长說:“你們的要求不便对他們提，因为那样做太伤体面，仍应耐心等待,时間长了可能自改。”代表們又历述美国教員学行卑劣,对于学生的学业和校誉都有很大妨碍,絕不能放任纵容，力請校长断然纠正。赵校长在“碍难照办”之外,竟还說:“說話声音不要那么大,叫他們听見太不好。”
代表們退出校长室后,随即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討論,决定最小限度先请校长责令桥梁数员奥提曼必须备好功課,测量教员斯开尔頔必须改变草率讲解和蛮横作风，否則同学們就要不上他俩的踝。赵校长坚持不能去說，也不許学生做出不上課的举动,理由是:这样作违.犯学校规则;而且外国教員都是签訂合同聘定的，若任期未滿时停止上課,也須按月照給薪金，直到期滿，或者一次结算付清,此外还須付給回国費和其他損失;对一、二教員如此，恐其他教员联合行动,那就成了国际問题，損失就要无法负担，事情就更难以解决。学生們认为,他們旣不能負担起合同上規定的职责，当然就不能享有領薪直到期滿以及其他种种权利。校长对此仍坚不同意。
学生的这种要求,很快被美国教員們探知,他們立即举行全体会議,决定如果学生們罢一、二人的課,他們就全体不上課,把学生們“吊”(suspend)起来,并故意宣揚出来,对同学威胁恫吓，施加压力。这本来是他們罢敎,反而硬說是“学生罢課”，认为“这是管制学生罢課的方法”,“这是对学生罢課应有的惩罰”。
学生听到美国教員如此蛮不讲理，越感憤怒。因为校长过于胆小,不敢触犯他們,只好自决,随于次日实行不上桥梁和测量課。果然,美国教员就全体罢敎,学潮从此表面化了。
校长旣不敢惹美国教員,又压抑不住学生的对应行动,所以在拒絕了学生的請求后,回家不再来校，及听到美国教員罢課，就向河北省政府辞职。省长曹銳对于学生的所为,斥为“囂张”、“捣乱”，对赵校长再三慰留,着令放手处理,为了压息风潮，即使革除若干或者几班学生,甚至解散另招，都无不可，必要时政府还可派兵驻校保护,維持秩序。
10月下旬,赵校长先令学监王龙光以代理校长名义到校維持。王到校后，一面劝学生仍照常上課,不要停上一、二人的課，等以后慢慢設法改正缺点,解决問题,一面又向敎員們探詢意見，得到的答复是:恢复上課也行,但是上課时，只有反对罢課的学生才算“到”(present),那些贊成罢課的学生仍算“不到”(absent)，等候将来再察情处理。学生坚决反对。問题旣未能解决,王龙光也就一去不再到校。赵校长无法,仍向省府坚辞,并荐本枝法律数员馮希运以自代。省府照准,即派馮继任。
馮希运也是天津人,其弟馮希敏也在北洋任测繪教員。他們二人，时上課才来,下課就走,常常倒換請假,大約一月只能上半个月的課。墙上经常挂出他俩的請假牌:“法律教員馮希运因病請假”或“测繪数員馮希敏因事請假”。因此同学們背地里都以“馮因病”和“馮因事”呼之,以示諷刺。
冯希运于11月中旬独自一人到校上任,召集学生讲話,仍是嘱令学生先照常上諜,不許停上一、二教員的課,关于他們的缺点錯誤,等以后再說,他們的“划到”办法也要暫先接受。学生对以上条件,尤其是“划到”办法,坚不接受。数員們亦坚不让步。馮惑到无法解决,就辞职不干,一去不返。
自从美国教员罢教、赵校长离校不返后,校内学生就成立了护校委员会(記得几个主持人有十年班的陈泮岭、王启元、陶述首、韓厚基等),负责办理伙食、筹款、外交以及校内的文娛活动。大家除把上課变成自习外,其余一切都如平常，飮食无缺，精神也有所寄托。随后又为了防范奸宄的破坏活动,成立了料察队，在校内各个僻靜角落夜間派人輪班站崗，白天也不断巡查。我是料察队的值班队长,11月初某晚,我先派了分队长采矿十一年班的同学蕭家制出发查崮,我随后也出发各处巡查。当沿着甬路走向大門时,听見門内有人吵嚷,急忙跑去查看,見蕭家訓被斯开尔顿和另一美国数員(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抓住衣裳,挣扎叫喊。我立即吹起口哨，很快就聚来近百人。他們見有人来,就把蕭家訓放开,并想跑掉。学生們把大門堵住,不肯放他們走。
据董家训說:“我巡查到此,見学监室門半开，前去查看，还沒到門口,他俩从室内冲出,气势很凶。我急往回跑，到两开門处，被他們赶上抓住,用脚踢伤我的小腿,連門心板都被踢破。”同学們质周这两个美国教員为什么打人，他們一味抵賴。同学們随即进入学监室查看，发现电話线似乎是被剪断的,电話机已不見。急忙又到近邻的校长室查看,見室門仍旧鎖着,窗玻璃被打碎,上半截落下。我們由窗口跳进屋里,見电线也被剪断,电話机也不見了。随就又到钟楼外校門里的号房查看,幸而电线仍完好，电话机仍然在,于是立即派人把电話机移到里边,交由护校委员会保管。
我們从号房回来，追問这两个美国人，叫他們把电話机交回。他們坚不承认,并說:“沒見电話机,不知道你們弄到哪里去了。”同学們听到这种倒打一耙的狡賴,就七嘴八舌的哄嚷:“美国贼!”“当場抓住的,抵賴沒用!”“抄賊窝子去起赃!”“搶东西还打人的是强盜!”……他們見到群众的这样声势,骄横气焰就很快的低落下来，在墙根下乖乖的站着,低头不語,不再狡辩抵賴了。最后同学們因沒抓住赃物,只得寬大为怀,把他們放出去了。
北洋学生在請求赵校长料正美国教員的錯誤时，就已经多次派人赴北京，向北大蔡校长和蒋梦麟教务长报告情况，請求指示。当校长、学监都离校不返时，学生就利用两室的电話与北京联系。这事被美国教員偵知,他們为了切断学生对北京的联系，就結伙合謀,作出趁夜偷窃电话机的无耻勾当。
自馮希运于11月中旬辞职不干后，省府即不另委派负责人，也不再给经杂费,也不派駐“护卫”軍,抱定置之不理的态度。美国教員用罢教办法把学生“吊”起来,而省府则用不理的办法把学生“泡”起来。经护校委员会征得北大蔡校长同意，让我們由北大预科升入北洋的同学轉回北大完成毕业后，我們即于12月中旬通知同学,即日开始放年假，各自离校,翌年春季到北京大学报到上课。北洋大学学潮也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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