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今年六十三岁，原来担任学术研究工作二十余年，后来加入蒋介石政权十余年。
我原在比国学地质，民国初元返国后，专任有关地质的学术研究。与我学术最有关系的机关是地质调查所。于学理研究之外兼重各种矿产的测勘。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积极内侵，蒋政权逐步退让，我住在北平，眼见国本垂危，非常忧惧。蒋介石忽以“抗日保国”的理由，约我南行，与他谈话。那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蒋专任军事，事实上仍握大权。我与蒋虽同为浙东人，向不相识。于一九三二年夏间，应邀往牯岭相见。谈到大局时，我盼蒋了解，政府天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以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末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因并告以我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蒋当时装作以巩固防为己任，说要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军事以外各项工作，要我做秘书长。我当复告我并无分头接洽的能力。地质调查所系穷机关，我不能脱离，坚决力辞。这个机关，后来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仍要我做秘书长，我仍力辞，直到一九三七年秋间对日开战时，我方到会治事。这次谈话的结果，我虽没有接受蒋的官职，但我因缺乏经验，易受欺骗，那时我误认蒋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即此误解，便成了我走错道路的开始。
在那时期，日本军队向长城进迫，形势极危，而蒋不顾外患，仍在江西统兵，从事内战。我住北方，衷心极为焦急，曾电告蒋以华北将失，勿忘国计。蒋因此北行，住在保定车中，约见北平知名人士，口头上表明政府决不放弃华北，但事实上并无武力抵抗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我受蒋约，任行政院秘书长，他的理由是日本内侵愈急，要我在南京受一官位，以便随时面商。这是我实际加入蒋政权的开始。那时蒋自做院长，将以前汪精卫任院长时军事委员会属下的一部分行政工作，交院接管，但对进行内战的工作，和处置鸦片烟犯，仍由他指定行政院以外的特殊机构处理，不在我的职务范围以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蒋被释返京，旋即往他的故乡溪口稍住。他曾招我往见，问我对西安事变有何感想。关于此事，那时还是以蒋的报告为主，但亦大致闻悉，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停止内战，归蒋统率一致抗日的谅解。我即告以如能乘此停止内争，统一抗日，实为最可欢迎的现象，政府方面应该一本精诚，共同对外。蒋对此没有明确表示。
一九三七年四月，因英王加冕的机会，蒋使我加入孔祥熙做特使的团体，试与欧洲各国当局谈话，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这个使命是非正式的，因为并未由外交方式知照各国，所以亦不准备得到任何正式协定，但我仍保有行政院秘书长的衔名，可以交换意见。此行曾与英、德、苏联方面大略商谈。苏联对中国能统一抗日，确有好意。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飞行返国，上海中日战事已剧烈进行。国民党政府旋即移至武汉。那时，我受任管经济部，兼管资源委员会(国营工矿)和工矿调整处(协助民营企业)，拆迁工矿电设备，到后方建立生产中心。
一九三八年，蒋因各部长中只有我和张嘉璈不是党员，即向国民党推荐，要我们接受勿辞。我到此便做成了党员。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委名额大增，他又给我加了中委名义。但并未担任党部工作。
我在经济部长地位，经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历时八年有余，就自己的范围，在西南和西北各省，照着当时自身政治上的认识，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未降之前，我兼任战时生产局长，其中有美国派来的顾问及专家。日本降后，即行结束。
在以上所述时期，我只用力于我实际能管到的工矿生产工作。对于抗日，我主张尽量用实力抵抗，反对半途投降。我曾对当时主张讲和的汪精卫、孔祥熙二人,当面劝告。对于蒋的反共工作，我向来没有参加。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我只模糊地感觉蒋太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妨碍抗日，认为可惜。但只此而止，并没有用力探听共产党要如何建国，没有认识社会主义，也没有明了蒋从前如何违背孙中山的遗教，阴谋反共，所以我那时是原则上反对蒋的内战政策，但不明白什么是好的出路，始终处于知识混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错误地认为中国需要经济建设，我应尽我的心力，做我份内的工作，做一分算一分，总是于国有益的。那时我并不认识，在蒋政权之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
抗战将结束时，蒋对我加了行政院副院长的衔名，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到抗战完成，我极思辞去政府各职，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曾连上辞职呈文五次，因得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各职。那时我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考察一次。但宋子文坚持不允，并硬给我留了副院长名义。我既不能出国，就专心组设中国石油公司，想能自行出产油品。如此者一年有余。到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蒋又硬要我再管资源委员会事，到此才脱离了副院长名位。在会的范围内，我只继前任之后，率循成规，维持原来的工作。
蒋因美国的操纵支持，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屡商国共两党合作，并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伪称和平，邀集共产党代表和其他人士，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那时美国对中国抱有极大野心，马歇尔亲自来华,名为调处,同时帮助蒋调运军队，作内战的准备。对于这类政治工作，我完全没有参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违背政治协商会的议决，由他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伪宪法。从此他与共产党正式决裂。蒋又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他复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荒谬绝伦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他有独裁之权，并乘此宣布了“戡乱方针”。接着就是行政院长人选问题。依照伪宪法，应由总统提出人选，由立法院表决通过。蒋想提政学系的张群，因国民党内各系派互相排挤，许多CC派立委尤表示反对，互相争执。绝未想到五月杪蒋忽叫我面谈，他说，依伪宪法他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即CC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得他的同意(他为党总裁)，在国民党部开会试行投票，何应钦得票最多，这都是违宪越权的行为，他不能承认。他认为我向少系派关系，要我担任此职。蒋这一提议全出我意料之外，我因素性与才能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坚未同意。但蒋即于次日迳向立法院提任通过,公开发表。我对此职毫无准备，极感惊惶。我自身极不愿就，但我当时缺乏政治立场，又缺乏革命性的毅力，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事。又存了一种姑息心理，认为我如果坚不接受，势必使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结果是答应暂为试任，于是年六月贸然接事，到十一月才能辞卸。
现在追想我那时贸然就任的心理，简直不成为一种理由。当时我果赞成蒋的“反共戡乱”，要想认真帮助他贯彻这政策吗?我自问绝无此意。我向来反对蒋的偏信内战，我虽不认识共产党，我也从不恨共产党，而且我深惜蒋一意孤行，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所得的结果，以致不能合作。那末，我那时另有和平办法，想从行政院的地位，来推翻蒋的“戡乱”政策，以执行我自己的主张吗?我自问也并无此事。我诚向来看重国内和平，但当时并没有这种政治企图，而且蒋范围内的行政院长并不可能有此权力。我那时茫然接受这个有责无权的官位，真是严重的错误。实因我缺乏政治理论的修养，受了资产阶级统治思想的遗毒，不了解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急须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因而错认蒋政权是中国政府，希望勉能维持。
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宣布引退，住在奉化溪口。我于二月间往见，原意劝他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但我见到他正在布置排李反和，并非真实退隐，所以我即告退，以后决不再跟这种沉湎不悟的人同流合污。李宗仁那时公开主和，自始声明接受毛主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只要由代表就事实商订办法，因此南方意见，都认为蒋仍主战，李确愿和。李曾邀我担任秘书长名义，以示共同愿和的意旨，我亦信以为真。等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内和平协定业已商成。李反悔，拒不接受，将原来为国谋和之举，变成蒋李二人权位之争。足见整个政府机关，无药可救。那时，我即决心与他们完全脱离。
(二)
除了上述职务外，我还担任过负有政治责任的工作，我愿由此追述当时所抱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
甲、关于替蒋集团做工业建设
当我管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战时生产局时，我的志愿是想建设工矿生产，开发天然富源。为达此目的，我想设置国营企业，鼓励民间投资，养成实业人才，以奠立近代经济的基础。素常认为中国要在近代世界确保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能用工业化的方法，大量生产。对日战时，后方的电力、钢铁、燃料、机械等基本实力都为数极微，成了严重形势。要在受日本武力封锁的短时期内，一蹴而建成近代规模，固决不可能。但那时身任其事,很想鼓励和协助各方面共同努力,在后方增加几万千瓦电力，每年出产十余万吨钢铁，固体和液体燃料勉求自给，最必需的机械自力制造，以期得到一部份的功效。我那时就是采取了这种技术观点去进行工作。
蒋的亲信，只重私人权利，对本国生产并不热心建设，亦并不具有同情。试举数例:
抗战时要造叙昆铁路，变通部长约集借款供应钢轨等件的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办法。建设银公司是在抗战以前，由各大银行投资组织，原意是由此银公司会同外商投资生产建设，可以投资人的地位，提出公正条件，使中国不受份外损失。不料宋、孔两家全力把持，要与帝国主义合作投资，攫取特殊而不正当的权利。那时法国保存帝国主义的积习，建设银公司与他们联合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我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他们说没有矿权，便不能帮助造路。
相反的，那时后方要造钢铁，比较最有规模的是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主要设备是将从前备受日帝欺压的汉阳炼钢厂拆迁而来，这是后方唯一能造标准钢轨的工厂。最现成的用途是铺设成渝铁路。可是蒋对此路毫无兴趣。当时铁路当局,拘于法国与建设银公司的契约，又认中国产品成本太贵，不愿订用，因此少数钢铁还是缺乏销路。抗战一停更是停工歇业。以上各例，证明宋、孔把持的建设银公司对铁路建设，要取得非份权利，却又包而不办。
对日抗战以后，鉴于物力需要之大，建设工作理应提到重要地位，但蒋的亲信，仍采取相反的方针。譬如一九四六年，宋子文当政，决定便利外国货的输入，停止内地工矿交通的建设，说是如此可以安定物价。实际上物价并未安定，而原有厂矿反而停工，少数新兴企业只是备受压迫。
蒋政权最特殊的状态，是交给蒋的亲信宋、孔、陈三家瓜分盘踞所谓国家金融机构，由此发行纸币，收集现金，推销公债，吸收存款，使全国财富大量集中到少数家族手内，其他资本家都必须仰仗他们的鼻息。那少数家族更使用这种金融基础，包揽对外贸易，霸占农贷合作，把持主要市场，为他们系派的利益而垄断，使其他企业除依附他们外都不易发展。所以他们的控制愈强，人民的生计愈困。如此搜括所得的财富，一部份早就寄存美国，投入美国怀抱，一部份用在中国，养他们的喽啰，扩充他们的系派。这样做法，当然是严重打击人民经济，实在是投靠帝国主义。
蒋施行法西斯政治，建立违法横行的特务组织，不但人民深受其累，痛苦万分，即政府工作亦时受欺凌。我任经济部长时，曾有好几位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如章元善、蔡承新等，忽被军统戴笠拘捕审讯，使公务无法进行。我问戴，他说是奉命办理，不说为何理由，我也无法了解是何作用。我于愤慨中辞职抗议，并面请蒋照准，他坚拒不允，而被扣之人并未即行释放。历时很久，始说讯明无罪，陆续放出。其实军统、中统的人员，对重大企业，肆行干涉，随时捣乱，防不胜防。这种特务骚扰，对公务人员尚且如此，对一般老百姓的冤枉迫害，更可想而知。
我在抗战期内的经济建设工作，就是在这样混乱压迫的状况下进行的。过去我曾以在那种困难条件下而得到一点成绩自慰，可是现在想来，那时的增加生产只是为蒋集团供给剥削的资料,并增多反动的力量。
乙、关于想得美帝的经济帮助
从前我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中国要复兴，必须认真工业化，中国要工业化，必须得到美国物力和技术的帮助。马歇尔在南京时便曾说:“中国抗战后，非得美国帮助建设，不能真实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美国方针是极愿帮助的，只等我去报告中国内政确能安定。”
现在看来，美国使马歇尔到中国做“友谊的调处”，全是美国要利用蒋政权以控制中国的阴谋，并不是对中国有任何友谊，也决未想真正帮助中国做独立自主的建设。上面所举马歇尔谈话，不过是他在调处过程中的欺人伎俩。
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好几件事，可以看见美国当局不愿帮助中国生产建设以达到经济独立。一九四五年我任战时生产局长，美国分批派来工业专家，都是纯粹技术人员，在工厂帮助战时工作。讲到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是曾任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的/纳尔逊，他在中国为时不久，与我谈话，没有谈到如何战后建设。他返美后，发表文字，说明日本在战前输出多量棉纺织品，供应南洋各地居民之用，即借以扩展侵略实力。战期内日本纺厂设备多已拆毁，战后联合国不能允许日本恢复此种大量对外贸易，美国当借款和供给多量纺织设备，帮助中国迅速出产纱布，供应南洋。他认为如此做法，中国可从纱布输出，得到外汇，用以偿还美债。换辞来说:美国人认为中国可以建设少数轻工业，制造容易出口外销的货物，从本业中取得外汇，偿付美国，实际上等于替美国扩大对外贸易。但美国并不要中国建设重工业，更不要中国真有巩固国防、通盘推进的政策。
日本降后，蒋盼向美政府进出口银行商得建设借款，令交通部、资源委员会等拟列建设需款项目，交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商洽。顾维钧将备忘录提交美国银行，并与美国务院人员面洽，美国方面从来没有做肯定的答复。这不单是具体项目有待查考，实因美国政府在方针上认为中国不配做这类生产建设。
美国自身从未在中国内地投资创办重大实业，但美国抱有垄断世界石油的野心，对中国石油资源早已看重。美孚油公司向来要占取中国的石油矿。民国初年，美孚便曾与熊希龄商订合办,在陕北凿井探油，后来半途停止。抗日战前，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曾特许顾维钧等所组设的油矿公司以新疆、青海、甘肃三省石油探矿之权，曾有美孚专家二人到甘、青考察。抗日期内，我在经济部，曾知照该公司以探矿期满未经依约实行，所给特许应予撤消。日本将降时，美孚副董事长到渝，代表美孚、德士古、亚细亚三油公司，磋商取得矿权条件。蒋因亲美关系,愿与合办，我也认为要及时开发内地油矿，利用外资合作，未始非一办法。当时洽拟设立合办公司，共同开发甘西。抗战完后，三公司曾有技术人员来华与中国技术人员会同视察。并由美孚副董事长偕同其他二公司代表来谈,要求扩大范围,加入合办台湾高雄炼油厂，先从修复此厂入手，并盼中国勿在上海一带另设新厂，作为合办条件。此项要求显要垄断中国石油事业，与他们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办法,如出一辙。
再看一九四八年美国会议决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这种援助的背景是由美政府设立经济合作总署，说要用美国的物力和技术，援助欧亚各国做战后经济建设，以提高生产能力。这不过是美国的公开宣传，其实际意义是要输出资本来奴役与剥削别国的人民。蒋对于美国援助，当然欢迎，由外交部鉴订美援双边协定。所谓双边协定，实际上分为两个。头一个是关于美援物资与生产建设的。但中国所得只有粮食、棉花、肥料、原油消费物品。美国对供给原油原还很为迟疑，认为中国尽可购用美国现成的汽油柴油。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收到任何生产交通的设备，因此无从取得经济建设的能力。粮食棉花大量输入，实是妨碍中国国内的生产。另一协定是关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美国会议决案内明文规定:中国政府所派的该会主委应受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的指挥监督，这明是蔑视中国的独立主权。由此也可看出美国心理，只把中国当作殖民地看待。而且凡是美国送来粮食棉花等物公开出售，美方要求到处标明美国赠送字样，他们以为如此可使中国人饮水思源，因物亲美。他们对农村复兴的工作特别重视，以为从此可得中国农民的欢心，使农民都亲美反共。这种荒唐思想真是彻底蔑视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情。
上面所叙事实已充分反映美国只把中国当殖民地看待，没有平等合作，没有真正帮助，偶而有一个名为经济援助的方案，便大吹大擂，宣传美国的恩惠，其实毫无实益，且包有侮辱性的条件。
蒋集团向来没有为国家利益着想。权贵财阀如宋孔诸人老早便将剥削所得的大批钱财寄存美国，受美国保护。蒋自身更是投靠美国，以反抗人民。所以他们为私利打算，自始就采取靠美国的方针。至美蒋勾结的详细情形，只有蒋的少数亲信方能完全知道。当我任行政院长时，蒋曾派已在美国的孔祥熙做总统的代表，在美活动。我事后从侧面传闻，方始知道。后来蒋又加派宋美龄飞美，与杜鲁门、马歇尔面谈。这种使命的关键都在蒋自己手内。他们做法，只是迎合美国，不顾祖国人民利益的牺牲。
丙、关于筹划蒋集团财政金融的改革
当我任院长时，物价飞腾，早晚升涨，巨大开支无款可付，中央银行外汇告罄，实已到不可终日之势。蒋政权要过日子，不能不勉筹维持或补救的方法。
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改革币制，并提出发行金圆券办法。我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只能凭常识考虑。照我的看法，经济所以崩溃固由通货膨胀，但通货所以膨胀实因财政失败。当时税收无着，公库空虚，出切开支全靠印发纸币，任何币制不能成功。故我以为根本条件，首须整顿财政，使收支接近平衡，然后方能限制发行数额，恢复信用。深恐当时人心动摇，军事失利，上提方案无法实行。王云五筹划之下，认为有法增多税收，紧缩开支，以达到平衡。他就估定每月需款数量，据以规定金圆券的限额。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实行办法。其时蒋苦于财窘，屡催办法，财政主管既经拟订方案，认为可行，实逼处此，我遂与王会同报告，蒋即依临时条款所定总统特权命令行使。实行结果，王在平衡收支上所得效果与他原来估定的标准相距甚远，所以主要条件实并没有达到。
王原来想收回市面上的黄金外钞，其用意是要充实金圆券的准备金。没有想到蒋内心看到内战正到严重关头，故要赶紧搜括现金，供他政治使用。因此蒋要由中央银行认真收集，限期执行。当时持金兑取金圆券的人，为数甚多，趾踵相接，中央银行动员全行人员，犹苦不易应接。蒋见现金集有成数，便直接令中央银行移存台湾，由他自行支配，任何别人不许动用。这个收金的举动得到两个结果:一是使许多持有少量黄金以勉维生活的人民，受到重大损失;二是使金圆券流出太多，酿成新的膨胀和争购物资的风潮。这都是我和王所没有预为料及的。实行改革币制时，蒋召集上海商业金融要人到南京，由他严切训话。又派宋子文督导华南,俞鸿钧、蒋经国督导华东，徐堪往川滇，张厉生往天津，充份实现蒋任用亲信的特殊状态。其中上海商埠关系最大，全由蒋经国专断处理，俞鸿钧无从干预，与中央主管机关亦不相联系。
丁、关于居政治官位而不求了解政治
我在蒋政权内,从做行政院秘书长起到行政院长止,历时十三年。在此时期，我的心理是专做自己工作，不管党派政治。当时我见到蒋率导的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都争私利而妨公务，其情形与中国古代的朋党相同，我深为厌恶，避不参加。对于共产党方面，我那时毫无接触，遂于近代有主义的政党缺乏认识。因此，尽管事实上我是在蒋的国民党方面工作，我自心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在抗日关系上，我见蒋偏重内战，投靠美国，极为痛惜，更加强我超政党的思想。
因为这种心理，所以我对共产党向来不愿责骂，不愿打击。其实经济部长为政府的一员,不能因为我自不开口,便真能跳出范围。到了做院长的时候，这个超然方针，更不可能，因为行政院长除政务外没有别的工作。所以在那五个月任期，不断的是在内心冲突之中。
蒋向来不断做反共的表示。我在院长任内,蒋将陶希圣所拟骂共讲词，交我播讲。我极想避免发此违心之论，故曾面告蒋，此稿纯是他的口气，应由他自讲。蒋答说:“我自然会讲，但行政院长亦应表示反共，其中词句，自可修正。”经蒋屡次催问，结果是我将责备内容酌为减轻，还是公开播讲了。
国民党部对行政很多干涉。那时国民党部要求蒋命行政院和教育部令行各高级学校，照党部所开的学生名单，按名拘捕。我不愿迫害许多青年，也不愿由我下这个反共命令，所以我坚持不肯照办。结果是国民党部密发指示，并由党部人员陈雪屏等分赴平沪各地，积极推动，还是冤枉迫害了许多青年。我只知自不发令，而不能负责阻止此事的实行，仍是有亏职守。
现在追想:根本我早应争取政治知识，明白蒋集团的倒行道施，从早退出，对于行政院长地位，更应坚决拒绝，绝不接受。但我并没如此取得政治立场，却居了国民党的官位，而要保持超党派政治的行为，实是自相矛盾，完全不通。
我愿于此附带叙明的是蒋政权发表的反动言论，有时并未征得署名人的同意。例如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台湾发表好些人署名的反共宣言，我名亦列在内，当时我不在台北，事先事后都并没有对我通知。
(三)
我从一九四九年春间决定脱离蒋集团以后，初居香港，继法国，蒋方劝我改往美国，美国亦表欢迎。我的决意是，舍弃任何帝国主义范围内的地位，和尊重我对中国人民的责任。我自知从前为资产阶级旧说所误，现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以认识革命的立场，因而回到祖国。到北京后，继续学习，对于毛主席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心悦诚服。从前我对共产党，向少正确认识，现在方始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艰贞奋斗，实为中国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蒋政权则倒行逆施，必须与之决型。兹愿用目前觉悟的理解，回顾我已往错误的思想与行为。
我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从原始社会，而奴隶制度，而封建制度，进而有资本主义，演成帝国主义，复进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人类进展的必经阶段，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我们必须承认，决不能扭转定律，反开倒车。我从前做地质工作，深知动物进化，由无脊椎而有脊椎，又由鱼类、爬虫,进为哺乳，进为人类，循序演进，决不能由人类倒退而回到爬虫、鱼类。同一理由，我们在人类演化中，决不能放弃社会主义，而回到封建时代，投降帝国主义。可惜我当时没有从人类进展史，进而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因而引到马列主义。我没有从早了解，决没有任何工作能超越于政治之外，所以我先治自然科学，后来参加蒋政权，始终没有争取正确的政治观点，以致我受环境的支配，不能自拔。
依照社会进展的进程，帝国主义的疯狂压迫与奴役，必然引起被欺压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受帝国主义严重侵迫一百余年，决不能长在半殖民地状态下，奄奄垂毙，听任宰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成功，中国开始成立了共共党的组织，领导人民，进行解放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德、意、法西斯消灭，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消灭了反动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势力，成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是历史当然的演进，也是中国人必须实践的责任。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为所欲为，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侵侮，所以推翻蒋政权是救国，帮助蒋政权便是害国，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法。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有翁文灏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