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张勋复辟之役发生时,由于铁路車皮多被軍閥抓用,煤炭运輸发生困难。不久之后，段祺山德工程师均被集中到北京西山看管与煤商勾結,囤积居奇,逐造成一时的煤矿公司外文秘书周芝鹤(湖北省汉口人)在段祺瑞家族所办的正丰煤矿公司勾結，将该公司最初在井陘县浦南地方开采的劣质烟煤运到汉口頂充好煤代銷，获佣三十余万元。周遂以这笔巨款在山西省平定县阳泉地方独资购入黄砂晏、柳沟及石可叠三处土办民窑，共有二十余平方公里，成立广懋煤矿公司。

广懋煤矿公司成立后,添置鍋炉、水泵及騍馬,并在阳泉車站建造办公处、卸煤处、牲口房及宿舍，三处矿区也盖了数十間办公和居住的房屋。采煤則仍沿用人工馬拉的土法，三处井口每日产煤不过一百五十吨左右。周芝鹤因已将三十余万元的资本全部用尽,为了进一步发展,乃通过正丰煤旷公司交际员张子清(安徽省合肥县人)介紹,投拜段芝貴之胞弟段永彬。段永彬当时正想经商，因此一拍即合。周芝鹤又約了当时任平政院評事的徐尙之和孟錫珏(徐、孟均會在晚清任御史职,为同寅,孟为当时交通銀行总行协理,为交通系首脑人物之一)。1920年初，孟錫珏、段永彬、徐.尙之、周芝鹤等在北京晤商，决定扩大改組广懋煤矿公司，资金定为一千万元，先招足二百五十万元，除周芝鹤已投三十余万元之外，另由段永彬、孟錫珏、徐尙之、梁士詒、郑洪年、方灌靑、王占元、陈光远、卢永祥、孟恩远、刘金标等认股。設董事会,公推孟锡珏为董事长,段永彬为总理,周芝鹤为协理。当时笔者原在山西保晋煤矿公司任工程师，这时由周芝鹤約来任经理并兼矿内外工程工作。

我来矿区后，即进行調查，拟出了全面开采計划,经董事会同意授权进行。当时适有阳泉建昌煤矿公司(陆建章产业)德籍工程师白乃特合同期滿，即由我以稍高的待遇約来。从天津德商吉昌公司购入开采机械设备，約六个多月，即将三矿区按装好高线、水泵、卷机等設备，同时进行了窑内的改建、扩建工程。至此，黄砂晏及柳沟二矿区均已能日产煤三百吨左右，石可叠矿区則已达六百吨左右，三个矿区一昼夜可产二千吨左右。但所产之煤皆系雇用耿脚骒馬百余匹运至阳泉車站，每日仅能运出三十吨。我建議改修轻便钢軌,用騾拉小型煤車在钢轨上行駛运輸,以当时产量計,每日可全部运出矿区。于是一面托当地士紳疏通,购买鋪設轻便铁路所需地段，并召集原有馱脚户(代广懋公司用騾馱煤戶)商安,仍由他們在轻便铁路上赶脚，运費仍按原价，一面由孟錫珏与交通部联络請求批准修建。但交通部指示須与山西省当局联系。当即由广懋公司总理段永彬央其兄段芝贵写信給山西省督軍閶錫山說項(閶錫山与段芝貴为結拜兄弟),由我携往山西面見閶錫山.閶滿口应承,但是过了两个多月仍无音信。广懋公司因各旷所产之煤积压日往增多,乃复由段永彬找段祺瑞写信閶錫山說項„段褀瑞以身份关系，不肯出名,叫他兄弟段助出名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說， “奉家兄除:茲有老友梁燕蓀、卢子嘉、王子春、陈秀峰、孟树村等集资在山西省不定县阳泉开办广懋煤矿公司,以度晚年。該矿急需修筑轻便铁路,以便运,請格外帮忙建成”等語。我持信再去太原，閶一見面即說:“你又来啦!何必又让老总(指段祺瑞)写信，我已批下去啦，怎么还未見通知嗎?回去听信吧。”这次信中提到的許多股东都是老軍閥,閶錫山碍于面子,不得不勉强应允。我于翌日返回阳泉，即接不定县长刘亚恒电話說，省里已批准，我随即去县内領到建路告示。动工約一个月，即将铁路修成。每日运到阳泉二千吨上下，再经正太铁路轉运石家庄卸煤处。但广懋公司石家庄車站每天只能弄到四、五个車皮，运出一百吨左右,积压情况仍很严重。公司只得暂时把煤存放在矿区和阳泉車站，陆续运往石家庄，同时生产方面改为一班，以减轻石家庄积煤的压力,一面派我去北京京汉铁路局伺机行賄,謀增車皮。

我到北京后,找到京汉铁路总局車务处长张葆荣探听情况。张透露出:河南督理寇英杰部占用車皮四列，从开封、郑州二地每天放空車开往天津装运食盐，大可利用运煤。于是由张葆荣約来京汉铁路驻局段长林召宣商談此事。林与寇部副官长陶敦礼有旧誼，当即陪我一起带礼物去开封找陶敦礼商洽。陶敦礼說:“利用放空車皮装煤的事可以办到，只是怎样向寇督理交代呢?”其实陶的意思是想要錢。我也直截了当地說,利錢不大,每吨煤可以提一元錢作报酬。陶計算了一下,就初步答应下来。次日我等即由陶敦礼領見寇部运输司合何某，商妥由广懋煤矿公司承攬从石家庄装煤去天津的空車皮,并担負往返押車副官及护兵的生活費用。这样做，铁路局可得运费，寇部可减轻负担并可获得每吨煤一元錢的额外 收入。从此广懋公司独占了北京、天津煤市場，所产无烟大砟，行第一时，获利約三十余万元。广懋公司酬謝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賢及車务处长张葆荣道济轎車各一辆，并聘张葆荣为广懋煤矿公司交通顾問,年酬車馬費五千元。

1923年，交通总长改由吳佩孚亲信高恩洪充任,車皮又會一度紧张。幸好广懋的董事长孟錫珏与高有师生之誼(孟任职邮传部时,高會在孟手下工作,后并拜孟为师),经过内部疏通，终于由部批交京汉铁路局尽量拨足广懋公司运煤所需車皮。而广懋公司又从京汉总局以至石家庄車站打点傀赠，每日得到一千吨左右的車皮。因此，在当时同行里,广懋眞是压倒一切了。

阳泉矿区很大,在广懋煤矿公司开办前,已有不少官商在投资办矿,其中以保晋煤矿公司为最大。保晋公司系山西財閥渠本翘、刘篤敬、乔錦堂等集资庫平銀三百万两向英商福公司买回的,后改为資金一千万元,閻錫山也入股，并任名誉董事长。在买回时，清廷以其振兴山西实业,特准免納各項賦稅以及海关出口稅,至民初仍沿旧例。因此,保晋煤矿公司在阳泉地方开采的成本最低,获利优厚，其它公司不能与爭。而广懋煤矿公司則是年納十万元的包税,由財政部印发护照,交予广懋公司自行填写。相形之下，广懋的条件不若保晋煤矿公司远甚。孟錫珏要我約集阳泉大小煤矿百余家代表,由广懋公司領銜出名,拟具状紙来京請願。孟錫珏并約见了各家代表,主张与其正面得罪保晋,不如侧面进行。于是以地区煤种相同为理由,請求与保晋公司同享免税待遇,并且决定先由我去财政部递上呈文,看看下文如何,再集体来京請願。在此以先，孟錫珏即走訪了财政总长(名已忘)把事情說通了。翌日我到财政部見到那位财政总长时，他說:“各地軍閥要錢，財政部正沒法子想,孟七爷(指孟錫珏)給我們出了好主意,我看哪里是大家要求免 段,简直要保晋納稅!”果然不多几天之后,財政部批下米“着保晋煤矿公司与各矿一律照章纳税。”阳泉各矿业代表认为虽未获免税,但已把保晋公司拉下来，也很滿意。保晋公司虽通过周錫山儿次呈請撤回原議，但均遭財政部駁回。后来保晋公司也申請按广懋公司包稅办法,年證二十万元,但亦未获准。

从此保晋公司与广懋公司竞爭日烈，矛盾也愈深。

广懋公司得到交通部的关照，每日都能从京汉铁路石家庄站得到一千吨左右的車皮,但还想在运费上取巧。当时路局规定,凡预交二十万元保证金(现款十万元,銀行存款保证书十万元)者,运费可以記帐,每月結算一次。但此項規定并非一般商家所能做到,即如在当时拥有一千余万元资金的保晋也未敢这样做。广懋派我与京汉铁路局会計处长刘文嵩私下商定了运費記帐办法,即,交保证金时,現款十万元以九六公債抵数(当时仅值四万元),銀行存款保证书十万元則由北京工商銀行总理赵子奇私人签章的保单一紙充数。当时刘文嵩叫来检查科长吳仲房查看，吳认为九六公債不能抵现款，私人保单不能代表銀行保证书，均不合手续。刘說:“只不过让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了，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保险柜里去吧。”但是到每月结算运费时,广懋公司总是找借口一再拖延,拖到三个月結算一次,后来又对经办人行賄联格,拖到每半年结算一次。每值冬季，京汉、京奉、京松、津浦各铁路局均招标购买冬季员司取暖用煤,按矿区售价收购，由路局自备車皮运到全线，沿站甩車后,售与全线各站員工。此項标购工作都由各路局庶务科经管，广懋煤矿公司即事先派出人馬大肆联格行贿,取得标底,因此经常投准，获利不少。阳泉无烟煤分为大、中、小、碎四类。每块三百斤左右者为大煤,二百斤左右为中煤，一百斤左右为小煤，十斤左右者为碎煤。矿区大煤每吨售三元,以次每吨各差五角,一般商户喜购大、中两类，取其装卸便利，节省费用。各路局标购的冬季取暖用煤合同亦訂为大、中两类,但在执行时,則采用各种手法，以小、碎顶替或以轻秤蒙混。首先是在煤尙未到达之前，即賄妥过大磅的員工,煤到后虽有庶务科人员监督，也无济于事。其次是，把第一批运到的三百斤大块煤請庶务科先送给局长、处长和各科长,第二批則装中煤,分給高中級职員,第三批則完全装来碎煤，并于事先做好手脚，即:矿区办事处于运出碎煤后，即向天津广懋公司拍出电报,諉称此批碎煤是售与天津成兴順煤厂的訂貨,誤装在铁路員工用煤的車皮上的。天津广懋公司即持此电报到路局声明装錯，并照繳运费。路局还认为广懋煤矿公司很规矩，其实，时值冬季，各地需煤很急,而路局車皮不敷，各煤矿都抓不到車，广懋煤矿公司却趁机把煤运到天津交与成兴順煤厂，先捞了一笔。至于对铁路下級員工則完全以碎煤凑数。各站经办人員因为都已被买通,吃人嘴短,因而也多数收下。

1925年冬煤价上涨，当时广懋公司总理段永彬出任长芦盐运使，公司另一股东刘金标随段任緝私营統領。他們二人即以公用及員司用煤名义向京奉铁路局交涉,办来四千吨車皮,派盐警押,替广懋煤矿公司运煤到天津,得利甚巨。

广懋所用矿工,多是矿区附近乡民，农閑时多些，农忙时少些,挖煤工人多是包工記件工资,矿内另有月薪长工,总計最多时不过千余人。矿工收入菲薄,有技术的每月可拿到十余元，一般均在五、六元左右。矿工以十余人为一小組,包一坑道开采，每天结帐、工具是矿方供给。每一矿井有若干小粗，股二、三个小头目管理,小头目之上設“領事”(相当于大把头)就管全旷矿工。旷工均住在矿区所股极简陋的房屋中,自煮伙食。矿区設“米面柜”,从当地收购小米、土面、咸荣等供应矿工，并从外地采购湯布(一种粗布)、毛巾、碱、肥皂、下等香烟、烟叶等售給矿工。米面柜資金系由公司暂、借，約二、三千元,但每年均获利六千元左右，经理得五成，其余五成由各职工分得。矿区股小型医务所，有医生二人、护士数人、病床十余张，但仅是为职員服务,矿工无权享受这种医疗待遇。矿工生活极苦，遇有伤亡，仅由公司支付十数元了事。但是广懋煤矿公司总理、协理、董事长,均月支一千元車馬费或薪水,经理及德籍工程师均月支五百元。常务董事每月可倾三百元車馬費,相形之下，何啻天壤之別。

广懋煤矿公司凭借当时权貴威势,经营蒸蒸日上,天津、北京行銷的阳泉煤,广懋公司占一半以上,此外还远銷汉口、上海,并向日本、美国出口。山西保晋煤矿公司心不能甘，乃阴謀搞垮广懋。至1928年冬,正在生产运輸繁忙之际,在閻錫山默許下,保晋公司以“我們山西的飯不能让外省人吃去”为口号，煽动乡民掩护保晋矿工把广懋煤矿公司从石可叠矿区到阳泉車站的轻便铁路拆毁，路基犁不,广懋煤矿公司协理周芝鶴等均遭段辱,其后德籍工程师也离职。广懋公司自此遂一蹶不振,終至垮台。

在保晋公司阴謀搞垮广懋公司之先,我已听到风声,會趁去北京之便向孟錫珏建議,吸收山西田应璜(当时为閻錫山顾問)为董事,贿贈股票十万元，并月酬車馬費五百元，以便在閻錫山跟前代为疏通。孟錫珏同意,但在董事会上段永彬加以否决，力主不买闇錫山的帐。我一看前途不妙,当即辞去经理职,三个月后即发生拆毁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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