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留学界中的老前辈，也是研究财政经济的杰出人才。解放前在中外学术界均享有盛誉，执教于各大学，培育人才极多。从之学者莫不对马先生的教学和其谆谆不倦的精神，极端敬佩!尤其使学者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讲学，不是仅仅从外文书籍中阐述一些单纯的和不切实际的理论，而是结合我国当时财经情况和当时执政者一切财经措施，发表他的看法和见解，分析那些措施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害关系，指出应走的道路。更受人尊敬的是，他不避强暴，不作妥协，在他任当时立法委员时，先后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是不为当时这些灸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的。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和修订关税等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时，马先生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就是孔、宋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作种种说明和辩解，而他仍是不假词色，作面对面的斗争。因之，孔宋对他是畏之如虎，恨之入骨。

马寅初先生为了学术上的深入研讨和促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改进，约在一九二八年前后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这一纯粹的人民学术研究团体。汇集当时的全国财经学者和掌握国家财经工作的人士为社员，以求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俾有利于国计民生。当时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卫挺生、陈长蘅、萧叔炯、刘大钧之流，和宋子文、孔祥熙之辈，都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社员共有二百余人，公推马寅初先生为社长，总社设于南京，每年举行年会一次，社员均可提出论文,在年会宣读，也可以临时在会上发表书面或口头的建议和意见，共同商讨。

日军入侵，南京沦陷，马寅初先生来到重庆，受重庆大学之聘，任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社也就迁到重庆。一九三九年物价已开始上涨，法币已逐渐贬值，市场上已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人心震动，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猛烈上升，市场一片紊乱，而当时的财政当局以及和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在这一降低法币政策公布的前夕，就均不遗余力地尽量购进美钞、黄金、银元和一切可购的物资，一夜之间他们的资财就翻了一番，有的人就凭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向银行借入大量法币抢购美金、黄金，隔日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真是白手起家。马寅初先生对此十分愤恨，于一九三九年秋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一九三九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寅初先生特亲邀孔祥熙财政部长参加。大会开会后马先生致开幕词，大意说:“抗战以后，财政紊乱，物价不断上升，人民生活紧张，救亡图存，要从安定后方入手，我们中国经济学社，是研究国家财政经济的学术团体，汇集了财经专家和财政当局，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共商对策挽此狂澜，希望各抒宏论，以解危机，因此这次年会，我的意思，就对这一问题，集中力量作专题讨论”。经社员们鼓掌赞同后，马先生接着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省会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马先生将了孔祥熙一军，将得孔祥熙面红耳赤，但在大家热烈鼓掌和都把眼睛盯着他的情况下，他也只得走上台去，敷衍一阵。但马先生在孔祥熙发言将毕时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浪更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马先生接着又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拚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当时到会社员虽然感觉马先生的发言，是会触怒孔祥熙的，但以他能不避权势，敢于说出大家要说的心里话，因之，激起了对马先生的敬佩，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致使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答对，下不了台。后经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解决了这个僵局。部长先生也就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但他心中对马先生这样无情的打击，是恨之入骨的。

一九四〇年马先生又召开“一九四〇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于重大礼堂，除在重庆的社员外，后方各地如广州、桂林、昆明等地社员也均到重庆参加，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和责难，当时财政部长仍为孔祥熙，虽然他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上一年会所受的窘迫，不敢参加，不过出席大会的社员依附孔宋者不乏其人，因之，马先生对当时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也会一一传到了孔祥熙的耳中。

四大家族为了铲除异己，压制舆论，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于一九四一年以最卑鄙的手段伙同特务突然到重大商学院劫持马寅初先生并将他送至息烽软禁起来，一时群情大哗!当时特务到了商学院，佯言请马先生开会，同学们见情况有异，均纷纷出来阻止马先生上车，并和特务力争，但马先生深恐同学激于义愤酿成事端，力劝同学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们岂奈我何!”就这样马先生当时就失去了自由，中国经济学社也就自然的停止活动。

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了马寅初先生以极大的荣誉，任他为北大校长，马先生当时虽已年届七旬，但他一生不断地参加劳动，烟酒不尝，更无其他旧社会的不良习惯，因之，身体健康，精神爽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本其数十年的学识经验，贡献出力量。一九五七年他根据中国人口的普查数字和增长趋势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阐述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影响工业化的进展，影响人民的生活，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说明他的建议是根据他的深遽学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不是空谈理论，更不是空喊口号，哗众取宠。可惜的是当时这一建议受到了一部分人的错误地批判，并且给他戴上了好几顶帽子，不但建议不能实行，而且对马先生个人和其他学者影响很坏。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对人口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有效的规定，并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结论加以平反。回忆一九五七年马寅初先生的建议，实感到理论要切合实际，空谈实足以误国!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于成都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有潘伦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