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
晏阳初于1892年生于四川的一个“书香”之家，早岁在国内受了一段启蒙教育之后,在香港受过短期的英国教育，就到美国入耶鲁大学,习政治科，得学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結束时，他在法国对华工进行识字教育。在二十年代，他在国内推行以不识字的青年和成年为主要对象的平民教育运动,因而得名;随即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般簡称为“平敎会”,以下用簡称)。不教会成立不久,在河北省定县开办一个实验区,后来人們就把“晏阳初”、“平教会”和“定县”几乎当作同义詞来使用。从三十年代起，他接受了“乡村建設”这个名称,又成为乡村建設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四十年代，他在平敎会的名义下,于重庆附近設立了中国乡村建設学院(最初称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去美国以前,他一直是这个会的干事长和这个学院的院长。
晏阳初有一套“理論”。在二十年代他鼓吹平民教育运动之初，就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他认为实施平民教育的方式是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号称为“三大方式”。“除文盲，作新民”这一口号,不久发展成为文化、生計、卫生、公民的“四大教育”。他认为中国人的問題是“愚”、“穷”“弱”、“私”:为要解决“愚”的問題,所以要进行文化教育;为要解决“穷”的問题，所以要进行生计数育;“弱”,所以要卫生教育;“私”,所以要公民教育。他自从采用了“乡村建設”这个口号后,又提出了数育和建設的表里作用，人民进行了建設,也受到了教育;建股是教育的内容,所以配合四大教育，又有四大建設,就是文化建設、经济建設、卫生建設和政治建設。从除文盲出发,通过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同时进行四大建设,中国人的根本問题一愚、穷、弱、私,就得到解决而成为“新民”。
这样,晏阳初旣有实际,又有“理論”,不愧是旧社会里一个“清高而又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运动者”。他特別自命“清高”,标榜超然于政治,但实际上与他在同时为反动政权卖力的那些人,沒有誰能比得上他。在这篇資料里，我就要以抗日战争时期亲历的見聞来证明这一点。
我在中学毕业后不久，就知道晏阳初。后来我从事进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設,更熟悉他,随即相识。在1938年到1941年这三年間,我又做过他的帮手,特別是其中后段一年多的时間里，直接帮助他筹备并办理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因而关系比較密切。1942年到1945年間彼此都在美国,又得不时过从。1945年和1946年他和我先后归国后，也會有过几度接触。以下的材料主要是根据这十年間我亲自听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和自己更长时間所写的中英文旧作;英文写作大部分不曾发表过，其中一篇主要稿件在1945年會经晏阳初本人看过,具体事件和时間经过他核对;此外也参考了赛珍珠的《告人民》一书。我之所以必須参考晏阳初亲自核对过的材料和赛珍珠的写作,是由于有些事件相互牵連,不能付缺,但又不是我所亲見,另外又沒有更完备的材料。好在我只是核对有些经过的輪廓和时間,而且只占小部分，当不致受他們的影响。
晏阳初兜售不民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人(包括美国在华的数会组织)和蔣介石与蔣的心腹如张群、熊式輝之流，以及各省市的官員。1933年我到定县去参观，就遇到十三省基督教青年会农村工作代表討論会在那里开会，同时还有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几个委員在参观。至于在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中，晏阳初并沒有什么威信。他的一套所謂“理論”,說来說去,几乎数十年如一日,叫人听了作嘔。他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再沒有什么花样可翻。恰在此时，一个新生的所謂乡村建設运动在河南、山东兴起,頓时引起南北各地的注意。晏阳初眼快脚快,馬上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原有領导人也正需要有人助长声势，于是晏阳初和平数会馬上成为这个运动的核心之一,也就是所謂三大中心之一①。这个运动曾经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討論会，其中第二次于1934年在定县举行，这对晏阳初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晏阳初初出茅庐就和美国人接上了关系。1928年到1929年，他在美国进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募款,据他自己在1935年所叙述:
便中結识少数同志同道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合作委员会”，以一年的时光、精力，得到了一些友人的赞助与同情和几个学术团体的合作，乃募得五年为限而有条件的补助金。此項补助金由美国方面合作委員会收集并保管。每年根据条件，考核工作成績，然后由委员会酌量分期寄款，交由本会董事部所聘睛之经济委員会按議决之工作計划及预算数目,按月发款。
从这短短的数行里，已可看出美国老板把錢控制得紧紧的,要考核工作有成績,才給錢哩!
自从不民教育与乡村建設结合，美国垄断资本就企图进一步控制这个运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红軍胜利結束长征的1935年，由該会副主席甘恩(SelskarM.Gunn)批准，准备以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的农村建設。就在这一年，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背景的华北农村建設协进会组织成立,其成員是平教会、燕京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国民政府卫生署等。这个协进会后来把“华北”二字改为“中国”,抗战期間在貴州定番办有县政建設实验院，又改为农村建設研究所，最后归并于平教会。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洛克菲勒財团想大抓亲美的势力来大搞中国的农村建設，也看出晏阳初独承“青睐”。
由于以下正文所叙述的限于抗战时期，特把期前有关的背景資料擇要提供如上。
一、在大后方开辟“根据地”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定县淪陷。晏阳初决定要在大后方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一步,他把平教会迁到长沙,在长沙的文昌阁設立了办事处,帮助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搞什么“县政改革”。张在1938年結束湖南省政，平教会也正要迁出湖南时，张曾对长沙的部分平教会工作人員(我刚参加工作,也在座)說到这一合作，固然湖南省府得到帮助,也是平教会交了好运，言外之意，晏失去了定县老家之后,通过和湖南省政府的合作,才得重新建立蔣管区内活动的桥头堡。的确,晏阳初志不在小，他所着眼的当然不是湖南,而是全后方;不是张治中,而是蔣介石,更不是想待在馬上要变成前线的湖南,而是要去大后方蔣介石的偏都重庆。
县政改革这一課题,平敎会本来也是担当不了的,何况是人員星散的那时。但平敎会只有在“专家薈萃”的声名下,才能和别人讲合作。那时和所謂乡村建設运动早先有关系的机关人员，都因原地淪陷,紛粉集中到内地来,要罗致这些人是一个好机会。我也就在这时候在长沙开始参加了平教会的工作。不过我参加时已是平数会整装待发之时。賽珍珠在那本小册子中所大肆宣传的平教会在湖南工作中怎样創造了后来大挫日本侵略軍在湖南进軍的鋒芒的“功績”,其中自然絲毫沒有我的份,因而我就不敢贊一辞了。当然晏阳初在湖南吸取外来(平教会之外)的人員时，用意主要是为他准备在四川建立新的“大本营”創造条件。
晏阳初要在四川开辟“根据地”，是早就着手了的。早在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晏阳初已在四川的新都县安下了一个什么实验县。据他說,这个实验县办得很好，三大方式、四大教育都办了，老百姓的“愚、穷、弱、私”大有改变。但据說是因为土地丈量問题“得罪”了士绅，于是这些士绅就鼓动上千人包围了县城，高呼“打倒实验县”、“打倒县长”的口号。还据說那时的四川省主席是一个文盲,所以就把县长撤了，实验县也就关門大吉。后来說是蔣介石兼額了四川省政，聞知新都事件，大为震怒。不久，蒋介石就公布了“新县制”,推行全国。如前所述,我在平数会是后进,所以不及知道新都事件的其相，以上所述还是采取晏阳初自己的材料。不敢会里的“老前辈”对这一件事都是諱莫如深,但偶尔提到时，都不免流露了“惨痛”的神情。甚至美国老板提起新都事件，也是很不愉快的，例如1941年在馬尼拉，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駐远东区的专员具尔福和我說起这件事,就承认是晏阳初的“惨痛失敗”。
新都事件并不能阻挡晏阳初在四川建立基础。1939年平教会就在重庆开始办公先設临时会所于南岸的南城坪胡家祠堂里。不久就在市区会府街原来是四川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炸余的一排二层楼房做驻京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成立(1940年)后还继续用下去。我在育才院工作到1941年暑期出洋才离院，下面把我在出洋以前在这个办事处里所見所聞的一鳞半爪在这里順便談談。
晏在四川的时間大部分在这个办事处里，做些什么活动,我知道的很少。平教会的会計常来这办事处和晏一道工作，据說平敎会的财务除了晏自己之外,只有这个会計才清楚,連很会“管家”的晏夫人也不大清楚;平教会的秘书长瞿菊农說,他更不清楚。晏和青年党的一个头目李璜有来往，这是因为晏曾经要請李到育才院去“讲学”，晏才和我提起的。我曾经亲眼看見当时任四川省民政厅长的CC能员胡次威不止一次到办事处去,晏住在里房,胡住在外房,两間只有一薄板之隔,可以喊来喊去，也可彼此坐到对方的床上談心，非常亲密。当时四川省有十二个专员区,晏阳初直接保荐一人任大竹区专员，另有一个CC派的专员对晏执弟子和属員礼甚恭,晏也把他当心腹。当然,晏阳初在市区时也不是完全住在会府街办事处的。当他要和美国人联系时，就住在xx街十号一个美国人的家里。有一次我急于要找晏,就在那里見他,里面所見到的除晏外都是外国人。
二、 在“根据地”建立“大本营”
远在定县淪陷之前,平教会的高級干部早已陆续离去，各奔前程;抗战軍兴,更是分崩离析。在长沙設立办事处期間,平教会“老人”只瞿菊农等二三人,而这二三人和晏阳初也是貌合神离。怎样重新罗致一批有資望、有能力的人帮他“取天下”,是当时晏阳初的一桩大心事。唯一出路,只有办一个大学，有了大学，就好招致名流、学者、专家、博士作为高級干部，也就好培养中級干部。我在1938年秋参加平教会工作时,就已知道晏阳初有这样的打算,可能起意还要早得多。按照这个主意，他于1939年就在重庆开始筹备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
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虽在1939年开始筹备，积极进行則在1940年。这年4月，平教会在重庆南岸南城坪的会所就迁到靠近新院址歇馬場的北碚。在迁移过程中，发生覆舟惨案，平教会职工和家属牺牲二十一人,我的全家都在其内。我回忆这一段经历，不但从政治上感到羞惭，在个人历史中也感到永久无法弥补的創痛。
育才院的董事会，凡是抗战前全国著名的乡村建设工作中心的領导人如梁漱溟、梁仲华、高阳等都列名为董事,反正董事会并不开会，也不要支付薪金。院内行政分三部分:教务由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的赵冕担任;训导是早先南京金陵大学的教授袁伯樵担任;总务是从前燕京大学教授张鸿鈞担任。上边已经說过,抗战前的乡村建設单位都因所在地渝陷而烟消云散;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投资的乡建事业,前后也归并到平敎会。这样,晏阳初岂不就可代表全国的乡村建設运动嗎?
内部架子搭了起来，如果不得反动政府准予立案，也无法招生。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是CC头子陈立夫。晏阳初标榜社会运动,要搞农村的全面建設，不仅有农事和水利系科，尤其要有教育和社会系科，后者与陈立夫的政治利益有直接冲突。陈立夫的武器是法令。晏阳初当初要称那个学院为“中国乡村建設学院”，因为“学院”才是正規大学的一个单位，才可以号召教授和学生。陈立夫說:“你要办学院,只能办工学院、农学院，…加上一个番号，而不能用什么‘乡村建設’、‘XX建設’直接命名学院”，意思是不准用思想体系的名詞(其实都是反动統治阶級的思想体系)。而且陈立夫提出具体主张,要晏阳初办个农学院。但晏正是要搞思想体系的东西,哪里肯让步?最后还是陈立夫的得力助手、高等教育司司长吳俊升有办法,援引“私人讲学机关”立案办法,避免“学院”名称,准予立案。(当时的所謂私人讲学机关除晏阳初的这一个“育才院”之外,还有国社党头目张君勱办的一个文化学院和馬一浮的复性书院。)在1942年后,朱家驊接替陈立夫当教育部长,“育才院”才准改称为晏阳初最乐意的“中国乡村建設学院”。
据晏1940年告訴我,本教会在定县时曾经办过一个“育才院”，所以“育才院”是不教会历史上的名称。但其时,陶行知在北碚草街子办了一个“有才学校”,很負盛名。当陶听見晏也要办个名叫“育才”的学院,很不高兴,一次碰到我,說晏“偷”(原語)他的招牌。那时陶是很鄙視晏之为人的。
育才院終于在1940年秋季开学。我则于1941年暑期赴美。在这一年期間，唯一值得提出的好事是黄齐生老先生曾来讲学几个月,师生听讲的常常挤滿了教室。
三、 更紧密地依靠蔣介石
为着巩固育才院，必須进一步依靠蔣介石。要依靠蔣介石,必先勾結好他的“左右”。这种工作，在抗战前早有基础。抗战初期和张治中的合作更是这种工作的新成就。如果說蒋介石下边有黄埔、CC和政学系，张治中可归属于黄埔，胡次威(虽然头寸較小)可归属于CC。上边所說关于立案問题晏、陈之間有些矛盾，那只是大統一中的小矛盾。育才院成立不久,平教会在璧山办了实验区， CC的中国农民銀行就帮助了大笔的貸款。晏来往最密的是政学系的张群和熊式輝等,特別是张群,张还担任了育才院的董事长。
在育才院开办前，晏阳初曾和蒋介石作了长談。事后晏阳初告訴我,蔣和他談話时,不但支持他办这个学校，而且还說晏单枪匹馬干平民教育,太辛苦了,要求以后彼此“合作”，把学校办成国立,要什么有什么,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晏則坚持要办私立学校,他告訴蔣,美国的哥伦比亚、哈佛、耶魯,英国的劍桥、牛津等，都是私立大学,这才是它們在学术上有貢献的一个重要原因。晏告訴我这段話,大概要我相信蔣介石如何看重他和平教会,他又如何“清高”、“超政治”!晏又对我說,由于他沒有接受蔣介石“合作”的要求,所以蔣只給了十万元开办费。晏告訴我的只是这一点,是否还有更重要的話，要由知道更多内幕的人加以补充。育才院的董事长,晏本来要蔣介石担任，蔣因“未便”，才由张群来代表。
董事会的人选，除张群为董事长和战前国内乡村建股著名单位的領导人列名董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务一一会計，則是卢作孚担任的。卢作孚搞北碚的建設,据說也是乡村建設,卢自视也是乡村建設者。其时卢是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总经理，他这个会计不是挂名的，他实际上为晏阳初投资经营。
四、进一步依靠美国
按照晏阳初的預定計划,和蔣介石的关系巩固了,育才院建立了起来，他必須赶快到美国去要錢。育才院草創时十分簡陋,只有四个专修科，学生百余人，而且育才院的全名是“私立中国乡村建設育才院”。“私立”、“育才”,听起来怪別扭,但晏阳初按照美国定名方法,譯成National College of Rural Reconstrustion,回譯成中文，等于“乡村建設全国学院”,就挺有号召力了。再加上“总司令”(The Generalissimo,晏在美国是这样尊称蔣介石的)这样地支持，还派了他最重要的助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担任董事长，而中国原有的乡村建設著名中心的負責人和主要教授都是这个全国性乡村建設最高学府的董事或教授。这样晏阳初就显得有气派，很体面，可以去和美国老板打交道了。于是他第五次去美国，时間是1942年。
我在他去美国前一年多就到美国去讀书“鍍金”;晏到紐約时，我也先几个月从芝加哥到了那里。他怎样进行工作，对我保守秘密，只在有些場合他估計足以引起我对他的信仰时,才給我了解以至参加的机会。其中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个場面，是下面所說的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紀念会。
1943年5月24日晚上,在紐約市的卡奈其大会堂里,聚集了据說是来自美洲和其他各洲的一百五十多个大学和科学团体的代表，紀念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据說是为了对这位波兰伟大革命家表示敬意，这个集会把所謂“哥白尼引辞”贈送給十个“現代革命家”。这其中九个是杜威(John Dewey,教育家)、迪士内(Walt Disney,好来塢动画片公司老板)、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物理学家)、福特(Henry Ford，福特汽車制造厂老板)、劳伦斯(ErnestD.Law- rence,物理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动物学家)、席考斯基(Igor 1.Sikorsky,航空工程师)、斯坦垒(Wendell M.Stanley,生物化学家)、拉爱脱(OrvilleWright,飞机发明家)。这九个人都是美国资产阶級学者們所认为的現代学术界中第一流的革命家。除爱因斯坦外，其余八人实是革命的对象。但这张名单在美国是大有广告作用的。晏阳初竟也算为一个，列名其中。他的“引辞”是这样的:
一种簡易中文的发明者，开启了千百万文盲的智慧;他是本国人民的一个領袖,丰富了他們的生活,增加了他們劳动的果实。
讀者們根据我前面的种种报道，再看看这个引辞，必定有一种看法,所以我不必多說。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美国有一种学問叫做“宣传分析”,說有六种宣传方法,其一叫做“联系”。当时我就懂得:这张名单是美国統治阶级玩弄“联系”技术的一种作品。后来知道晏阳初之列入这张名单，还是以他母校耶鲁大学校长的名义“联系”进去的。
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紀念会原意是推选当代世界的“革命家”,但除晏阳初一个人外,其余九人全部是美国人(爱因斯坦此时已入美国籍)。晏阳初却居然是美国人以外的唯一外国“革命家”，他之得宠于美国帝国主义，在此得到证明。
那次集会，承蒙晏阳初不弃,給我一张入場券。他說,他一共只有两张入場券,另一张給了他的做紐約市工程局长的内弟,但結果那一张入場券还是被放弃了的。我看見那天的場面，包括看見晏阳初和爱因斯坦站在一起,由摄影記者照相“联系”。散会之后,晏拉我到他旅館里摆龙門陣,我虽呵欠連連，但直到深夜，他才放我回到学校里去。
美国統治阶級学者們这一次对晏的捧場,作用是不小的,它不但給晏以“荣誉”,而且有“財政”意义,因为晏由此而增加的“身价”,就可以换取无数美元。另一种对晏的捧場要輪到賽珍珠的《告人民》一书了。赛珍珠曾经写过一部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得了諾貝尔奖金,在資本主义世界大出其名。这部小說充滿了侮辱中国的东西。晏阳初到美国时，赛珍珠的确是所謂文坛“权威”之一,他对賽珍珠具有拜倒石榴裙下之概。晏曾经告訴我:在珍珠港事变之前,英国安排了近二千名文化人,在美国专門向赛珍珠做功夫,希望她揮动生花之笔，影响美国舆論，参加世界大战。我不相信这种神話,但晏之看中了賽珍珠,由此可見一斑。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紀念会給晏的引辞，主要作用在“联系”。赛珍珠的书則具体地描繪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設，凡是晏希望得到宣传的东西全在里边了。书成，先在《亚洲和美洲》(Asia and the Ameri. cas)杂志登載，1945年由賽珍珠的丈夫做老板的强台书局出版单行本。
除上述二事外，还有很多次讲演会,都为晏阳初造成声势。这自然和他进一步依靠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但究竟还不是依靠的本体。晏阳初究竟怎样和那些垄断资本家或他們的代理人联系?他們秘密策划些什么?他要到了多少钱?美中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是怎样組织的?誰是委员会里的錢袋拉线人?……这些都是关键性問題,可惜我全不知道。不久以前讀了瞿菊农一篇旧作的提要，才知道了部分委员的名字,如罗斯福夫人、赛珍珠、斯委勃、道格拉斯、鲁思兰、須勒、华莱士、塔夫脫、霍勒等。紐約百老汇路1790号里美中平民教育运动委員会的写字間我去过几次，当时我确实知道美国垄断资本家給晏和这个委員会很多很多錢;但这也不是晏阳初告訴我,更不是委員会的办事人告訴我,而是个别美国教授告诉我的;他們也只是表面看問題,佩服晏是捐錢能手。
1945年我还在紐約，听說晏去过南美。这里再从赛珍珠书里借用一点材料,以补我所說之不足。据說他从古巴回到美国时，說古巴的朋友們认为古巴和中国同样有愚穷弱私的問题，而且已经组织成了一个有前卫生部长和教授、商业領袖、出版家等参加的委员会,选定瓜那杰(Guanajay)这个地方,开办一个“古巴的定县”。当然,古巴人民并沒有上晏阳初的当，把社会病象当病源，模糊了认识,放弃了革命，而是最后在菲特尔·卡斯特罗的領导下，走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五、控制全中国的企想
我虽然不知道晏阳初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具体交往内容，但当晏快回国时，他送給我他在美国宣传活动用的一本不公开文稿的副本。那时我在写論文,准备由哥仑比亚大学出版,他希望我替他宣传,才肯把这本稿本送給我。根据这个“秘本”,晏回国后要把中国乡村建設学院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大学”，培养社会和经济建設的干部,分好几个方面。有“人民教育”的干部,要熟习文字数育的技术和成人、青年以及乡村儿童的教育的一套办法。有“人民生計”的干部,要培养农业、合作、手工艺和农村实业的知识技能。有“人民卫生”的干部,要胜任預防和医疗以及公共卫生。有“人民政府”的干部,要胜任行政特別是地方行政的技能以及国际合作。以这个“人民大学”为訓练和研究的中心，平教会将继续和中国政府(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合作除文盲，特別着重消灭六千万青年的文盲。千百万人识字之后，平教会将要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用“基本中文”編写的“人民文学”。也要摄制“人民影片”。在全国的代表性区域里，将增加实验和示范中心，一方面作为“人民大学”试验和訓练用的“社会实验室”,另方面作为向公众作示范的示范場。根据这个翰廓,“人民大学”桃李逼天下，影响遍全国。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有赵冕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