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大、永利、黄海，这个三位一体的化工事业团体，我们称为“永久团体”。

这是我国早期由范旭东等创办的化工企业，对奠定我国化学工业基础有一定贡献。范旭东一九四五年去世开追悼会时，毛主席唁电称“工业先导，功在国家”。我和范旭东、李烛尘等同在日本留学，交谊甚笃。从一九三四年起，我受范旭东之邀，负责永利原料部;抗战开始后，经历迁川、在西南建厂等过程。回忆点滴，供了解“永久团体”史实的参考。

(一)、留学日本和辛亥革命

在我回忆有关“永久团体”的一些情况时，先谈一点我们在日本留学和自己一些有关的经历，说明我和“永久团体”关系的渊源。

一九〇五年九月我就读于日本“成城学校”，这是一所军制简易中学，两年半(八个学期)毕业。第一班有吴玉章、张铮、曾大宇等。良弼、铁良、吴禄贞、张绍曾、陈其采等是上一班同学。吴鼎昌(达诠)等在我后一班。我与文澄、王锡文(毅灵)等为第九班。我们于一九〇八年三月毕业，四月上旬，经考试合格补为官费生，每月日金三十七元，成为五校(一高、高工、山口尚、千叶[医]、高师)的第一期预科生。这五校，经王克敏交涉，每年各收中国留学生五十名，共二百五十名，中国给日本文部省每名每年一百八十日元。一高可升入帝国大学，竞争报考的达三四百人，因之提前开考。那时我不满十七岁，为最年幼的一人，李淑一的父亲李犹龙(号季聃)超过三十岁为最长。后来一高加十名留学生，计六十名。帝大学七年毕业，后因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事件，全体回国;另如张季鸾、殷汝耕等则改校或赴他国;范旭东(又名锐)等都不赴试。

我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十一月离校回国赴汉阳,参加起义作战。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两旁列八名警卫，以壮威仪，我是其中之一。孙任大总统后;我奉命率领日轮哈德生丸(只千吨轮)，同陆军军人王孝缜(号勇公)开赴广州，与陈炯明交涉，要求运一团士兵北伐。与陈谈了一夜，他借口训练尚未完成，拒不应允。我又去动员陈裕时，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当时训练有一千多新兵(桂军)和郭人巡防旧军两营，事成后开抵南京见黄兴(克强)总司令。黄兴是文人，不谙军事，辛亥三月率领同盟会会员百余人攻广州，其中不少人是水手(海员)。当时，我是同盟会福建支部成员，负责人是林文，原先约好,起义时间决定后立即通知我回国参战，但我在轮离门司港后才接通知，致不及参加。这次黄兴在汉阳打一仗(敌方为冯部李纯)，用日本浪人萱野长知为参谋，强攻汉口，死伤(旧湘军)千余人。我对黄兴无谋，听信浪人，损失了许多人，十分愤慨。回到日本京都后，曾写《辛亥革命一百天》、呈座师森总之助教授，文中指责日本浪人，座师不但不责，反而对我赞扬抚慰，并要我继续攻读。我后来入东大插班就读，与极少数未回国的同学相比，还早一年毕业。 那时，在京都(三高)的周作民和范旭东都带有家眷，我还是独身，他们常要我去吃饭，相交甚笃。那时除旧京师大学外，入东大的有张跃曾、朱深、余棨昌、石志泉、何基鸿等。我分配去时，同去的有周作民、傅锐、许璇(后为农大校长)、章鸿钊(后专地质)等七八人。范旭东、傅尔纹(学造船)、刘庆恩、郭鸿銮、胡光旭等入冈山预高。范旭东是一九一〇年来京大，入理科化学选科，我们才相识。他体弱而意志坚强，加入了我们的骑马会，致更相得。一九一四年赴东京与我同在一高的有唐汉三、陈季云、李承干(后作兵工很有成绩)后来都与“永久团体”有关。我和唐汉三(吉杰)等在一起，才认识了李华(烛尘)。李是得到唐的大力辅导才考入东京高工电气化学科的(读一年预科)。适第一次欧战爆发，日本报纸竭力宣扬德皇利用诺威水力电造硝石取氮，烛尘醉心于此，相约将来我们回国也要利用此法取氮。当时大家都想干工农矿业，所以能谈得来。我于一九一五年七月四日与表妹刘珍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岳父刘崇佑原是我的表叔(刘是我祖母的义子，我外舅公刘学询的长子，珍是他的次女，我祖母是林则徐的外孙女)，彼此原是密切的。我婚后第六天，即一九一五年七月十日，由大正亲驾授帝大文凭为工学士，入学士会为终身会员。

(二)、参与化工事业

我在帝大毕业前夕，一九一四年冬回国遇汤化龙众院议长兼教育总长，相谈很洽，汤要我回国。当时京师大学结束，改办北京大学，汤要我参考日本大学规章制度，进行筹办。我即去东京请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介绍，蒐集大学规章制度。后因国内政局不稳，兼之我是学化工的，办教育行政非我所愿，因将一箱资料托驻朝鲜总领事带回，并荐何燮候(遹时)代任。自此即终生从事科研工作，不受干薪不作官，不给资本家谋利，不买股票发财。

我毕业后，黎元洪要办湖北矿务，由福建省长胡瑞霜介绍我去为高松如(号佑诸，张之洞时代的红道台，办了十多处大厂矿)督办湖北官矿规划，我即回国赴鄂。高系保定高阳人，有魄力，善逢迎，其实并无工业知识，一任洋买办播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决离去，到天津与范旭东合作办精盐(那时外商进口精盐，一般认为中国盐不卫生，故由景本白等盐官，共同在塘沽办日产二十吨的钢板锅熬盐厂)，并力促其成。此为久大精盐之开端，“久大”两字始见于此时。其时旧盐商持有长芦盐票，见久大扩张，获利甚厚，就请熊希龄为代表，意欲限制精盐;久大则请我的岳父刘崇佑代理力争。久大得到了胜利，精盐日见畅销。后来又创办了以盐为原料的制碱业。当时我虽与范旭东关系密切，协助和促成他的事业，但没有在久大担任具体职务。久大罗致日本、欧美回国的人才，如陈调甫(后来办油漆化工有成就)、扬子南、文永言、聂汤谷等。在打出“永利以盐制碱”的牌号后，初期仍不能按照“苏尔维”新法制碱，以与卜内门(包揽全世界专利的英国工业财团)竞争;而卜内门则以“合作”相诱，否则以廉价倾销威胁。范旭东对卜内门的压诱断然拒绝，不为所屈。当时周作民在财力上加以支持;四行财团虽有怀疑，但也多少相助一些。使范旭东长时间苦恼的是技术设备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故由陈调甫赴美，于一九二〇年请回清华毕业留美的侯德榜(致本)，用了三、四年的心力，终于获得了成功。

(三)、范旭东逻致的几个突出人物

在久大逻致的人才中，李烛尘是其中主要的一位。李是湖南湘西辰州专区永顺县人，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五日生，比范旭东长一岁，在厂中被称为“老太爷”。他是本县秀才，未及参加乡试即爆发辛亥革命。他加入过湘江学会，与湘阴林祖涵等相善。他在国内没有进过新学校，但旧学根底较深，好吟诗，印有《行吟集》，收集七言诗数十百首。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三十岁时才赴日留学，经唐汉三辅助考上东京高工预科，读了一年才入本科电气化学科。但科技基础并不深厚，我替他作过多次通讯传译，知之较深。他在厂内因性格刚直，受到敬重。

“永久团体”中还有一位孙学悟博士，是留美的化学家。范旭东请他来担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孙学悟与宋子文在美国哈佛大学同学，为人重品德，在厂内被称为“西圣”。黄海化工社曾集若干国内化工毕业生致力科学试验(以盐碱为主)，最著名并有成就的是硫酸铔厂的研究。硫酸铔厂的筹设，须向美国进口技术和设备，费用达八九百万美元，没有政府签字担保是办不成的。

此外，“永久团体”还刊行《海王》旬刊，文章较多是范旭东自己写的，在迁川期间由阎幼南任编辑，石上渠辅之。阎幼南也是范旭东物色来的。他是湖南人，留学德国，通军事，与朱家骅友善,在刘建绪任浙江省长时,阎曾经任民政厅长。他在“永久团体”遇到蒋帮特务捣乱时，能起抑阻的作用。黄海与《海王》在迁川期间设在乐山，与我的工程事务所经常接触。一九四三年黄海社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开会一星期，请了几位有名的教授参加，我组织他们上峨眉登金顶游览了四天。

还有一位江西人傅尔邠(冰芝)，迁川后被范旭东请来当厂长。傅是与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后入东大造船工学科，留级两次才与我同时毕业。但他有真学问，回国后被江南造船厂厂长马伯良派往福州马尾船厂，但因派系关系该厂拒不纳用，不得已入参谋第十厅，月拿百元干薪。后设法赴美到耶鲁大学学数学，学校发现傅善画图，适欧战需才，乃入美海军为技师。战后回国，范请来当厂长。傅不善应付，未见有何建树。

我原来在周作民处办厂矿企业，月薪六百元。范旭东一再要我去久大、永利工作，但那时他们几位负责人最高月薪才三百六十元。范旭东表示给我五百元月薪，我情不可却，一九三四年间去了永利，担任工程师名义兼原料部负责人。

(四)、迁川前后

我进永利后，住在南京山西路新村莫干路十五号楼上与旭东相对的房间内，我们除商研钲厂原料外，谈得最多的是肥料三要素。当时氮已有了，是我在广东英德县奔走到的;磷，是海州沈稚友家已在锦屏山订购的,勉强够用;只有钾，须自己设法去找，我在安徽无为州交界的三公山找到含钾矾土矿,含K达11%，加炼后还可取铝。三者具备，范旭东正在高兴时，日寇侵犯的警报已不可终日了。尤为泄气的是。侯德榜在海外订购的全套C.C.CO非用净SO₂不可，但侯只订购美产净磺一百吨，只能应用月余，未免令人沮丧。集议之下，只好由我急赴东京，找三井订净 SO₂全套，限五十日交货。恰好我的座师井上匡四郎子爵已由政友会尊上为工政会会长，亲自陪同我向三井交涉，任务完成，来回只三星期，范旭东很高兴。但战局已迫在眉睫，他要装作镇静也不可能了。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的战端已开，而我的两男两女都在北方。大女慧在燕大社会系，大儿亦由燕大物理系改入焦作矿学院;身边财产也在北京。于是我冒险北上。抵津郊时，知日寇已占新站，只好折回。随后子女们结队由龙口胶济路转由济南安抵上海，惟财物四十余件只好听其损失了。子女连我夫妇共六人，都暂住在外公家，等候事态的发展。

“永久团体”方面，决定全部迁川以保实力，并议定先到武汉集中。汉口与重庆的轮船运输，因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永久团体”有特殊关系，技术人员和家属共千余人，可尽早先行赴渝，只留几十人在武汉与京沪联系策应。铵厂易搬的设备，可以装大趸船，托由怡和、太古的外轮拖运西上。

我决定留两个小的儿女随母住上海公共租界外公家，由我带大儿女临时加入李承干的小妹李六平(扬州高中新毕业)一行四人西上。九月上旬仍极炎热，我们乘沪杭梵皇渡夜车，偷过已修复的松江大桥,到嘉兴已半夜。买到一壶水,无异玉液，才知渴比饿难受几十倍。我们沿吴江太湖线，天明到南京上海路旧住宅，知表亲刘法官已全家西上。收拾两夜后，慧女同方平去长沙湖南大学找皮宗石同学。这时我先探明运河情况，再到海州探视久大第二盐厂，再去连云港视察陇海路终点。久大二厂储盐尚有一千多吨，日本飞机每日越厂窥视，厂长唐汉三惊魂不定，已急急回湘。我回到扬州后，雇黄包车沿北岸土公路当日到六合县城，再雇小驴由永利后门入厂，人员已走空，晤秘书李滋敏，告以可派杨春澄(源)来协助应付。杨昔在仙台高工学矿，时因三公山已开千余吨矾土矿，他运矾土至厂，寓城中。其时侯德榜厂长欲多运水泥至汉，恐留存资敌。但我不赞成，劝侯多运工具。随与太古巨客轮商妥，在运古董文物的客轮上附运，三日后西上，行七日抵武汉，已是十一月三日。

我抵汉后，金城银行以居仁里的一栋有十间房的屋子交我使用，一切用具齐全，但我劳累之余，即日卧倒，成了病躯，医治三日才起床。儿女、侄女都来探视我，他们商议如何去侯马入山西抗大转延安，迨我病起，他们十多人已动身了。

久大、永利、黄海、铔厂和海州、青岛永裕都有人来汉，长江水枯，无法航运，我只能暂且偷安。此时汉口可住之房甚多，李烛尘就利用此时间多作会商，作了分工。他的主张得到各方同意。永裕青岛早已收拾妥当，人不多，铔厂决定由李滋敏、杨春澄相机应付。久大海州二厂因唐汉三已回家，由我代理设法运出已制之一千多吨盐。以上议妥后，在平静中渡过了阳历新年。长江三月水枯，敌机很少来轰炸。京汉路畅通，陇海路亦可运输。迁川之人员和眷属有轮即西上，行动比较容易得多了。范旭东、侯德榜等连日商谈，决定了三月半前迁川，由李烛尘负总责，并通知唐汉三回来，负久大迁川之责，我负永利、铔厂之责。我即赴郑州与铁路方面熟人谈海州运盐事，又到二厂转告各情，大家准备将已制成之存盐和能运的设备都搬运去川。大致就绪后，我和李烛尘、唐汉三三人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乘飞机穿三峡抵重庆，住大梁子青年会总舍。迁川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开始工作。烛尘以自流井制盐即将开始，故特烦忙。我以生于灌县，长在泸州，十三岁随刘景长赴东京，相隔三十年又回到重庆，感到极有意义，情绪颇为振奋。 迁川期间，范旭东一心奔走由滇运入水泥，不顾身体健康，我深为感动，友谊愈笃，曾写下“谁人肯向死前休”之句。侯德榜工作认真严格，我深为敬重。我还同侯共译外书三册，简短资料三十余篇。我与烛尘相见虽较晚，而倾谈最多，迁川时期生活上我亦予帮助。

永利迁川后因人员众多(技术人员达三百多人)，开支浩大，而缺原料、缺设备，业务无法开展。后来只有售出侯德榜极为重视的日产水泥五百桶的全套设备，得四十万元补发工资。因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永利还可保持相当技术力量而复员迁回。在川时，永利无事业收入，吃饭都成问题;黄海试验工作，由于内部矛盾，成绩也不大;幸久大制盐收入尚多，所用“枝篠架晒盐法”是我由湖北应城学来的，颇有实益。在川后期，我专任金城川行总经理戴自牧的顾问，戴采纳我的建议，办了二十余，其中四个厂生产酒精代汽油，是摇钱树，盈余独多。惟后来因此引起戴自牧与周作民的内讧，殃及于我，殊出意外。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我在成都处理峨眉酒精厂的事情，忽见报载范旭东在渝病重，我急乘美式小吉普车，日行四百公里赶到沙坪坝，孰知旭东已于三日晨溘然长逝。他是急性黄疸病，而当时留德初回国的青年萧医生不知急性黄疸的厉害，治疗欠当，致病急变，三日三夜即死去。我回忆和他的多年友谊，当时曾写下辘轳体挽诗哭之。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有何熙曾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