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十一县的沿革
在清代光緒末年，长芦盐商王祝三、王竹林等十人拖欠公款，其所办六十一县引岸被沒收改交芦纲公所公运，于是芦纲纲总勾結长芦盐运使舞弊营私从中取利，尤以公运主管人林晋臣于数年之間腰經数十万元更加駭人听闻。六十一县引岸,在河北省者有薊七、安次、昌延、京引、冀四、新行、邢八、高博蠡等三十五县;在河南省者有汲五、禹六、新七、柏隆临、陈杞太、商淮等二十六县。迨北洋軍閥黎元洪、馮国璋任总統时期,李廷玉以康济恒出名申請当道承包六十一县引岸，并訂明每年微納盐务署报效(等于租金)十五万元，承包期限为十五年。在1932年奉系軍閥张学良統治北平时,长芦盐运使洪维国借口康济恒历年拖欠报效，报运不力，影响税收，遂呈准张学良将六十一县由运署收回改为官运，此为六十一县沿革概况。
二、德兴盐务总公司立案经过
是时，张作霖統治北京时期的国务总理潘复(字馨航)正在平津作寓公，由于生活过度豪华，故经济情况入不敷出，亟思有所筹划。适值张廷諤(字直卿，在曹錕任总统时會任国务院秘书长、河东盐运使、长芦盐运使)为裕蓟公司董事,又在康济恒商办时承包遵化、丰潤、玉田三县引岸，对盐商的非法利潤和舞弊窍門頗为熟悉,因見官运滞銷,乃乘机向潘复献策，由潘出面申請张学良将官运仍改商包,以增銷数而裕稅收。潘正处窘乡，对张建議，当然认为是生財途径。我在1928年葛敬猷任长芦运使时,曾充总务科长，与张时常往还，故张事先向潘推荐，并于9月間邀我同往北平晤潘。在不我为潘拟一手折申請承包年限为十五年，年纳报效二十万元,由潘将手折交与张学良秘书长王树翰轉递。越两日,张学良批准手折并飭长芦盐运使洪維国办理移交引岸手续，此为德兴总公司立案的经过。
三、公司组织内容及爭夺引岸情况
1932年9月間,潘复由不回津，当請旧直系交通总长吳毓麟、刘彭寿(字壬三,會任吉林財政厅长及津海关监督)、张廷諤、董右岑(直系时任全国烟酒督办)、吳季玉等在小营門住宅商談組织公司方案。全体认股二十万元,并推潘为董事长，臭为总经理，张为协理,刘、董为常务董事,吳季玉、王树翰、王承斌为董事,同时議决聘我为经理。公司内部設稽核、文牘、会計等十数人,并租义租界六馬路八号为公司办公地点。潘恐运署对移交引岸有意拖延，乃請刘彭寿、张廷腭与盐运使洪維国密切联络,提前赶办移交手续。当时刘彭寿在盐商中声望最著,因他为裕蓟盐公司常董，旣善理財，又雄于资，有河东派盐商倾袖之称。他的缺点是个人利往看得太重,只要与他有利害冲突,便不擇一切手段地向你进攻,因此,他获得了“小人标榜”的綽号。经他出面向洪維国說項，在錢可通神的情况下,果然不出数日开始办理移交。因在荣秋前須将各岸接收清楚,潘复乃在10月初召开董事会商討各岸分包問题。
开会那天午后2时,张廷諤首先来了,甫坐定便和刘彭寿通电話,开始时大哥三弟喊得很亲热，二人对分配引岸則各执一見，坚持不让,結果双方在电話机中互相謾駡，张气忿忿地把耳机摔了。我只知他們在权利上时常冲突，但像这样对嚷对駡还是初次見到呢。当时我意识到等双方見面一定要閙得更凶了,孰知出人意料，刘彭寿来得最晚,他俩仍旧若无其事地喊着大哥三弟,好像沒有通过电話的样子。我由此认识到所謂官僚政客的手段原来如此。
在会上，由董事长提出議案两項:1.引岸由各股东分包或公司自办或由其他商人承包;2.各引岸应規定包費数目及銷額分別訂立合同。
关于第一項,各董事們竞爭甚烈，最后决議是张廷諤办薊七，吳毓麟办安次,李輯五办京引公柜，刘彭寿办冀四及邢八，董右岑办新七，其余如滄六、昌延、高博蠡、汲五、禹六則由公司自办,至于商淮和陈杞太則找外人承包。关于第二項，一致决議全年包費暫定为三十三万元,除蓟七担任十万元外,下余根据各岸銷盐多寡分别規定之。
四、层层剥削的黑暗
当时六十一县引岸首推薊七銷数大,运費轻,利潤厚,門店多。自张廷諤接办蓟七后,王軍原任津店经理,张之乡亲故旧欲包鎭門者皆来津見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有人問:“包一鎭門何須如此争夺?”据老办門店者說:“遵丰玉薊宝宁香河七县,人口稠密，生活富裕,年銷五六百包的門店便可得利五六千元,所以一般人宁願办薊七鎭門,而不願办一芦纲較差的引岸。这就是說,門店賺錢
完全在掺沙和水,大秤进小释出,剋扣分量,才能发财致富。但是头等鎭門大都由津店和外厂经理暗中派人出面去办，二等是由各县盐厂经理的亲属包了,三等才能輪到外人,还要有相当的花费呢。”我听了这一套話，不觉恍然大悟。公司为檄納报效只有向承包引岸人多要包费,各承包人只有多設門店努力推銷,各門店只有在剋扣分量上打主意。此种层层剝削的黑暗,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而真正受害的还是人民!
五、申請豁减报效
1933年，公司年終結賬，因有些包商拖欠包费，获利无几,以致对报效二十万元,未能如期繳納，于是迭开董事会商討应付之策。刘彭寿、张廷諤主张申請盐务署，以冀南和滄州一带私盐充斥，官引滞銷，使公司亏賠甚巨为理由，請予减免全年报效六万元以恤商艰。当由董事会一致通过,并派我赴南京向部、署方面設法托人;同时决定倘必須花费时,公司准备三万元随时电汇，以便应付。我乃于2月間馳抵南京，当将公司滞銷亏本原由向各部門主管員司詳細說明，請为签注意見，并再四悬托盐务署秘书罗厚甫設法帮忙。在南京約住两星期，幸蒙批准豁免报效三万元。回津后，潘、吳、刘、张見我仅报销三百数十元为往返旅费及宴会之需,毫无其他花费，大为赞許。事后,张之左右告余，当我初任公司经理时,张之旧部裘洁忱反对最力。张告以利用我在嵇核所、盐务署及长芦运署熟人极多，对办理一切盐务案件，当然較一般人特別便利。至是我又增加了閱历，认识到官僚政客利用人的手腕。
六、对缉私人员和铁路人员的贿赂
1934年春，許多包商因銷路不惕无利可图，不是拖欠包费，就是要求退包,公司方面成到非常困难。因为报效不能不檄，公司每月开支仅董事长、常董、总协理等夫馬费便要一千七百元，加上职員薪工伙食等計在三千五百元左右,而职員长支短欠尙不在内。当由刘张二人向潘复献策,說:“蓟七、冀四不但不欠包费,公司每月都向两家预借包费,其它各岸都不可靠。为公司着想，不如除薊七、冀四外,其余概由公司收回自办，所謂刀把子在自己手里，要怎样便怎样。”吳敏麟、董右岑提出异議,但被刘說服了。潘对运本頗为躊躇,刘张主张由公司筹拨十万，再向盐业銀行透支一百万元,先由董右岑、臭季玉二人找陈亦侯說项。大家对刘张办法一致赞同，乃分别进行。
是年3月間,公司成立营业部，经理由我兼任，盐业銀行派徐龢庵为稽核,监视透支用途。其时长芦走私之风甚熾,我认为官引滞銷由于私盐猖獗,而緝私队又勾結私販卖放,狠狽为奸。如欲暢銷官引，非联系各地緝私队不可。我乃与緝私局副局长刘月亭密商办法，由我亲往各岸与緝私大队长面洽,先由他私函通知各队到各岸总厂会商。我的办法是:(1)所有各門店应严格实行干盐足种才能在质量上与私盐竞争;(2)对駐防各岸辑私队,公司不惜多出报酬费用按去年实銷数如增銷一引則贈送一两元，以此推算。但緝私队应守住私盐侵入的要道,使他們绕道赴其他各岸,以杜絕私盐来源。本月中旬,我赴滄州、邢台、高阳等总厂,即按原訂計划与辑私大队长李西亭等分别商妥后，胜利而归。
是月下旬，又赴河南郑州在禹六总厂召集汲五、新七等厂经理商談。由于豫岸与冀岸情形完全不同,我的办法是集中力量,大批报运,見利即售,使資金周轉灵活。当时許昌設有襄八公柜系散商数十家组织而成。襄阳八县,汝光十四县，本属自由贩卖盐区，所有盐販均往許昌批购,形同盐市。我有鉴于此,主张禹六、汲五、新七等厂所挂牌价一定要比襄八低三至五元，才能吸引商販舍彼就此。这就是一般奸商所用的大魚吃小魚方法。
回津后,我叫下坨筑盐人来津，密嘱与塘汉两活車站站长、段长密切联系，所有德兴运豫盐車，每二十吨車皮，公司顺出車皮费十至二十元,由他負責进行,以期达到提前装車目的。经此一来,不数月間,不特冀岸逐漸抬头,而豫岸因德兴去盐多,車运速,貨到錢回,銷数激增,为一般商人望尘莫及。至于勾結緝私,移禍邻岸,行贿要車,損人利己,在那种黑暗社会里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呢!
七、各董事们二度重分引岸
1935年2月底,有一天早晨6时,张廷諤来电話找我立刻到公司商量要公。他說透支不日到期难以续訂，大家商定恢复分包制度,并叫我替他选擇一处,托我負責代办(津店設在我家)，乃决定新行。那天各董事們接連不断地找我商酌,大致和张一样,认为我办引岸有一套方法,情形熟悉,比別人高得多。結果刘彭寿托代办高博蠡,董右岑托代办新七。越两日，董事会开一次例会，形式上通过了取銷营业部,并大家提議由我承包安次，以示奖励之意。惟有禹六、汲五压本較多,一时无人問津,暫由公司自办。散会后，营业部稽核徐龢庵感觉事前毫无所聞,竟突然取銷营业部,問我是什么原因。我道:“不是透支不能继续下去嗎?”徐說:“哪有的話。你把引岸办得这么好，这样的主儿不放款还放給誰。”我叹息道:“本人空費一年心血，但仍退包、自办、分包,大人先生們还不是为着……”
八、新董事长登台
1935年11月間,潘复因肺部积水医治无效，在北平去世。公司董事长暂由潘第四子潘葵生继任，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刘、张二人主持。其时,河北省禁毒处处长齐为(字协民)凭借宋哲元势力,頗思染指公司。经刘、张与吴敏麟、潘葵生研討办法，刘认为齐为与潘总理本为朝夕往还的赌友,关系非比泛泛，不如邀請入股，担任董事长借以应付各方面,于公司有益无損。商定后，经刘、张奔走說合妥协,乃于齐宅(旧法租界32号路)召开董事会,欢迎新董事长就职。公司内部一切照旧,仅将潘葵生改为副董事长。此后，公司又步入了新的阶段。
自1935年殷汝耕甘心做日本走狗建立伪冀东汉奸政权，公司命脉的蓟七引岸遭遇到很多困难。适值殷之秘书王廈材調任伪建設厅长,我与王为吳兴中学同学，乃往通州和他接洽多次，托其从中維持,以保全薊七銷数。1937年春，日本侵略华北日見紧张，公司协理张廷諤携妾避居上海;吳毓麟虽每日下午照例到公司休憇半小时，但对大小事务則概不聞問,亦不作任何主张。因此，一切疑难問题只有商諸刘彭寿,经他考虑后,立可得一結論。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公司幸能勉强維持。
九、沦陷时期的难关
迨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淪陷,长芦盐务稽核所所长曾仰丰偕同职員携带重要卷宗航海南下。天津治安維持会派王竹林为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日本軍部派台湾人郑梅雄副之。我与郑在皖岸稽核处會共事数月，故对局方应办公事当較其他盐商便利。当时,沿津浦平汉两线引岸已陷入混乱状态,至冬季方逐漸恢复,但各岸盐款非专人送津不可，非常不便。各岸盐厂对日本駐軍供应稍不及时，宪兵队便将经理捕去施以非刑，其残酷横暴的行为令人髪指。在1938年2月6日，廊坊总盐厂商巡郭金波夜間盗窃盐款将会計李蔭生击毙。駐廊宪兵队不問案情,竟认经理帮賬为嫌疑犯,威逼口供并灌凉水数次。幸于第三日晨，安次县捕役在廊坊車站将正凶捕获归案法办。安次为我个人承包引岸，除撫恤死者家族两万元外,其他亦花费两千余元始告无事。
十、汉奸王慕沂、张梅荪攘夺公司
为了应付各岸日寇駐軍借端生事，裕薊盐公司雇用日人一名为联络員,以便随时遇事前往交涉。其时,我与日商三进运輸公司经理藤井文雄在业务上常有往还，遇有日寇騷扰外岸时乃請其派人前往解释，使事故不致扩大。
1939年冬季，王慕沂勾結汉奸市政府秘书张梅蓀(张弧次子)图謀攘夺薊七。我与王为多年盟兄弟,对他此种举动劝阻多次无效。王一面向其姑母(田中玉之妻)筹措股本,一面向吳毓麟、刘彭寿再四疏通。至1940年春，张王二人进一步凭借汉奸和日寇势力要求吳毓麟、刘彭寿允其参加公司并将公司内部改組。吳、刘見王慕沂担任日寇组织的新民会会长,又是清帮大字班老头子,势不能敌,乃乐得利用他来应付环境。经双方密商多次,首定齐、潘退出，由张梅蓀任董事长、王慕沂任协理，改聘伪滿洲国老牌汉奸郑某(忘其名)为经理,其余概不更动,于是吳刘二人成为三朝元老矣。各引岸当然大批改包,王慕沂达到夺取蓟七目的,并自兼经理。
我所代办各岸及自办安次县，賴臭、刘从中維持 均仍照旧。1942年秋，公司郑经理欲夺取安次,由他承包。我見形势不佳,乃与张梅蓀、王慕沂面洽，每月由茂源盐店各送夫馬费五百元，請其維护,以救一时之急。
十一、不怕多花錢便能多销盐
1943年荣秋,各岸商人在塘、汉、新、邓四沽筑运盐斤，为数約一千数百車。适日寇忙于軍运,因而运盐車皮日漸减少,使頗多引岸脫銷。我所办安次也受到同样影响。根据本人对豫岸竞售经验，我招呼筑盐人来津嘱其仍用以前方法，向各沽車站站长多出車皮费,务使提前装車。果然“錢能通神”,不数日間安次在四沽坨地存盐悉数运出。凡邻岸脫銷的支店竟暗中紛紛向廊坊总厂购买。我看到这是一个絕好机会,立派津店副理赴廊坊与各处来购者磋商，如願預繳二十吨盐价,津店即予单独报运，准于十日内到岸交货。经此一来，不但报运更形活跃，而且盐款周轉更加迅速，銷数更加激增。廊坊好像同許昌一样变成了盐巿。这种越境侵銷引起各邻岸的不滿,风声太大,更使公司方面看紅了眼,借故刁难。为未雨綢計，我对管理局科长秘书們暗中时有贈送;他們下班后，也不断到我家抽烟閑聊。在这同时,我对駐廊坊的緝私队长应酬尤丰。
1944年秋，公司郑经理借口公司亏赔,提議将安次收回公司自办,张、王首先赞同,刘彭寿見无可挽回，只得叫我早作准备。我乃先发制人，大批报运，对各支店及販商每包让价二三元出售，一月之間竟将荣秋和冬盐几乎全数銷足。等到11月底移交引岸，旺月已届尾声,使公司汉奸們大为失望，怨恨不已。
十二、胜利来临公司结束
1945年日本投降后,蔣政权取銷引票商运盐制度,改为开放引岸，自由营运，而暗中组织各大盐公司进行垄断，囊括了全国盐商的利潤,取而代之。于是，在长芦盐区中，赫赫有名的德兴公司和其他剝削人民的盐商們的命运同时告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資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程海鸥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