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华文明的人都知晓：中华文明有两大特点：一是群体性，二是想象性。

由于中华文明起源非常早，早在公元前26世纪至27世纪，代表着中华文明始祖的轩辕黄帝统治着中原大地，在他手下，有一位长相奇特的史官——仓颉。仓颉最为划时代的贡献便是造出了文字，如此使得中华文明摆脱了野蛮状态，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的延续有了文字这个载体，这较西方文明早了近2000年。

但是文字的出现并不代表生产力的提高，对于那个猛犸象尚存的巨物统治年代，中华始祖们面临的自然威胁是相当巨大的，故而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幻巨兽，而对付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渺小的中华始祖们除了抱团取暖、共同御敌别无他法。

故而，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开篇中便给定了一大前提：个体力量在自然环境中无法生存，汇聚成群体便能“服狡虫、制禽兽”，相当于给中华文明指定了一条“独木桥”：群体文明。十几年前“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的广为传诵，正说明群体性文明已植根于国人的骨髓当中。

虽然群体理论上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如何凝心聚力、确保1+1>2，而不是一盘散沙，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带头人，这也就是君主和君主原则，《吕氏春秋》也认为：治国最难的莫过于设置君主。故而自古以来，中华老祖宗讨论的课题都指向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治国、如何做一个好的君主。如此形成了各种治国思想：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

如果说中华文明群体性特征整体上利大于弊，那么接下来的另一个特征确实弊大于利，这便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性”。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晓：不论是上古时期的四书五经，还是后来的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都在想象力上下大功夫。

比方说《诗经》中的《硕鼠》，就表达出了受不了硕鼠的压迫而寻找乐土的想法。在作者眼中，当前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吃我的黍、麦和苗，从三岁开始就伺候你，你一点也不知道感恩就知道压榨我，我不伺候了，找一片没有你、只有我的乐土，快快乐乐生活。

从结果来看，他大概率没去找乐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尝试着找了之后发现，原来到处都有硕鼠，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乐土。既然如此，他都这么受不了为何还能悠扬地唱着《硕鼠》的歌呢？恰恰证明他在想象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这就说明：中华老祖宗在现实中碰壁、奈何不了现实之后，便开始了闭门钻研精神胜利的“大法”，以期在其中获得快感，以麻痹现实中的痛楚。

再比如元曲中的《窦娥冤》，因为在现实中本就命运凄苦，遭遇到了重重不公，最后竟被张驴儿嫁祸毒死父亲，而县令却颠倒黑白判窦娥斩首。蒙此大冤的窦娥自知在现实中无能为力，便在行刑前哭天抢地，许下三愿：头落地不滴血、三伏天下大雪、楚州大旱三年。

用现在科学的眼光来看窦娥这三愿简直扯淡，而且站在公平的角度窦娥这三愿也有问题：如果每个蒙冤之人都能不滴血、下大雪、旱三年，那一年365天就没一天是正常的，无故遭罪的楚州百姓肯定趁此搬家。再说了，你窦娥真有这呼风唤雨的大本事，为啥临死前才放大招，苦了17年为啥不早放，否则早就是大帝了。

如此扯淡的剧情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广为传颂，恰恰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想象力是如此之大：奈何不了现实，转身闭门修炼“精神胜利”之大法；现实中打败不了你张驴儿，我就在想象中将你打败。

凡此种种的非常多，比如唐诗中的“红心枝头春意闹”、故事传说中的“嫦娥奔月”、“牛郎织女”。还记得十年前看到的教材中，有人还发文抨击现代科技，说现在科技发展太快了，后果很严重，假如以后的孩子用科学知识纠正老一辈的“嫦娥奔月”，那这样的孩子还有想象力吗？

还是唐朝诗人李贺看得透，哪有什么乐土和六月雪，都是自己的主观意淫罢了，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用脑子仔细想想便知：天若有情天亦老，如果窦娥真的感天动地，那老天就是一人，会有新陈代谢，也会慢慢老去，可是老天啥时候老了？

所以说，喜爱想象是中华老祖宗的通病：奈何不了现实，转身闭门修炼精神胜利“大法”。这“大法”就是寻求了一个心理安慰，对解决现实中的困难没一点好处，而且还会引发一个大问题：带有强烈主观性的道德文章渐渐占据上风，在统治者有目的地带节奏下，将中华老百姓带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阴暗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