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视野的不断扩大，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人类已经摆脱了单一生存模式：不一定非得读书过独木桥这一条路，读书不好可以学一技之长，一技之长学不来可以送外卖，送外卖嫌辛苦可以搞直播，再不济可以搞家政服务……反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一定非得走读书致仕这一条路。

但是在古代，人类生存模式被唯一化了，就是读书致仕，因为有公知在带节奏：“治人”是上乘大道，“治物”是下乘小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桀骜不驯、出身优越的王阳明本来可以凭借优越的自身条件轻松达到“成圣贤”的目标，可惜在公知的节奏下，只能硬往官场的“独木桥”上挤，结局可想而知：被统治者玩命儿使唤，哪儿发生叛乱就派他去当“救火队长”，好好的身体活生生被璀璨殆尽，提前见了阎王。

这至少反映出了占据公知地位的中华老祖宗思维特点：思想单纯、视野狭窄，看不到物质世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所以别指望他们能提出新的就业岗位解决民生问题。一天到晚提倡为民作主，却常常将老百姓引入歧途，实在是中华民族之悲。

刘伯温的故事：没有众猴的供养，猴公只有饿死一条路：中华老祖宗思维“单纯”得可怕

作为一代儒者，被后世广泛传颂的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虽然在帮助朱元璋打天下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写下了晦涩难懂的《郁离子》传承后世，更是在《烧饼歌》的宣传下，刘伯温留下了智谋超群的美名。

史书如此评价，必定认可他智商高、能力强、天赋异禀等，但在视野方面，他依然犯了与其他中华老祖宗一样的毛病：视野狭隘、思维单一。有他讲的故事为证：

多年前，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给猕猴分配任务，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去后山上采摘果实，并将其中的十分之一供养自己。如果猴子不给，猴公就拿鞭子抽它。老猴干多了也就没什么异议，认为这是天命。

有一天，一只比较有独立思想的小猴问老猴：“山里的果子是猴公种下的吗？”老猴说：“不是，是天生就有的。”小猴再问：“猴公不同意我们就不能采摘了吗？”老猴回答：“当然不是，想采就能采。”

小猴就疑惑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听他的呢？咱们采了归自己所有不就行了？”猴公一听：“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自此，猴子们等猴公熟睡了之后，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猴公存放的粮食，蹦跳着进入山林，不再回来。猴公的结局竟然是：没有猴子供养的食物，活活饿死了！

你没看错，猴公作为一个四肢健全、充满力气的成年男子，竟然只会吩咐工作，不会去摘果子；有抽打猴子的力气却没有爬树的勇气；即便面对死亡也不挪庭院一步。

这就是中华老祖宗思维“单纯”的一面：我只会“治人”，做事不会；没有人来供养我，我就得饿死。相信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中华老祖宗，不是蠢就是懒，就是社会的蛀虫。

晋末的士大夫，当今的贪官：还有真有人“对号入座”

按说刘伯温讲的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他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是如同其他公知一样带一波节奏：作为统治者，如何能够驾驭百姓让他乖乖听你们的，两点很重要：

一是不能让他们有思想，让他们觉得被你奴役理所当然，是天命所归，所以得首先打击有思想的“小猴”，及时将反抗思想扼杀在摇篮里，然后占据思想的制高点。故而中国古代各种公知、各种圣人纷纷高呼“天命”，提倡“齐之以礼”，也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要有仁德，不能老是蛮横地用抽打鞭刑去管教不听话的猴子，也不能单纯用权术去奴役人民，得用仁爱去感化他们，注重特定的场合制造特定的机会的感化大法。如此，“道之以德”，结合“齐之以礼”，老百姓不仅安然接受你对他的奴役，还特别感激你哩。

撇去封建士大夫的“治人”思想，单从刘伯温这思维单纯的故事结局，本可以莞尔一笑、权当娱乐，没想到还真有非常“蠢”的人对号入座，古代和当今都有。

西晋末年，“皇帝”晋惠帝上位，周围野心家看到了机会，于是纷纷争权夺利，北方的少数民族见状赶紧南下入侵，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因为连连战争，中原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老百姓逃亡的逃亡、上前线的上前线。

这个时候，充当“猴公”的达官贵人们就傻眼了，因为没有人进贡粮食，他们当真就像猴公一样，抱着玉器、穿着华丽的衣服，活活等死！

当今也有，《人民的名义》中，大贪官丁义珍除了会当副市长，其他生存本领一个没有。被迫逃亡美国之后，只能寄人篱下，每天不是洗厕所就是打扫卫生，比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都还不如。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中华老祖宗思维的“单纯”，他们带偏了方向：只知道当领导“治人”，没有半点生活自理能力；一旦没人供养，就得饿死。本来如此可笑的思维权当听个笑话，没想到还真有人对号入座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