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中华历史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都是帝王将相的“个人传记”，一没有平头老百姓什么事，二没有自然界的点滴知识，更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即使有，也不过是归口到帝王将相的噱头）。

中华史官之所以将几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极尽溢美之辞，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充分肯定他们对推动历史的巨大、唯一作用，因为这非常适合当时正如火荼毒推行的“家天下”治理模式。

作为历史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对“家天下”的君临天下举双手赞成。故而在夏禹违背禅让制度，扶持儿子启从政，为其攒够了政治资本并最终大力推行“家天下”模式时，司马迁还在为启辩解：德行好，诸侯都来朝拜他，故而他是无可争议的天下之主。

司马迁的逻辑代表了中华老祖宗的逻辑：领头羊是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前提，强有力是君主的必要特质，他家族的基因也必然是其他族人无法比拟的“优秀存在”。这实际上将君主血脉列为了高人一等的正统认证标志。

中华老祖宗的代表朱元璋：“苏州水深火热，急需我拯救”

有了这份正统观念，在给后世的野心家带来巨大诱惑的前提，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一旦证明我的实力强于其他竞争者时，我立马就升任“正统”，是中华大地唯一合法的代表，我的思想我的意志就是权威。

秉承这种优越观念的中华老祖宗必然对其他人的思想极其鄙夷，认为他们是上不了台面的“低等”存在，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天底下老百姓拥护的是他这份正统，对身处其他人治下的境遇感到绝望，希望他这个救世主赶紧过来拯救自己。

因此，每到王朝末期，一姓家天下治理到了穷途末路、“气数将尽”时刻，中华大地面临着正统丧失、即将大洗牌的关键时期，此时也是各路诸侯最为兴奋的时刻：“正统”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真的来了。

毫无疑问，正统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旧王朝末期各路诸侯的群雄逐鹿、新王朝前期新皇不断立法、予以强化，均是这种“独一无二”思想在作用。以至于元朝末期，随着原本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元朝濒临崩溃，正统面临大洗牌之时，中华老祖宗代表朱元璋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才能短期内登顶权力巅峰，不禁也恍惚了起来：

当初自己参军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毕竟肚子饿了十多年了，想不到短短四年过去，肚子问题不仅成功解决，而且还能寻个皇帝当当，莫非自己就是真命天子，是下一任“正统”？

打定了这个想法之后，朱元璋向东南望去，发现苏州还在自己看不起的张士诚的手里，不禁为苏州城的老百姓捏了一把汗，旋即就有了使命感：

“苏州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待我这个正统去拯救。”

被朱元璋拯救前，苏州商业发达、一片繁华；被拯救后，苏州破败不堪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拯救”观念，当时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开明分子刘伯温也是一样，也是认为张士诚小儿能力差，管理水平低，苏州治理得一定一塌糊涂。出于对苏州人民的“深切同情”，刘伯温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最终推翻了张士诚的“暴君”统治，拯救了苏州。

可是等到朱元璋接手苏州城之后，再过两年刘伯温过来考察。一厢情愿的他认为苏州人民现在在朱元璋的“高明”治理下，一定生活富足、幸福指数超高，结果到了苏州才发现：原本商业发达、一片繁华的苏州城，此时却破败不堪，处处都有朱元璋的“爪牙”对着当地百姓恫吓，老百姓衣衫褴褛、眼神卑微，可谓与“拯救前”的苏州“判若两城”。

这个时候的刘伯温非常后悔：真不该为朱元璋去拯救苏州。也正是这个原因，之后的刘伯温对朱元璋也不再无脑迷信了，很多时候也是随声附和，既不肯定也没有否定。

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很能解释这个原因：张士诚搞专制不行，但是搞经济是一把好手，而且也懂得宽松治理、安排节假日购物活动，故而不受干预的苏州经济发达、生活极其富足；

而朱元璋控人手腕一流，自小具备领头羊潜质，故而行军打仗非常得心应手。但是过于自负的他对经济真的是一窍不通，只想着打胜仗赚地盘捞取政治资本，为了对付张士诚，在过年时候发动战争，气得张士诚直跺脚：“老朱不过年不购物吗？”

这种标榜正统的“自以为是”，因为自夏禹时代就开始了，及至今天已有五千年历史，深深植根于国人的心里，故而成为了中华老祖宗思维的重要一环。以至于七十年代，国家领导层还存有这种观念：资本主义正在腐朽中没落，等着自己去拯救，结果到了西方一看，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工人们并不像《资本论》中所述的那样在绝望中哀嚎，而是生活得富足、脸上充满着笑意。

所以说，中华老祖宗这种“苏州水深火热，急待我拯救”的自以为真该歇歇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应该人尽其才，而不是让善于打仗的人一肩挑。如若不然，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结果：苏州破败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