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行前，70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独自站在中山陵，目光深邃地望向南京城，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虑和失望。

他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一个拥有200万军队，曾经拔萃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泱泱大国，竟然敌不过一个弹丸的倭国，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可耻的事情。”

其他人听后，都陷入了沉思。他们知道，林主席所说的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问题，更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深担忧。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林森身着青色长袍马褂，脚穿布鞋，手持手杖，拖着年迈的身躯，从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林公馆进入国防最高会议会场，他走到蒋介石、王兆铭和在坐的将军们面前，用略显沙哑的闽南口音说：

“诸位同志、先生，老夫马上就要登舰出发西上重庆了，南京就拜托各位将军了。”

话音刚落，众位将领的目光都聚焦在林森身上，会场响起了一声低沉而坚定的回应：

“林老放心，南京有我们在，定当守护无虞！”

林森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他知道，这些将军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守护南京、守护国家的坚强后盾。

原来定的是白天起程，但因日机轰炸，只好赶夜路。堂堂一国之国家元首，竟需借助夜色的掩护悄然出行，这其中的无奈与悲壮，让多少人显得有些悲壮。

军委会秘书长张群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安慰道:

“林主席此次远行，我看并没有什么不好，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嘛。林主席不到其他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

张群一说，会场的气氛缓和了不少。又有一人接着张群的话说:

“重庆乃重生之地，迁都重庆乃重生之征兆，最后可稳操胜券啊。”

随后，林森站在会场眼含泪水，双手抱拳，向在场的每一位将军作揖：

“各位将军，我已是古稀之人，今世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为了国家一定要抗战到底，今日之离别，并非为了个人安危，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无论前路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重建我们的国家。”

会议最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辞称:

“我不愿离开南京，不愿先有举动，现既众意议决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关系，且只可迁移一次。故本人今晚乘军舰上驶。”

并表示“自战事开始以至于结束以前，所有党政一切，均交给大元帅，一切取决于大元帅，故无甚不方便。迁移重庆办公宣言草就电知，当即下令。”

说到此处，林森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雨波折，为国家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场的与将军们见状，无不深感动容。

于是，将军们再次起立，整齐划一，无言地鞠躬致意。林森主席看着这些年轻的将军们，心中充满了欣慰。他微笑着用颤抖的手擦去眼角的泪水，然后步履沉重地向在场的所有人挥手致意。

林森一生淡泊名利，为官清廉，垂拱称尊。始终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一向推崇“无为而治”，对权力并没有太大的欲望，在位期间，尽量遵守条文中的规定，尽量减少接触阁僚的工作。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六次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决议，规定：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

国府主席是虚位元首，不负责任何政治实务，在《就职通电》中，他讲：

“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对于施政大端，一切维持现状，无所更张。”

任职国府主席六年以来，林森从来不介入国民党权力和派系之争，每日深居简出，为人生性淡泊俭朴，不喜争斗。并经常笑侃道：

“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

国家主席是虚君地位，其意义在于垂拱而治，不该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

林森具有一个优良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品质，性格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他的官邸位于今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92号，装修如同普通民居，十分简陋，甚至没有卫生设备。由于房屋少，仅有的一个班警卫只能借住在邻居的空屋里。

林森外出参加活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公外出时，林森一般都是轻车简从，而私行则多是独自一人。个人生活非常简朴低调，常年长衫布鞋，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不嗜烟酒。

1894年11月，林森原配郑氏患病去世，他匆匆从台北赶回福州风港探视，林森与郑氏是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但二人婚后感情弥笃，相敬如宾。

由于公务繁忙，林森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无法陪伴在郑氏身边。家中大小事务，多由郑氏一人操持。她默默付出，无怨无悔，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林森曾多次向郑氏表达自己的歉意，但郑氏总是安慰他，说这是她作为夫人应该做的。每当林森想起这些，心中总是充满内疚和遗憾。发妻病重以至去世时，林森也没有在她的身边。

如今，站在灵位前，林森泪水盈眶。他凝视着那张熟悉而安详的面容，紧紧抱住郑氏的尸体，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心中涌起无尽的愧疚与自责。

郑氏的离世给林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在整理郑氏留下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郑氏写给他的信，信笺中写着她对夫君的思念。

林森是位十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一刻，他立誓不再续娶，要用余生去弥补过去的遗憾，那一年，林森26岁。

时光荏苒，林森在忙碌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始终牵挂着郑氏。1918年8月份，林森任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后，荣归故里，再次踏上了那条难以割舍的乡间小路，那里躺着他的发妻。

夕阳的余晖洒在林森刻满岁月痕迹的脸上，映出深深的哀愁和无尽的思念。他来到发妻的坟前，伫立了许久，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墓碑，眼中充满了泪水，那是他对发妻的思念，也是对她的愧疚。

林森凝视着墓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蹲下身子，开始用手扒开坟墓，泥土、石块在他的手中一点点被挪开，露出了深埋在地下的遗骨。

他小心翼翼地将遗骨包裹在一块干净的布中，放入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精致皮箱中。

今后的几十年，无论林森走到哪里，总会带着装有发妻遗骨的皮箱，仿佛那是他与她之间唯一的联系。在独处的时候，他会打开皮箱，凝视着遗骨，仿佛发妻容颜在这一刻重现眼前，他会向她倾诉他生活的琐事。

而且，林森每晚睡觉都会在枕头旁边放一个小包袱，陪伴入睡，第二天起床后，再将小包裹放在枕头下面。

林森离世后，这个秘密终于被随从揭开。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个小包袱，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双精致的绣花鞋，鞋面上绣着繁复而美丽的花纹，显然出自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之手。

经过一番调查，原来这双绣花鞋是郑氏的。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最珍爱的绣花鞋留给了夫君。

几十年如一日，林森默默地承受着这份深情厚意，将绣花鞋珍藏在小包袱里，每晚放在枕头旁边，仿佛能感受到发妻的陪伴和温暖。他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直到生命的尽头。

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一文中说，在去庐山牯岭的路上，林主席捐造的石凳上面刻有“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大字。

早在民国19年12月即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就颁布了民法《亲属编》，其针对的就是婚姻家庭。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原则是：

“妾之问题，毋庸规定”，并认为：“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其承认，其地位毋庸以法典及单行特别法规定。”

林森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上的老人头像便是林森。他被后人称为“一代完人、千秋模范”。

国民政府评价：“恭已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洵足光耀史乘，表率群伦。”

叶楚伧评价：“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岳岳，凛乎如神。”

林森也时常称自己有“三好”“好佛、好古玩、好客”与“三不”“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

林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辞行结束后，林森主席从国防最高会议现场出来，没有过多停留，转身乘车使向下关海军码头，登上“永绥”号炮舰和“龙兴”号军舰，背影中透露出一丝苍凉与坚毅，仿佛一位即将踏上征途的老将，虽然身体已经年迈，但心中却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担当。

林森借着深夜，率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和参军三处等直属机观一千余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他凝望着越来越远的南京城，心中如同江水一般汹涌澎湃，老泪顺着脸颊滑落，散在了寒冷的夜风中，每一滴泪水，代表着他对淞沪战场阵亡的将士敬仰。

“永绥”军舰渐渐远去，南京城的灯火在夜色中依然闪烁着，仿佛在为这位老者送行。

与林森同行的国民政府文官处主要负贵国民政府法令文告的宣达，掌管有关文书、机要文件的保管以及铸印关防、印章，下设文书局和印铸局；

参军处主要负责国民政府典礼及总务事项，下设总务局和典礼局；

主计处负责全国财政预算、统计等事务，下设筹备处、岁计局、会计局、统计局等一处三局。

随着林森离开南京，从此揭开了中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东部沿海工业、高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内迁西南的悲壮历史序幕。

次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发表讲话，全文为：

“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些(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 7000 万人，翘首欢迎，伏乞睿鉴。”

刘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18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

“于林主席抵川或抵宜昌时，发表迁徙政府于重庆之文告。政府机关最高人员，须于文告发表后始得离京”。

11月20日，林森一行人抵达湖北汉口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第751号训令《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文告》：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爱决定抗战自卫。

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言，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 席 林 森

行政院院长 蒋中正

立法院院长 孙 科

司法院院长 居 正

考试院院长 戴传贤

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

林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20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各省县政府及党部：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略、统筹全局起见，业率中央各机关移驻重庆，并表宣言。

此在使中枢不受暴力威胁，贯彻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军速战速决之迷梦。望策厉部属，训勉民众，共喻国民政府宣言之意义，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再接再厉，坚决奋斗。”

11月21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各军团长、各军长、师和旅长，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及其意义有所指示和说明。

通电称: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略、统筹全局起见，业于号日（20日）移驻重庆，公布宣言，谅已周悉。

此项措施，在使中央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之妄想与狡谋。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进行。

首脑既臻安固，则手足百体，更能发挥充分之效用；后方展及全国，则军事筹济，更有永久确实之根据。

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敌人狡恶之企图，已失作用。倾兵深入，其困难必愈甚，而我方主动之地位亦愈强。

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遵有计划有步骤之策略，作更坚决更勇敢之奋斗。中正必与我全体将士，共安危、同生死，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而策光荣之胜利。其各辗转晓谕，一致奋勉，有厚望焉。”

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让全国人民了解迁都重庆的目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接受记者采访问时，阐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重要意义，说：

“敌人逞其暴力，威胁我首都，以为我国即此可以屈服，不知我最大之决心早已确立，此次国府移驻之举，初非放弃首都实不过就长期抗战之阶段，对于国民及友邦表现其更坚决之意志，予敌人以警觉而已”

孔祥熙强调，中央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将国民政府西移重庆，就长期抗战之阶段上，表现其更坚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