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喜庆的日子里，文强与分别多年的好友刘人奎又会面了。

刘人奎在文强调离忠义救国军后，因受到代总指挥周伟龙的猜忌、排挤，便到江西上饶参加了原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郭履洲组建的混成队编练处工作。

以后，刘人奎因领导杭州地区混成总队（又称第三战区浙西突击队）对日作战有功，晋升少将。

但是，他工作得并不愉快，因为归他领导的混成总队成分复杂，特别是第一大队队长何卓权以前是大土匪，不听指挥，扰民有余。

当地群众把何卓权的劣迹告到战区长官顾祝同那里，长官部也毫无办法，使得刘人奎十分苦恼。

后来，第三战区混成总队先后改编为奋勇队、税警团，当宣铁吾接替了戴笠的财政部稽私署署长职务后，刘人奎在税警团的团长职务亦被免去。

于是，他奉戴笠之命去重庆报到另行安排工作。在这次调职途中，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刘人奎接到一个特别任务：

押送中共高级干部廖承志到重庆。

此时，尽管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起，就已表面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但是，执政的国民党为了维护一党独裁体制，却始终以抗战时期后方必须稳定为由，竭力设法限制和打击中共组织的活动。

而中共虽然表面上有了合法地位，实际上却仍被执政党视为“异党”，为了坚持抗战，预防突然事变，1940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使地下党的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

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驻陪都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外，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仍处于不敢公开活动的地下状态。

此前，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

南委下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南五个特委，机关设在广东大埔县境内，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组织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郭潜（原江西省委书记，南委成立初期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为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

广东大浦南委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

同时，在广东分设粤北省委（李大林任书记）、粤南省委（梁广任书记）。

1941年初，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奉调南委任职，其职务由军事部部长颜福华代理，后调闽西南潮梅特委（即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谢育才继任。

1941年6月上旬，谢育才与妻子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江西吉安，被省委驻吉安机关负责人、省委宣传部部长骆奇勋安排在吉安郊区省委统战部部长林鸣凤家暂住。

而在谢育才到达吉安之前，江西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和吉安交通站负责人李盘林、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照贤、赣西南特委交通员黄静玲等人已被捕叛变。而且，潜伏下来成为了内奸。

在特务的指使下，他们于7月初引领谢育才和骆奇勋一同前往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即安福、永新、莲花三县边界之洋溪山）。谢育才妻子王勖由于临产，骆奇勋妻因为生病，二人均留在吉安。

谢育才到达省委机关后，看过郭潜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听取了代理书记、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的情况介绍，得知郭潜离开江西之前，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外，全部已遭受破坏，省委机关也很不健全。

但是，郭潜在给中央及南委的报告中，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江西情况。

因此，谢育才在上山的第四天向南委发出第一次电报汇报。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

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他即与骆奇勋一同由李铁拐带领下山。

7月15日，他们到达吉安后，住进一家旅馆。当晚，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遭到国民党中统局江西调统室行动队秘密逮捕。随后，王勖及林鸣凤夫妇也先后被捕。

谢育才被捕后，特务又借他的名义给在山上的颜福华写信，诈称谢生病滞留吉安，要他到吉安商讨工作，颜福华带几名武装人员到吉安后也遭到逮捕。

不久，颜福华叛变，死心塌地为特务卖命，出卖了被捕自首后又暗地向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的原省委干部张建行、孔昭新。这样一来，张、孔二人遂彻底叛变。

接着，江西省委电台被破坏，省委成员及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在中统特务和颜福华的裹挟下，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人也叛变投敌。从此，江西省委机关被中统特务机关所控制。

8月，国民党中统局委员、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冯琦（中共叛徒，原名徐锡根，中共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到吉安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启白和庄祖芳（中共叛徒），共同策划进一步破坏南委及其组织。

为了对南委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将在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逮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按原来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向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信任。

为了获取有关南委情报，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夫妇的逼供。他们或封官许愿，或严刑拷打，或同关一室，或分开隔离，但最终也没能达到目的。

1942年2月，颜福华对谢育才说：

“我们的人通通下来了，冯委员（冯琦）对我们很好。现在我们正同南委联系，你还在这里坚持什么呢！冯委员很看重你，希望你能出来和我们共事。”

谢育才听到颜福华这样说，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完全破坏，南委的处境极端危险。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定牺牲个人名节，争取出狱向南委报警，遂填写了自首书。

接着，冯琦、庄祖芳将谢育才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吉安庄祖芳寓所院内，生活上给予优待。

在此期间，谢育才与特务及叛徒巧妙周旋，既保护了自己，又保守了党组织的机密。

与此同时，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

“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波长插了进来，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起初，南委领导人认为江西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有所警惕。决定考察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他首先说明中断原因；第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第三南委暂不向江西台发任何指示和通知。

此后，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

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南委书记方方将此情况交涂振农、郭潜等人研究，他们认为没有问题。

于是，南委决定派郭潜前到曲江，向谢育才传达南委一年工作总结、检查江西的工作。

同时，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关北路与“二叔”（即郭潜）见面。

而后，郭潜随即离开南委驻地前往曲江，但南委设在吉安的通讯处已被叛变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部长唐敬斋出卖，为江西省调统室所掌握。

中统控制的江西台根据冯琦的旨意，此前曾向南委电台提出：

必要时，请就前约定的通讯处来信，以免电台易发生故障且修复不易。

南委回电表示同意。结果，1942年4月，特务得到了这封明文隐语信，掌握了破坏南委的线索。

特务们获得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联系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策划诱捕郭潜。

颜福华立即将谢育才带到冯琦处，冯琦一开始就问：

“‘全福处’是人名或是地名？”

接着说：“我明白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来电，要你回全福处。你总该知道吧。”

听了冯琦的话，谢育才回答：

“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白土区后村，南委要我去那里，恐怕已经对我发生怀疑了。”

实际上，谢育才知道“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负责南委电台安全保卫工作，并猜测到如能找到张全福就能找到南委。

这时，谢育才意识到南委已被特务联系上了，情况异常危险，只能尽快逃走向南委报警。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

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

谢育才、王勖夫妇与孩子 图片来自网络

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

随后，谢育才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得到谢育才的报告后指示：

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南委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

并于5月24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接到与谢育才在曲江见面的任务后，于4月离开南委，5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10万元，5月26日，回到曲江。

虽然他收到24日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并无撤离准备。此时，庄祖芳等特务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围布下密探。

当郭潜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时，即被孔昭新、罗卓明发现追踪。当晚，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遭到包围逮捕，并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

郭潜提出：一、将从桂林领回的10万元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实际上要了3万元）；二、不公开其叛徒面目；三、保证其人身安全。

特务答应其所提的全部条件，郭潜随即叛变，他的老婆李健也跟着投敌。

当晚，郭潜就引领特务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和交通员被捕。

次日凌晨，他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

当郭潜和特务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饶卫华也遭被捕。

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庄祖芳认为南委已有准备，破坏无望。

郭潜却说:

赶快去还有可能，他与方方关系好，有了方方还可以破获设在另一处的秘书处，有了这个秘书处还可以破获设在闽粤边的南委大电台。

5月30日，由郭潜引领，在粤北乐昌坪石镇，将从香港撤到内地负责领导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

6月初，中统特务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粤东大埔，企图破坏南委机关。

不过，此时由于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

除电示郭潜立即撤退外，主要是：

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

当时，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则先转移百候，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转移。

南委虽然采取了上述应变措施，制定了疏散转移方案，规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但显得仓促紧迫，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严格按照撤退路线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6日，庄祖芳等一帮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坡镇。此前一天，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潮汕的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也到了高坡镇。

中午，涂振农在高坡镇轮船码头等候南下的轮船时，恰巧与乘船去高坡的郭潜等相遇，因而被逮捕，随后叛变。

郭潜等叛徒、特务又立即从码头奔向高坡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而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

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逮捕。

同日下午，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亦到达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潜认识张文彬的笔迹，遂派特务到旅店捕获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

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

7日凌晨，便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警惕性高，发现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特务不明虚实，仓皇退去。

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害怕有武装保卫，没敢再去，只在天成商号抓了店员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镇。

当晚，武装特务便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邱鸿耀乘船离开了高坡镇。至此，因郭潜叛变对南委机关造成的破坏暂时停止。可是，破坏事件并未到此为止。

一个月，郭潜又带领特务到桂林，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梁耀宝、黎赫等6人被捕。

梁耀宝被捕后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组织和党员。张丽贞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表姐，将梁耀宝叛变的事通知省工委书记钱兴，让他迅速离开桂林。

钱兴得知后，转移到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寓所，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工作。11日下午，彭维之在家中被捕，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的“七九事件”。

从7月9日到9月1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市内和郊区的临桂、临川县逮捕了中共党员34名、群众多人，梁耀宝所知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被破坏。

彭维之在“七九事件”后表现得很坚定，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他领导和掌握的组织未被破坏。

钱兴认为，他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有斗争历史和经验。因此，在玉林和南宁地区除撤退了一些比较暴露的干部外，其余党员暂时未撤离。

但是，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名单。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

自13日起，中统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

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特支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自1941年7月谢育才被捕，至1943年广西南宁的“一一·五”事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党组织悉数被破坏，南委和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及下属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廖承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廖承志被捕后，作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后，他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拒绝向国民党当局投降。

廖承志托人给仍在韶关的经普椿送来一信：

“我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请放心。”

关押期间，廖承志得了肺病，面黄肌瘦，监狱长是个认识廖承志的中共叛徒，曾找廖谈话十多次，又安排一年轻女子施以“美人计”，但毫无结果。蒋经国那时“主政”江西，也以“兄弟”身份前去探望并劝降，被廖承志严词拒绝。

他还以乐观的态度面对铁窗生涯，利用一点难得的纸墨画了《仕女图》《思乡图》《狱中生活》《郑成功抗倭图》等作品，并题上“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

创作了《南柯子》词，曰：“赣南炼狱日，慷慨赋别词。决心作烈士，生死任由之……”

一段时间过后，被廖承志感化的一个监狱看守给他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带去密信，报告了廖承志被关押的地点。

何香凝前去探监而不得允许，便回重庆找到蒋介石大闹，逼着蒋介石交人。

蒋介石无奈，又想要亲自对廖承志训话“开导”，遂下令将他用飞机送往重庆。

刘人奎此时也调职前往重庆，他从当时江西省政府驻地泰和县先赶到赣州，然后再乘飞机赴重庆。

到赣州后，先是军统局航空检查站的人员通知他，说戴笠要他顺便把廖承志送去重庆。

随后，他见到蒋经国时，说自己随身行李多，不愿负这个责，蒋经国告诉他，押送廖承志另有军统局处长李人士负责，只因刘人奎有公开身份，有些事出面比较方便，所以才要他挂个名。

——后来，刘人奎猜想，这可能是戴笠和蒋经国故意对他进行考验。

与廖承志见面后，刘人奎向他问了许多话，问他是怎样被捕的，怎么国共合作了还会抓共产党……但廖承志大概认为又有什么圈套，只是笑而不答，自己埋头画速写玩。

刘人奎问他有什么要求，廖承志说只想洗个澡。于是，刘人奎不顾李人士的反对，坚持把廖承志带去街上洗了澡，还买了些东西。

当时，廖承志没有戴手铐，看上去与一般军人一样。

这时，正值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在华南疯狂进攻之中。1945年1月26日，赣州西南方的曲江（韶关）沦陷；30日，赣州西北方的遂川沦陷；2月6日，赣州沦陷。

抗战时期，江西赣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人奎他们离开赣州就正在此之前，那天已风闻日本人快打到赣州了。晚上10点上飞机时，机场的警卫部队都已撤走。

因局势紧张，上飞机时很乱，刘人奎故意没有去叫廖承志跟着上飞机，想趁乱让廖承志逃跑，认为反正不是他真正负责，他不怕追究。

上飞机后，他装作不知道廖承志没有跟上来，并有意转移李人士等人的视线，提议去看同机送走的三个日本俘虏。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李人士才发现廖承志还未上来，赶紧下飞机去找，刘人奎也假意到机舱门口去喊。

结果，廖承志是在下面背静处解大便，并没有跑。刘人奎大失所望。

——其实，即使刘人奎当时给廖承志明说了要放他逃跑，他也不可能逃跑。

因为，他不知道这会不会又是特务的阴谋。何况又是在日军快要打来的时候，他在此地人地生疏，独自跑出去，恐怕只会凶多吉少。

以后，蒋介石接见廖承志进行劝降未逞，将其继续关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谈判期间，迫于“释放政治犯”的国内外舆论压力，蒋介石才下令将廖承志释放。

到重庆后，刘人奎被戴笠派往设在绥远陕坝为傅作义部队开办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任教育长。

他去了以后才知道，该班已有教育长，他成了挂名的多余人，只能在美国教官教授课程之外安排一点军事训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己受到了戴笠的猜疑。

抗战胜利后，陕坝训练班随同中美合作所一起撤销，刘人奎回重庆述职，路过西安，便来到文强家里看望。

两个多年的患难之交于大战胜利之后重逢，自然欣喜万分。得知文强已经与葛世明结为夫妻，刘人奎分外高兴。他在这里住下来，由文强夫妻陪着玩了一段时间。

在这些日子里，两个老友各自讲起抗战时期的经历。回首往事，真是不胜感慨。他们都希望国家和个人生活从此都好转起来，不再遇到新的灾难。

形势的发展，却与许多中国人的愿望相反。新的灾难很快又降临了。

这时，除去国内国、共两党的矛盾迅速上升外，国际上大国的争斗，也使中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强权高压下，与之经过艰苦的谈判，不得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援助中国政府（即国民党当局），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将在三个月后撤离，由中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接收。

但是在实际上，苏联却又出于同美国抗衡以称霸世界的需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在东北暗中支持中共军队抢在国民党中央军之前进行接收。

美国则出于同样的考虑，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名义命令侵华日军只能向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并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从西南紧急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进行接收。

这时，为了不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也为了背靠苏联和外蒙古，建立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中共领袖毛泽东提出了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于是，中共中央急调大批部队，分别从山东半岛由海路乘帆船赴大连，从晋察边区经陆路奔承德、赤峰，星夜兼程赶赴东北，以接收苏联红军转交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收编伪军（原伪满保安队24个师全被收编）……力争控制东北及热河、察哈尔。

同时，还派出彭真、陈云等领导干部于9月中旬离开延安赶赴东北，又令正赴山东途中的林彪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陆续到达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竟占到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为使苏联不在外交上为难，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为了阻滞中共军队经热河、察哈尔向东北输送，国民党军抢占居庸关，巩固北平，堵截前往东北的通路。

而同样为了阻滞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中共军队也在华北部署了相关战役，打击有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控制和破坏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线，新的内战已经不宣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