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离开陈德三匪部后，在赖兆年护送下，翻山越岭，进入四川境内，他俩绕一个大弯，避开万源、城口等地，取道广元、达县、开江、垫江等地，奔赴重庆。

途中翻越秦岭时，山下山上气候差异如同由夏入冬，文强二人不顾衣衫单薄，急行赶路。

爬了一整天大山，疲劳过度，当夜，他们在山上找到一小户人家借宿，在茅草堆里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文强竟全身冻僵，两腿不能弯曲，疼痛难忍。天明后，赖兆年将他背下山去，来到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乡场。

他们刚刚找到一家小客店休息下来，就来了几个壮汉，声色俱厉对他们进行盘问，说是这条山路已多年没有行人来往，若不是“棒老二”（即土匪），怎能过得山来？

赖兆年叫文强不要惊慌，他自称是“汉流”（袍哥）中人，以袍哥礼节和黑话同这伙人谈了一阵，对方最后抱拳高叫“自家人自家人”，不言而去。

随后，赖兆年在乡场上替文强雇了一乘滑竿抬着他，赖兆年在一旁紧跟步行赶路。

为了打听省委情况，文强先去了开江县广福场，因为，这里住着一个长期与李家俊起义部队和中共四川省委保持联系的人。

此人名叫王维舟，四川宣汉县人，这年43岁。

王维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第一，他的党龄比中国共产党的“年龄”还长。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创建，而王维舟在一年多以前就加入了共产党！

原来，他在中共创建之前，先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到1925年，才在汉口转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川东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并经常为中共四川省委筹集钱款、传送情报，但是，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机构内，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职务。

正因为这样，加上他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民国初期，任过宣汉团练局长、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所以，尽管报上不时有将他与李家俊并提的消息，但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一直没有对他采取行动。

因此，王维舟也就成了川东地区共产党人与中共四川省委之间的一个可靠联系人。

文强由滑竿抬着，在一处农家院子里找到了王维舟，虽是初次见面，俩人却早已知名。

王维舟长得高大魁梧，比文强年长十多岁，他满腔热情地招待了两个历尽艰辛的年轻同志。

当文强向他打听省委情况时，他沉吟片刻，叫赖兆年把两个抬滑竿的轿夫带到院坝外去歇息，转身下到地窖里，含泪拿出了一卷报纸。

文强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只见上面有几处用墨笔加上了黑框的消息：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及其他主要领导干部穆青、邹进贤、程攸生、牛大鸣等全部在重庆被军阀刘湘杀害！

这次惨重打击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0年春，军阀刘湘为了遏制中共组织在重庆地区的活动，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他利用熟悉共产党情况的叛徒，组成第21军特务委员会，对中共地下组织展开破坏。于是，灾难接踵而至——

3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局主任穆青被第21军特委会侦缉队在街头撞上，当场逮捕。

4月5日开始，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里设立的秘密联络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协合寄宿舍、南来燕咖啡店等，都因叛徒举报，被第21军军部查封。

4月17日，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叛徒、第21军特委会侦缉队长易觉先，当即将其制裁。

但是，李鸣珂未能逃离戒严封锁圈，潜伏一夜后，不幸于次晨被捕，随后遇难。

5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城内浩池街秘密据点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常委会时，因内奸告密，突遭警察搜捕，除一人跳窗脱逃外，书记刘愿庵和其他两位常委：工委书记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被捕，三天后一起遇难。

刘愿庵等被捕时，当场搜缴的省委文件证实了关押在狱中的穆青的真实身份，本已瞒过当局，出狱有望的穆青也遭到杀害……

不久，继任省委秘书长牛大鸣领导在川东梁山起事的四川三路红军暴动失败，代表省委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重庆，在通远门城门外被第21军特委会侦缉队长贺蜀筠撞上逮捕，随即遇害……

文强万万想不到，他一心要寻找的省委竟已遭此惨祸！

紧接着，王维舟问他将如何打算，文强坚定地说，还是要到重庆去，一定要找到省委，他相信新的省委肯定已经组建起来。

王维舟赞同他的想法，只是提醒他一路上多加小心。同时，告诉文强，李家俊已脱险，也寻找省委去了。

而且，他的父母家人都已接来住在他这院子里。文强一听，赶紧要王维舟带他去看望李家俊的亲属。

在另一间农舍里，文强见到了李家俊的父母和他的独生儿子，还有几个小女孩，是李家俊的妹妹。

看到他们衣衫破烂，面黄肌瘦的样子，文强心酸不已，一个吃穿不愁、富甲一方的地主家庭。为了支持革命，竟落到了如此贫穷的地步！

文强所带的100块银元，在路上只用去很少一点，这时，他只给自己留下10元作路费，余下的全部拿出来送给了李家俊的父母。

告别了王维舟和李家俊的亲属后，赖兆年靠近滑竿，悄声向文强问道：

“先生随身带着的那一包银元是不是忘了带走？”

文强叹道：

“我不是忘记了，是给了李家俊的父母。你放心，我们的盘缠已经留够了。到了重庆，我的朋友很多，不愁没有生活来源……”

“先生你真是大义不顾身的好人呀！”赖兆年敬佩道，“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陈德三送的10斤银耳，到重庆就可以变卖成钱。”

在赖兆年的忠实护卫下，文强他俩经过两天半的路程到达长寿县，打发走了两个滑竿轿夫，坐上小火轮，直奔白色恐怖中的重庆。

来到重庆，文强通过刘愿庵烈士的遗孀、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住在城内莲花池街的周敦璤家，又与新的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头。

二姐不是中共党员，但她一直支持妹妹周敦琬献身的事业，经常无偿地为中共地下组织传书带信，甚至帮忙转运手枪，她家也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一处可靠的永久通讯处。

按照交通员交待的约定，在重庆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茶馆里，文强与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见了面。

1923年5月15日，程子健（后左一）与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前左一）、聂荣臻（前右一）在法勤工俭学合影

程子健，党内化名秋霞，从这个富有诗意的、女性化的名字上，外人很难想象出他的真实外貌。

他个子不高，模样忠厚，戴顶瓜皮帽，坐在茶馆里，跟喝茶歇脚的小生意人没有什么区别。

不知底细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前不久还在领导四川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程子健年长文强5岁，曾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成为重庆工人运动领袖。

这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后，程子健和项鼎、罗世文等幸存的省委委员在重庆城外浮图关路边一棵老黄葛树下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他担任书记。

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带来了以后被称作“立三路线”（因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决定精神：

在各地举行暴动，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随后，共产党、共青团省委及工会全部合并为领导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程子健担任四川省行委主席团主席，大暴动的总指挥。

不过，文强来到重庆时，各地在左倾盲动路线指导下的暴动，已经相继失败，中共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余乃文奉命去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失去音信（后来，据说是到武汉后即落入反动当局之手，遭到杀害）。

项鼎到万县去建立下川东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之间联系的中转站，并为省委筹款。去后不久，即因内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而罗世文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此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程子健一人，而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最迫切需要与长江局调换分子是省主席团主席秋同志，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为太红，社会关系亦太复杂，行动简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确再留四川结果是很被动，站（占）着茅厕不能窝（屙）粪，重蹈坚予前牺牲覆辙（坚予前曾恳求出川，亦是因为太红，结果未准），便宜了敌人。

报告中提到的“坚予”，即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由此可知，刘愿庵曾因自己面目“太红”，难于开展工作，而要求过调离四川，但未得中央批准，坚持在危险之地，最终被捕牺牲。

“便宜了敌人”是幸存者发自内心的痛切感慨。而程子健就是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与文强会面的。

程子健简要谈了这年春夏间省委遭到大破坏的经过和后来全省大暴动的情况，他告诉文强，李家俊突围出来已到重庆来过，也曾被选为省行委委员，不过，他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计划表示不同意见，再三希望吸取一路红军失败的教训，但未得到重视。现在，他已经又回川东去了。

程子健提醒文强，要提防刘湘的第21军特务委员会，那是刘湘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的一个特务机构。

特务们全都是原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为首的是前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宋毓萍和前中共川东特委军事干部贺蜀筠。

文强问了一下还有哪些叛徒，发现没有一个是同他有过交往的，便放心了。

程子健在谈话中高兴地叫着文强的化名说：

“莱之回到重庆来，我也放心了。你晓得，鸣珂牺牲后，军委工作就是我在兼代，后来中央派来了余乃文搞军委，他也只是个书生，军事上外行。现在你来了，搞军委你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了！”

谈话后，程子健带文强到城东芭蕉院小巷里，在那家光线昏暗的屋子里，见到了李鸣珂烈士的遗孀李和鸣和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周敦琬。

被叫作李老五的李觉鸣也在这里，大家劫后重逢，无不感慨万分。

随后，程子健和周敦琬带文强，沿重庆下半城往西行约十来分钟，来到城南储奇门城门外长江边上一条被叫作“河街”的小街。

重庆临江吊脚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河街临江一面是一些倚傍岸坡搭建的竹木捆绑房屋，为防夏日洪水侵袭，这些房屋都悬在半坡，下面撑着长长的竹木杆子，房屋就像踩高跷一样搭建在这些杆子上，重庆人称之为“吊脚楼”。

这里多半是来往客商的堆栈或船工住宿的旅店，也有些成了船工家眷或其他贫民的住房。

其中一幢单门独院的吊脚楼，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也就是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家。

刘愿庵牺牲后，这里并未暴露，因而省委机关仍在这里，外人只知这是一个柏木船老板的家。

这幢吊脚楼有并排三个房间，周敦琬住了一间，赖兆年和小交通员住了一间，程子健和文强就在另一间屋里的一张木板床上抵足而眠。

屋里还有一张帆布行李床，是李觉鸣有时来这里过夜准备的。

住了两三天，相互交谈了许多情况后，程子健告诉文强，将他补为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工作，但是，需要他先代表省委去一趟川南，巡视各地党组织情况。

因为，贯彻“立三路线”的大暴动失败后，省委已经与川南各地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完全不知其工作情况及是否还存在组织活动。

那时的巡视可不比如今，不仅没有欢迎与宴请，而且，连一分钱旅费也没有，得自己解决。

程子健正是因为知道文强身边尚有余钱，属于“富裕阶级”，才敢叫他出去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