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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的北宁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由于清政府在战后对有关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却对未来的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援越桂军将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首当其冲的是广西巡抚徐延旭。在闻知北宁败耗后的第三天，清政府就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九日(3月16日)有旨：将徐延旭“先行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当时，大概清政府还希望徐延旭会振作起来，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还会有所作为。

但是，太原等地相继丢失的败报接踵而来，极度失望的清政府于廿九日(26日)加重了对徐延旭的惩处：

“现在法人鸱张日甚，自攻占北宁后，昨据李鸿章电报，越之太原又为法人攻取。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关外军情万紧，潘鼎新奉到此旨，即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传旨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广西巡抚著潘鼎新署理。”

并迁怒到云南巡抚唐炯，同日有旨：

“前派唐炯督带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当经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示薄惩。连日山西、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著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云南巡抚著张凯嵩署理。”

徐延旭于光绪十年五月从广西解送京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2日)到部，十二月初八日(24日)，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奉旨会审，当即遴派章京、待读、司员讯问。

开始，徐延旭还推卸责任，呈递亲供为自己辩解：

“大致以驻扎谅山为经营后路，北宁失守则诿之统领黄桂兰、赵沃二人与刘永福语言不合，致不能并力战守。并谓法人进攻谅山，伊极力堵御，附近数省得以保全。”

但在会审官员的质询下，徐延旭才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十二日(28日)，世铎等根据审讯结果，定拟徐延旭的罪名奏上：

“徐延旭合依领兵官已承调遣，逗留观望，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得旨：

“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已革巡抚唐炯、徐延旭罪名各一折。已革云南巡抚唐炯，出关督师，并不听候谕旨，率行回省，以致军心怠玩，越南之山西、北宁等处相继失陷，实属罪无可逭。已革广西巡抚徐延旭，督办广西关外防务，始终株守谅山，迁延不进，所统各军毫无纪律，又复任用非人，相率溃败。律以失误军机，尚复何词以解？唐炯、徐延旭均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接着受到惩处的是黄桂兰、赵沃。

三月十二日（4月7日)有旨：

“黄桂兰等不能实力堵御，罪无可辞，著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

十日（5日)，预感前途不妙的黄桂兰，因其老上司张树声有函责其丧师失律，为淮人羞，心情沉痛地复函张树声诉说苦衷。

当天夜半服毒，左右救之以汤，黄桂兰拒曰：“吾岂可再活人世哉！”延至十六日（11日)午刻卒。

紧随黄桂兰之后丢掉性命的是陈得贵和党敏宣。

早在二月甘九日，张树声就奏请：

“已革总兵陈德贵，以革员留营，仍不知愧奋防守，扶良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素行奸欺，光绪六年经臣严饬回籍，不准逗留防营。此次徐延旭因该将为赵沃信任之员，复令统带勇营，出队落后，畏缩不前，尤皆罪无可谊，应请将陈得贵、党敏宣二员即在军前正法，以肃戎行。”

清政府纳奏，于三月十七日(4月12日)有旨命令潘鼎新、王德榜，将陈得贵、党敏宣即在军前正法。五月初二日(5月26日)夕，潘鼎新等遵旨将陈得贵、党敏宣于谅山正法。

在三月初十日(4月5日)的奏折中，徐延旭就提出要追究失事各将弁的责任：

提督陈朝纲、副将党敏宣、周炳林皆身充督带，乃或怯于督战，或失于救援，实属恇懦无能；且遇事巧滑，纪律不严，均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记名提督陈朝纲、补用副将党敏宣、周炳林，均即革职，以示惩警，仍留军前效力，俾不得置身事外。

但清政府胃口比徐延旭更大，在三月十七日的谕旨中，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指示潘鼎新追究所有溃败将弁的责任：“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取证后，六月底七月初，潘鼎新按照溃败将弁的不同情况和责任大小，分别拟定处分轻重的意见奏上，览奏后，清政府很不满意，于七月廿四日批复，严厉指责潘鼎新“酌拟惩办失事员弁，殊多轻纵。军政首在赏罚严明，何得轻率瞻徇！著传旨申饬！”

并加重了各将弁的罪名和惩处：

已革道员赵沃、已革提督陈朝纲，本应军前正法，惟念北宁被陷，系越官开门迎敌，该革员回数不及，尚有一线可原。所拟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之已革道员赵沃、已革提督陈朝纲，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即解交刑部监禁。已革副将周炳林不能联络刘团，以致偾事；军功覃志成所部骚扰地方，情节较重；均著改为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所请革职之游击谢洲、田福志、参将蒋大章、守备贾文贵、副将李石秀，均著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所请以都司降调之总兵陈德朝、副将黄才贵，均著改为革职。所请咨革之千总李应光等十名，均著斥革，不准留营。余著照所议办理。

当时，中法已经宣战，前敌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清政府这样过重地惩处失守北宁的桂军将弁，打击面过宽，未免不合时宜。所以，虽然受到指责和传旨申饬，潘鼎新仍本初衷，在自己能力所及，尽量保全一些将弁，让他们在抗法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十一月十六日(1月1日)奏报清政府：除已革提督陈朝纲病故外，受惩诸将弁奏恳赏准留营效力，以昭激劝，亦为清政府驳回。

至于赵沃则迟至十一月始被解送京城，与徐延旭等一起被判斩监候。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有旨：徐延旭、唐炯、赵沃，均著加恩免予勾决。徐延旭、赵沃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唐炯著发住云南交岑毓英差遣效力赎罪。据说，徐延旭未及出都起行，即己病卒天牢之中，赵沃则不知所终。

其次，对于北宁战败负有间接责任因而遭到惩处的官员也不少。

如战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对法态度软弱，和战大局当断不断，贻误战机，前敌将帅选择不当，已经不能担负指挥和领导抗法战争的重任，撤换军机处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据说心想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早已嫌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等人不够驯服，碍手碍脚，千方百计要寻找机会搬去这些绊脚石。

北宁败耗传来，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个动手的机会，于是在三月初八日(4月3日)召见军机大臣时，大谈“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等等，言词严厉，实际是指责军机大臣因循失职，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凑巧这天祭酒盛昱上奏，要求追究山西、北宁失守的责任，说：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到两年即分任云南、广西巡抚，系由待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

张佩纶资浅分疏，犹不足论，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负安危之局，却轻信滥保，责任难逃；奕䜣、宝鋆久值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乃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与李鸿藻同，均应负连带责任。为此请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交部议处，责令戴罪立功，认真改过。

慈禧太后接到盛昱奏折后，如获至宝，为便于实施其变更朝局的阴谋，先将其留中不发。

次日，即命奕䜣往东陵为慈安太后之死三周年行祭奠礼，支使离京。然后慈禧太后借赐奠为名亲临寿庄公主府第，却在那里召见醇亲王奕譞，共同密谋如何罢免奕䜣，由奕䜣最接管军机处这一重大问题。

议定由奕譞负责草拟罢免奕䜣等军机大臣的上谕，以及接任军机大臣的人选。三月十二日(7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奕䜣、孙毓汶等心腹亲信，研究确定了替换全体军机大臣的行动计划。

十三日(8日)，当奕䜣从东陵回京准备向慈禧复命时，“革除奕䜣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已由内阁明发下来了”。

其中提到：

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老年，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未路。奕䜣著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至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同年十二月，在定议徐延旭等人的罪名和处分时，同旨还提及奕䜣等军机大臣的责任：

“前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藻、景廉，于带兵大员未能详慎遴选，辄行请旨擢用，实属昧于知人，业于本年三月间降旨惩儆，所有应得处分，著加恩宽免。”

在罢免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体军机大臣的同时，慈禧太后还任命了新的军机处，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组成，并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相办。”

从此结束了慈禧与奕䜣二十多年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最终确立了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使中国的政局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过，就中法战争而言，新上台的军机处比其前任对法态度较为强硬，一些措施如始终拒绝对法赔款、毅然对法宣战、启用刘铭传、冯子材等将帅也较为得力，对于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

受到北宁战败的牵累而丢官的还有两广总督张树声和种驻法公使曾纪泽。

从名义上看，两广总督兼辖广东、广西，虽然实际上驻节广州的两广总督并不过多过问广西的事务，但是，由于与黄桂兰有特殊的关系，因此，老于官场的张树声知道自己对于北宁战败是脱不了于系的。

在二月廿九日奏报北宁战败情形时，张树声就主动承担责任，自请交部严议：

“臣职任兼圻，无能补助百一，相应请首将臣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以为疆臣不职者戒。”

三月十七日，清政府批复：

“张树声职任兼圻，咎有应得，究属鞭长莫及，加恩著改为交部议处。”

然而，张树声知道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就可结束，因而又在三月廿五日(4月20日)上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缺，以专治军事。

大意谓：

前在直隶总督署任时就屡以衰病乞退，回任两广后，脾泻胃弱咳逆畏风不寐眩晕等症，稍感辄发，有增无减。

入春以来复咯血数次，精神萎顿尤异常时。现在越南北宁、太原相继不守，广西边军失律，边防海防益形吃紧。臣病惫之余，断不堪经纬南服，仰恳圣慈俯念粤东系南洋首冲，两广事纂任重，恩准将臣两广总督缺开去，另简大臣前来接任，以免旷误。由臣将所部抽带赴西，出扎关外，亲当一路，必与潘鼎新共矢同仇，力固残局。

张树声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未等他的上述奏折呈递到京，清政府便借潘鼎新奏报北宁桂军纪律败坏之机，追究张树声的责任，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有旨：

“张树声身任兼圻，有统辖营伍之责，西各军毫无纪律，一至于此，该督何以漫无觉察？张树声著传旨申饬。”

看到张树声圣眷渐衰，一些朝臣纷纷上奏，参劾“两广总督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情徇私”。

弹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追究张树声对于北宁战败的责任。

如有弹章称：

“此次广西溃败之提督黄桂兰，素为张树声、倪文蔚所信任，道员赵沃则为徐延旭所信任，故两人不和。张树声又意存左袒，黄桂兰因益骄怙，不受徐延旭节制，以至于败。”

张树声则辩称：

“广西边防向由西抚臣主政，委任将领，调度各营，粤督不参异同。前抚臣徐延旭出关视师，黄桂兰与赵沃分统左右两路防军，一切军事皆禀承徐延旭，树声实无事左袒，徐延旭前后函牍亦从无言及黄挂兰骄牯不受节制之事。”

但是，这时再行辩解已属多余，清政府在未曾查实弹章所奏各事之前，已就张树声自请解去总督之奏，顺水推舟于四月二十八日(5月22日)降旨：张树声著开两广总督之缺，仍督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著张之洞署理。闰五月，又借口张树声按事不实，改为革职留任。九月，张树声病死于广州。

在曾纪泽出任驻法公使前，清政府对于法国的侵越行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消极回避态度。曾纪泽使法后，认为法国的侵略野心很大，如果任其吞并全越，难免不会得陇望蜀，染指我国西南边疆。因而从保护中国边境安全出发，力主中国改变态度，出面过问法越战争，阻止法国的侵略势头，其主观意图是爱国的，值得我们肯定的。

但是，在分析敌我友的实力对比时，他过分乐观，认为法国已被普法战争的失败所削弱，中国则因举办洋务运动而日渐强大，加上越南政府有联华抗法的要求，因此，只要中国“示形摄敌”，以“保藩固边”的名义出兵援越抗法，法国就会收敛它的侵略势头。

事实证明，曾纪泽对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现实，因为法国虽已虚弱，但却未弱到不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地步；中国虽已渐强，但还未强大到能轻易地抗衡法国的程度；至于越南政府的联华抗法要求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只要稍受压力，越南政府便会很快改变立场。而北宁战败的惨痛结局，证明曾纪泽的预测和努力失败了。

三月，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致函李鸿章时，就以战胜者的口吻，肆无忌惮地对曾纪泽进行冷嘲热讽：

“中国公使曾侯，竭其生平智能，用去许多银钱，方能命各国新报并法国许多新闻纸替中国说话。今各新报尽以曾侯为笑柄，于中朝体而不无小损。英国代谟斯在法京之探报，现在不但不感曾侯之恩，且甚鄙夷曾侯，不啻以脚踢之。”

并要挟清政府撤换曾纪泽，作为中法议和的先决条件，这时，新的军机处已决定抛弃曾纪泽所倡议的“保藩固边”政策，默认法国吞并全越的事实，只唯恐法军乘胜侵及中国边境而急于与法议和，因而屈服于福禄诺的压力。根据总理衙门的奏清，以任期已满为理由撤换曾纪泽，于四月初四(4月26日)有旨：

“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著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和、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著李凤苞兼署。”

从而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

此外，还有一些朝臣由于举荐或度护唐炯和徐延旭的原因，也受牵连而遭惩处。

光绪十年十二月有旨：

“李鸿章、左宗棠，于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辄以人才废弃可惜奏请录用，殊属冒昧。丁宝桢以唐炯人才可惜代为乞恩，且于陈奏所部官弁殉难恳请建祠折内胪举唐炯从前战绩，尤属有意铺张。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著交部分别议处。涂宗瀛前经荐举徐延旭于属员内遴才保奏，厥咎尚轻，著交部察议。张之洞保荐徐延旭兼资文武，实属失当，惟该督于简任两广后，征兵筹饷，频著勤劳，著从宽交部察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请饬分统滇、粤各军出境防剿，卒至偾事，贻误非轻；张佩纶会办闽省防务，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陈宝琛著交部严加议处，张佩纶著脚行革职。该员尚有被参之案，即著来京听候查办。”

最后议定：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钦差大臣、大学士左宗棠，均著照部议降二级留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著加恩改为降三级留任。前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之洞，均著照部议降一级留任。前内阁学士陈宝琛著照部议降五级调用。

张佩纶则数罪并罚：

“张佩纶前因滥保徐延旭等降旨革职，左宗棠等所请交部议处，殊觉情重罚轻，著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通过这样的追究责任，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撤换和惩处了一大批官吏，从而影响了军机处以及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的政局，为以后的事态演变准备了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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