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浩然踏上了新的征程，被调任至《河北日报》社担任记者。那年初冬，他深入顺义县焦庄户进行采访，有幸结识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萧永顺。从此，两人的友谊如同细水长流，绵延不绝，成为了彼此一生的挚友。萧永顺的形象，也如同灵感的源泉，活跃在浩然的多篇（部）小说中，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生动的色彩。
1956年9月，浩然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转折，他被调任至北京俄文《友好报》社担任记者。同年11月，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上惊艳亮相，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此后，他犹如笔耕不辍的农夫，相继发表了《新媳妇》、《春蚕结茧》、《一匹瘦红马》等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风貌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其贴近生活、情感真挚的特点，深受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的喜爱。浩然因此声名大噪，成为文坛上的一颗新星。
1958年至1959年间，浩然迎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小高峰。他先后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农村新人新事的风采。它们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浩然赢得了更多的赞誉。
谈及早年文学创作的艰辛历程，浩然曾深情地回忆道：“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便与午睡无缘，夜晚也总是在12点以后才得以休憩。我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我也要读书、自修、翻阅笔记，或闭目凝神构思故事，琢磨如何将其写得更加精彩。”
回顾浩然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他坚持从自己的经验根据地和精神聚焦点出发时，他的作品往往是成功的或基本成功的。而当他受到时代思潮和文学语境的干扰，远离了自己的生命根据地和精神聚焦点时，他的作品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初期短篇小说创作，大都源自个人的真切体验，虽然技巧稍显稚嫩，但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浓厚，因此获得了读者的喜爱。而他的巅峰期创作——两部长篇名著，更是他长期积累的创作冲动的结晶，深挖了他的生命根据地和精神聚焦点，表达了历史的深层内涵，成为了合作化历史的形象教科书。
然而，在特殊时期，浩然的作品却遭遇了挫折。他创作的《百花川》和《西沙儿女》等作品，由于远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聚焦点，去突击完成写作任务，因此显得缺乏原生态的生活体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浩然先生在创作过程中，几乎一开始就伴随着“神话”、“编造和不真实”等批评声音。他自己也将对于材料的“取舍”和“改造”视为创作的优先法则。在《艳阳天》中，不仅中农们对农业社的生产效率表示怀疑和消极态度，就连一般的社员参加农业社生产也似乎并不积极。比如挑泥劳动中，人马来得相对齐全的情况在东山坞是“过去不常见的”，因为通常很难找齐人，即使找来了也会有人迟到早退
在东山坞这个小乡村里，马之悦曾是一位“老革命”，但在50年代中国农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合作化时期，他却堕落为了可耻的权力崇拜者和革命的叛徒。他不仅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卑鄙的市侩手腕，还是一位物质贪享分子。在个别贫农家庭已经面临断炊威胁的时候，他却依然沉迷于割肉喝酒的享乐之中。而他的上级领导李乡长之所以与他走得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招待李乡长吃香喝辣。这就形成了《艳阳天》中的一个重要逻辑：堕落者往往也是物质利益的贪享者。
与马之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山坞年轻的支书萧长春。他在政治上坚定正确，因此也必然是一位生活简朴、作风正派的干部。在对待婚恋问题上，两人的态度同样泾渭分明。萧长春始终保持谨慎和压抑的态度，对第二次婚姻的选择极为慎重。他宣称要找一个能够一起“进步”的女性，因此对相亲一事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艳阳天》这部作品，不仅细腻描绘了自然因素如雹灾、暴雨对东山坞人的严峻考验，还深刻触及了社会层面的风云变幻——当北京城里大鸣大放的消息如风般掠过这个小山村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农业社内部，富裕中农与贫下中农对于生活资料分配的激烈争论；以及地主富农那些或明或暗的活动与言论，都跃然纸上。然而，若深入剖析文本，便会发现，这些元素并未构成作品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动因。甚至“路线斗争”也并未像柳青的《创业史》或浩然后来的小说《金光大道》那样，成为贯穿全篇的主题。
在《艳阳天》的舞台上，矛盾冲突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反方”的主将马之悦。若没有他，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和马大炮等人，都不过是跳梁小丑，难以形成对萧长春及其领导的农业社的真正威胁。毕竟，地主富农已被严密监视，几个富裕中农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事开篇，东山坞农业社已如磐石般稳固，而马之悦，这个出身于曾是家道中落的富农家庭的人物，并未主张拆散农业社搞单干。
当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当《艳阳天》中那些神采奕奕、大公无私的农民形象褪去时代色彩，走进新时期另一种生存形态之后，人们在反思那段历史时，往往对这部作品反映时代问题的真实性给予正面肯定，而非指责其有意拔高或失真。
在学术日益客观公正的今天，仍有学者因一段历史而否定一部作品，但随着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浩然研究正逐渐走向客观化。如李云雷的《一个人的“金光大道”——关于浩然研究的几个问题》、王尧的《“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杨新强的《浩然小说，真实的虚幻》、张雅秋的《论浩然的小说创作》、段怀清的《论浩然六十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写作》等作品，不仅评价了浩然的作品，更拓展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梳理和评价，从而深化了浩然研究的意义。
浩然，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者，他的创作轨迹横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每个重要转折时期都有其身影。研究浩然，无疑是进入当代文学的有效渠道，他的文学意义不容小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艳阳天》创作后不久，便进入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文艺作品匮乏的年代，浩然几乎成了唯一被认可的作家。茅盾所言的“八部样板戏，一个作家”，其中的作家便是指浩然。当浩然成为唯一被认可的作家后，他的文艺作品自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行。在缺乏艺术创新比较的情况下，《艳阳天》被推到了极高的地位，同时也塑造了当时读者单一的审美趣味。
《金光大道》则是对《艳阳天》中“路线斗争”的承接、发展与深化。这主要得益于浩然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群众斗争的锻炼中，其积极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生活积累也更为扎实。尤其是受到了革命样板戏的光辉榜样的影响，浩然的政治视野与艺术视野进一步开阔。因此，在《金光大道》中，他能够自觉地以路线为纲，较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生活。
多年后，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遗稿时，发现了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