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本名梁金广，于1932年3月25日，在河北省唐山赵各庄煤矿的一个家庭中呱呱坠地。家境的清贫迫使他自幼便踏上了前往舅父家的路途，那里条件稍好，让他得以接受三年的小学教育以及半年的私塾熏陶。1946年，随着家乡被人民军队的号角所唤醒，他那颗年轻的心也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通过不懈的奋斗与孜孜不倦的学习，他逐渐领悟了革命的真谛，明白了革命者应当胸怀浩然正气，于是，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浩然”，以此明志。

1948年11月，浩然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在村、区、县等多个层级上，投身于青年和党政工作中，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次年，他更是被选送至干部培训班深造，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他还尝试着用笔记录下时代的点滴，写就了通讯报道、小品文和小说等作品。

终于，在1950年10月，他的千字文《姐姐进步了》在《河北青年报》上发表，这不仅让他激动不已，更让他坚定了成为作家的决心。他将“写农民，为农民写”和“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这份执着与坚守，让人动容。

从14岁加入革命，到27岁社会人生观念基本成熟并全身心投入文学殿堂，浩然在这段岁月里主要从事基层革命工作，同时也担任着采访、宣传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记者职责。这段时期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亲身参与土改与合作化运动，为他的人生观念和文学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作化运动时期的生活成为了他笔下主要的叙述对象，那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都凝聚在他的作品中。同时，这一时期接受的政治观念，以及在领导者视角下观察到的历史经验，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历史观念。他对被救助的群众、对积极分子萧永顺等人物的深厚情感，更是他一生的情感寄托。他始终关注着下层农民的现实幸福和前途命运，以无私、正义等传统文化道德作为评判事物的基准。

在谈及合作化题材小说时，浩然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以其鲜明的阶级斗争主题而广受关注。尽管有人认为这两部作品与《创业史》等作品相比，更侧重于表现阶级斗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与矛盾。

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因概念先行而备受批评，这确实降低了一部分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对于浩然这样文化根基较浅、思想力相对较弱的作家来说，这种先行的斗争思想却显得尤为重要。他早期的中短篇作品逐渐走向模式化，这让他深感苦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给了他创作《艳阳天》的灵感。这种斗争模式的书写唤醒了他阅读《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记忆，也激发了他创作一部类似斗争性小说的构想。

十七年文学大多在续写着斗争的文学模式，这不应被简单地否定。正如叶嘉莹所说：“如果一位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及情感，都是与他所要表达的政治目的相合一的话，那么政治的目的对于他的创作生命便不仅不是一种遏抑，且有时还会成为一种滋养。”浩然正是如此，他在阶级斗争的启示下，不仅赋予了《艳阳天》以深刻的智慧启示，更让整篇小说浑然一体，成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佳作。

在小说《艳阳天》的广阔画卷中，往昔时代的舒适生活及其特有的劳动模式，犹如一幅幅细腻的工笔画，生动地展现在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以及中农马同利、马连升、马子怀等人物身上。这些角色，或许因“阶级斗争”凌厉笔法的时代需求，被赋予了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征，尤其是马小辫，被刻画成一个乖戾诡异、时刻梦想“变天”的阶级“敌人”。然而，深入剖析，不难发现其中的诸多矛盾之处，仿佛历史的迷雾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将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提升为思想“宣传”与“教育”的对象，这一处理方式在当时显得尤为大胆且富有深意。土改后的农村，“新中农”不仅是勤勉生产、节俭致富的典范，更是乡村生活中的道德标杆。这一群体在文件中也曾得到过多次肯定。浩然的选择，或许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有意回避，但更可能是“继续革命”思维下的一种无奈妥协。

在《艳阳天》中，东山坞的贫雇农们阶级阵线分明，对斗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热情。五婶，这位从地主家女佣转变为五保户的老人，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深刻体会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喜老头，这位世代为地主卖命的石匠，因几代人的血海深仇而对地主阶级恨之入骨，斗争结束后更是主动要求搬进狮子院，以监视地主为己任。这些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使得小说充满了强烈的阶级斗争氛围。

此外，《艳阳天》还塑造了一系列“中间人物”形象，如马大炮、弯弯绕、韩百安等。他们或胆小怕事、愚昧落后，或试图与地主富农联手破坏互助合作运动。浩然先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转变过程，更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特殊时代所面临的心灵困境。这些“中间人物”的塑造，使得小说在人物形象上更加丰富多彩，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然而，《艳阳天》在人物塑造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一卷中，富裕中农所占的篇幅较多，甚至给人一种“中农是主流”的错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到了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和主要矛盾，作者虽然保留了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数量，但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心理状态描写。这种做法虽然避免了写“中间人物”的非议，但却降低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从浩然先生的真实观来看，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情感。然而，从《艳阳天》人物塑造上的精神力度缺失、人物情感逻辑为阶级斗争服务、政治性话语越位人物文化身份等问题来看，这样的创作难以让那个时代的读者完全信服。因此，尽管浩然先生奋力叙说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情感，但在作品的支持力上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余秋雨就因此评价说：他认为《金光大道》不过是样板戏附身，时势造英雄而已。

这就是“怎样写”没有能够有力地支撑“写什么”的问题。作家的主观“真实”认知/情感并不能代表这个“真实”能够达到的真实力度和深度。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来看，《艳阳天》在人物塑造上确实存在不足之处，它未能充分展现作家对人类社会艺术情感感受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