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处理事务时，展现出了非凡的效率与专注。清晨初醒，他便充分利用在卫生间的片刻时光，迅速而精准地批阅完所有紧急电报与文件，仿佛时间在他手中被赋予了加倍的速度。紧接着，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晨间时光里，他不仅能迅速浏览当日报纸上的重要国内外新闻，还能细致审阅经秘书用红笔精心标注的参考资料。
无论是报道中的微小差错，还是宣传事实与真相的细微出入，乃至措辞的不当之处，都难以逃脱他那双锐利如鹰的眼睛。一旦发现问题，他便会立即拨通电话，直接向相关新闻单位下达更正指示，或是召来负责人，耐心而细致地指导他们应对之策。汽车、飞机，这些在常人眼中仅是代步工具的场所，对周恩来而言，却成了他争分夺秒、高效工作的移动办公室。
在飞机上，他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秒，不是埋头批阅文件，便是沉浸于书籍的海洋，或是与机组人员深入交谈，有时甚至直接在机舱内召开会议。出国访问时，他更是巧妙利用等待飞机的时间，向陈毅等同志细致布置工作。有一次，飞机加油的短短十五分钟，也被他充分利用，召集随行部队首长，围着一棵不起眼的小树，就地展开工作讨论。
周恩来之所以能拥有如此高效的办事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锤炼出的敏捷思维、惊人记忆力以及广博的知识储备。面对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更多，周恩来不仅需要牢记海量的资料、事件及工作安排，还需在外交场合展现出敏捷的思维，迅速解决各类复杂问题。
自幼年起，周恩来便对书籍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常常感到学校规定的课程无法满足自己旺盛的求知欲。于是，他利用课余时间，频繁光顾图书馆和阅览室，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周恩来读书不仅勤于思考，善于提问，还注重向社会实践学习。他远赴欧洲勤工俭学，计划在校学习之余，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考察。周恩来世界观的确立，乃至革命建设中诸多重大思想的形成，除了得益于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外，更得益于他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的求知方法。
周恩来每天忘我地工作，直至临睡前仍坚持阅读。天已拂晓，在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下，他才勉强步入卧室。然而，他哪里是在休息，而是半卧在床上，胸前放上一块三合板，手捧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或是当天送来的国际、国内参阅材料，继续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几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仍一页页地翻阅着，直至疲惫不堪，最终在阅读中沉沉睡去。
此时，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眼中含泪，小心地摘下他的老花镜，取走他手中的书，为他盖好被子，心中默默祈愿：周总理啊，您老人家真该好好休息，哪怕只是片刻也好。每次乘车外出，周恩来都会带着一个装满马列、毛泽东著作以及文件和资料的箱子。在列车上，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抓紧时间学习。
有一次，他到广州视察工作，夜深人静之时，他的休息室依旧灯火通明。服务员马爱花几次轻轻走进，都看见他聚精会神地研读毛泽东著作。时针指向一点、两点——“总理，现在已经是两点三十五分了，您应该休息了！”小马满怀敬意，又一次催促总理休息。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但直到清晨四点，他休息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一求实思想在周恩来的人生哲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它不仅仅是认识路线和思想工作方法那么简单，其背后蕴含着深层的哲学底蕴，即“实事求是”是为人行事的根本生存之道。在周恩来的人生哲学中，这种抽象的存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周恩来的“实事求是”是他在生存实践活动中所坚持的一种必然的求实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求实态度就是一种重视实际、追求真相的主观愿望。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就逐步培养起了言行一致、求实求是的优良品质。他主张培养“趋重”实际的精神，极力倡导“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作为一种态度精神，实事求是既在认识活动中体现为一种理论追求，又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一种行动指南。
其次，周恩来的实事求是也是支配人类生活实践的客观规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实事求是被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同样，现实化的实事求是规律也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指导文艺工作时，周恩来总是强调要按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他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
周恩来的实事求是至少包含三重境界：“想”、“看”、“做”。“想”即求实的态度，“看”即把握客观规律，“做”即遵循行为的根本路线。这三重境界实际上是实事求是过程中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真正的实事求是就是这三个阶段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愿望到实现的渐进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6月初夏时节，当敬爱的周总理得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对北京烤鸭心生向往之时，他即刻吩咐相关人员，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份美味送达胡志明手中。然而，当时从北京飞往河内的航班，仅有一种苏联制造的小型飞机，途中还需经停三个航站，耗时整整一昼一夜方能抵达目的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烤鸭若长时间密闭于机舱之内，其品质势必大打折扣，难以保持原有的鲜美。周总理得知此等困境后，斩钉截铁地说：“首先，胡主席对烤鸭的渴望，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满足；其次，关于如何妥善携带烤鸭，可寻求外贸部的帮助，他们在此类事务上经验丰富。”
于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荣幸地接下了这项重任。公司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将两只色泽诱人的北京烤鸭用塑料袋仔细包裹，再放置于厚实的纸箱中，四周环绕着干冰以保持低温，外层又巧妙地添加了一层木屑以隔绝外界温度，最后密封制成了一个“便携式冷藏箱”。
当这两只承载着深厚情谊的北京烤鸭最终呈现在胡志明面前时，这位与周恩来总理有着长达半个世纪深厚兄弟情谊的越南领导人，被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关怀深深打动，良久之后，才用饱含深情的汉语缓缓说道：“真正了解我的人，唯有周总理啊！”当天，他便诚邀我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同志前往主席府，共同品尝这份来自远方的美味，共享这份珍贵的情谊。
关于胡志明的病情，周总理心中早有预案，他细致地设想了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坏的情况是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最佳的情况是能够从生死边缘挽回，重获健康；而第三种情况，则是虽保住生命，却可能成为植物人。对于这第三种可能，周总理心中已有周全的安排。他深情地对卫生部领导和医护人员说道：“记得马叙伦老先生（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患病后期，也成为了植物人，长期卧床不起，但由于护理工作做得细致入微，老先生从未生过褥疮。
当时负责这项护理工作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她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马老先生。”周总理进一步提出，如果胡志明的病情真的发展到第三种情况，他希望这位护士能够前往越南，担任护理工作，并高度评价她：“她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护理人选。”
周总理与延安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样令人动容。每次会见外宾前，他总要与中方陪同人员亲切交谈。1973年夏的一个日子，他心情沉重地对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及译员说：“6月初，我陪同越南领导人重返延安，那里的情景让我心里五味杂陈，感觉对延安人民亏欠太多。解放已经23年了，那里的经济状况依然滞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那么艰苦，与我1947年离开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回想起当年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真是心中有愧啊！”
周总理的公仆意识，使他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坚信，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周恩来在工作中十分重视民主方式的运用，主张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以解决实际问题。
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周恩来写道：“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的知识还不全面，经验还不够丰富，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自动获得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长达26年之久，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
他认为：“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的正确部分或错误部分，都必须适时地、不仅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从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和党员不断走向成熟的有效方式，是正确运用权力的基础；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