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尽管诞生于一个日渐式微的官僚家庭，却在家族深厚的诗书传承与严谨的家庭教育熏陶下，自幼便展现出对礼仪规范的敏锐洞察，养成了爱洁、讲究卫生、注重礼貌、行事严谨、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仪表非凡，英气勃发，步入中年，则更显儒雅谦逊，风度翩翩，言谈举止间透露出难以言喻的魅力与风范。

建国之后，身兼外交部长的他，对礼仪的重视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是其个人品格的体现。他的衣着总是整洁无瑕，胡须修理得干净利落，即便炎炎夏日，也坚持身着制服，脚踏鞋袜，展现了极高的自我要求与尊重。周恩来因此被誉为“最具风度，最贴合国际礼仪标准”的外交家。

在对外交往中，周恩来总是深切尊重访问国的风俗习惯，访问结束后，他从不忘记向接待与服务人员表达诚挚的感谢。对于来访的外宾，他以满腔的热情相待，让每一位客人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几乎所有有幸与周恩来会面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他高度评价：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言谈举止得体大方，风度翩翩，令人着迷。

1954年，日内瓦会议圆满落幕后，周恩来在回国途中访问了波兰。我国驻波兰大使馆特别借用了波方新修复的大厅，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举办了一场辞行招待会。周恩来那超凡脱俗的风度与优雅得体的举止，瞬间征服了所有在场的宾客，甚至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当周恩来致辞完毕，举杯欲敬酒时，却发现酒杯中空空如也。原来，在他陪同贝鲁特等贵宾入场时，其非凡的气场与魅力完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大家只顾着观赏与鼓掌，以至于服务员竟忘记了及时为酒杯斟酒。

招待会上，宾客们纷纷邀请周恩来共舞，他以落落大方的态度欣然应允，其洒脱自然、优雅流畅的舞姿与娴熟的舞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连连点头，赞不绝口：“他的舞姿真是妙不可言！”周恩来不仅精通音乐、戏剧，还酷爱交谊舞，在舞会中，他的舞步稳健而潇洒，节奏感十足，即便是在众多舞伴同时起舞的场合，他也总能脱颖而出，成为全场的焦点。他那独特的魅力，正是其内在气质的自然流露。

凡是与周恩来有过一面之缘的人，无不为他那堂堂的仪表、优雅的举止、潇洒的风度所深深吸引，无不由衷地发出赞叹。来自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友人，用各自的语言描绘了他们心中的周恩来：“他显得异常安详，异常俊美，所有的举止都透露出优雅。”

“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那双眼睛，光彩照人，转动迅速。”“当他沉默时，他的眼睛从未停止过思考。”“他虽然身材并不高大，却能掌控整个房间的气氛。”（罗斯·特里尔的评价）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以其翩翩风度被誉为“世界第一绅士”，然而在与周恩来会面后，他却感慨道：“在周恩来面前，我竟感觉自己像个野蛮人。”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对周恩来的评价同样高度：“他是一位才智超群、极为迷人的人物，且风度动人。”周恩来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他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族德，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魂。他的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位世界领袖的代称，更是一种至善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因此，他那崇高的思想意识与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为国人所熟知，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与敬仰。

周恩来一生矢志不渝，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振兴，他真正做到了无私无我的奉献。早在13岁时，他便立下远大志向，当校长问及读书的目的时，有的同学回答“为了给自己找条生路”，有的则说“为了能发财致富”，而周恩来却高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南开中学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立下了“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滔海亦英雄”的壮志。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打倒反动军阀，他率军东征西战；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避免和结束内战，他全然不顾个人生死，多次深入险境，大义凛然，展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意识与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心系祖国的山山水水，念念不忘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十年”内乱中，他不怕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竭尽全力整顿和恢复生产秩序，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同时还竭尽所能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和建设的功臣。陈云同志曾感慨地说：“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还特地嘱咐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他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而且，周恩来还明确提出死后不留骨灰。他的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将家属召集到一起，告知大家总理生前与她有约，死后不留骨灰，撒入大地可肥田。于是，在那个夜色如磐的夜晚，一架农用飞机从北京静静起飞，飞临周恩来少年时代生活过并最早投身革命的天津，又沿着渤海湾飞至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骨灰撒向海天之间。也许正是这一撒，周恩来的魂魄便永远充满了人间，贯通了大地。

王夫子于《尚书引义》卷五中深刻阐述：“生命因承载道义而显得可贵，道义则因能确立生命的价值而值得坚守，乃至生命亦可为之舍弃。”周恩来总理一生的言行举止，正是对这一义德精髓的最完美诠释。《墨子·经上》有云：“义，即利也。”谈及义，必然涉及利，“义利之辨”不仅是区分华夏与夷狄、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所在，更是周恩来义德觉悟的核心要义。

在周恩来看来，义利关系需与公私范畴、价值轻重及先后取舍紧密相连，他坚守的价值原则与信条是：“老百姓的利益，公者为重；个人自身利益，私者为轻。”因此，他的义利观始终秉持“不因一人之疑而动摇天下，不因天下之大而私于一人”的崇高理念，将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道义。

周恩来这种公义至上的价值观，培育了他对国家、人民及社会的深厚责任感，真正实践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崇高使命。他的公义觉悟超越了个人私利的狭隘局限，自觉地将个人私利置于他人与社会公利之后，展现了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无愧为重义大节之人，是“一位道德修养深厚的君子”，他“总能准确把握并妥善处理道义与功利、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始终将道义或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他心中没有狭隘的偏私之情，唯有对中华民族大义的坚定执着。

1964年9月底，苏联著名作曲家图里科夫访华，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那时，我正于外交部翻译处任职，有幸被借调至接待团队担任陪团翻译。接待单位的领导有意安排周恩来总理与这位苏联客人会面，但又担心把握不准，于是先向总理办公室试探性地提出了请求。总理办公室迅速回复：总理表示，近年来访华的苏联人士大幅减少，他很想见见这位作曲家，认为这是做好苏联人民工作的一次难得机会。

总理还特别吩咐，在国庆节那天，要邀请这位苏联客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参加焰火晚会。这是我陪同外宾首次踏上这座举世闻名的城楼——新中国的“名片”，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兴奋与自豪。在天安门城楼的焰火晚会上，当毛泽东主席与外宾握手时，向这位苏联贵宾亲切地说了声：“你好！”苏联作曲家则用双手紧紧握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手，激动地回应道：“您好！”在我的口译生涯中，虽然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你好”、“您好”这两个简短的词语，但这份荣耀却让我倍感自豪。

国庆节过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会见前，苏联客人显得有些紧张，对我说他出访过多个国家，但从未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让他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他又担心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周恩来总理的提问。我安慰他说，周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听了我的话，他的紧张情绪才得以缓解。

在温馨融洽的氛围中，周总理对苏联客人发表了许多友好的言论。他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曾经非常友好，只是近年来双方有些疏远。但相信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困难最终会被克服，中苏两国人民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周总理先与中方陪同人员见了面。老人家精神矍铄，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亲切交谈。他询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习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又问，为何会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解释说，这一两年来，中苏之间的人员往来已经大幅减少，每年仅有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有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听后表示，这种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