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人们心中，无疑是那位无所不能的“超人”。他为民奔波，夜以继日，那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深深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有人曾做过一项细致入微的统计：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印度尼西亚的168个小时里，竟然只休息了短短的13个小时，平均每天不足两小时的睡眠，这样的数据，怎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建国后，周恩来在领导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渐进决策”思想。他深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逐步推进、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每认识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但总会有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我们掌握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东西，能够做理论的先做，其他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经验不成熟的，我们可以暂时放一放，等待时机成熟再解决。”
周恩来总理不仅善于发现问题，更能够及时抓住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具体周密的分析，从而提出具有极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1953年5月，他偕同邓颖超前往北京101中学看望师生。在与教师学生的亲切交谈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学生中萌生了某种特殊化思想。于是，他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这份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账上。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要谦虚谨慎，尊敬教师，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
周恩来的性格，恰似一幅细腻而又磅礴的画卷，将宁静与豪爽、柔韧与刚强巧妙地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那便是柔中寓刚、外圆内方的风采。所谓“刚”，便是他那刚强不屈、勇敢果断的脊梁；所谓“柔”，则是他柔和谦让、通权达变的智慧；而“外圆”，则是他表面上的圆通融和，让人如沐春风；至于“内方”，则是他内心深处那份方正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当党的利益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周恩来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舞者，能上能下、能屈能伸、能进能退，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应变能力。
周恩来这种柔中寓刚、外圆内方的性格，其形成与家庭环境的影响紧密相连。他诞生于一个日渐衰败的封建仕宦家庭，到了父辈这一代，家境已入不敷出。幼时，他被过继给叔父做儿子，然而养父早逝，他便在养母陈氏的悉心抚养下成长。养母知书达理，性格文静内向，为人仁慈礼让，这样的教育环境，使得周恩来从小就养成了温和好静的性格。同时，他也遗传了生母那份爽朗与开朗，使得他的性格中既包含了宁静与豪爽，又融合了柔韧与刚强。生母和养母的相继离世，生父又长年漂泊在外，使得周恩来在童年时期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这样的生活经历，无疑锻炼了他柔韧、忍耐的性格，使他在未来的非常时期，能够忍辱负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的方法除了学习、实践外，更重要的是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团结同志。他的严以垂范首先表现为他的勇于自我批评精神。他认为人总是有缺点的，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的话，这就要允许批评。他还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他自己正是这样自勉自励的，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敢于正视，反复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更不诿过于他人。1961年，有位同志请他写一本书，他笑着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所有的人，更为保证党的团结和确立新的党中央及其正确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
周恩来是世人称颂的最善于化解矛盾的伟人。他深知团结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他总是着力去分析矛盾着的力量之间的共同利益，进而争取矛盾各方，权衡利弊，求同存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他是一位创造性协调矛盾的大师。建国初期，他曾指出过：“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死结解开，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进入新格局。”他多次调节党内矛盾，挽救党和国家于危局之中，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陈云曾公正地说：那十年除了周总理，还有谁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周恩来人生哲学中对忍德的觉解，确实克服了普通人难以改变的任性。黑格尔曾言：“任性是虚假的自由，实则不自由，因为它出于偶然的动机，为这偶然的感性冲动所支配。”周恩来善于忍耐的德性，正是对人们欲望的节制，使自身的决策更具理性。面对一些人对周恩来“寓刚于柔”的性格和“相忍为党”的抉择的指责和误解，我们坚决反对。事实上，周恩来的忍是屈而后伸之义，体现了一种前瞻致远的理性精神。
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在谈及为周总理担任翻译的经历时，曾深情讲述了一个感人的细节。在一次宴请朝鲜外宾的过程中，周总理多次亲自为张庭延夹菜，并亲切地对他说：“你也吃嘛。”有时，周总理甚至会特意停顿一两分钟，以便让他能够吃上几口，充充饥。
法语翻译前辈董宁川也曾向我讲述过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故事。后来，我又将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亲人、朋友们听，他们也都深受感动。有一次，一位刚果（布）特使来访，周总理陪同他乘坐汽车从长沙前往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在宾主交谈的过程中，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需要不断地转过头来进行翻译。
过了十几分钟，周总理察觉到译员的辛苦，便提出自己坐到车子的前排，让译员与外宾坐在后排。然而，董宁川心里想，自己累点可别累着总理，于是坚持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周总理执意要换座位，董宁川只好服从。结果，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周总理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布）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坐回车子前排，但周总理就是不答应。
这一路上，董宁川在心里一直默念着：“千万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如今，已过九旬的董老先生每当与我谈起此事，总是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说：“世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总理对一个翻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老人家当时坚持要与我‘换位’，做得是那么自然，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
此外，在一段时间里，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稿中会一一列出中方陪同会见人员的名单。周总理特别交代，译员的名字切不可漏掉，这再次体现了他对译员们的重视和关怀。
周恩来一生始终坚守为政清廉的原则，坚持自我改造，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永不褪色的品质。这种自我改造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廉洁自律方面的修养观的集中体现。
周恩来深知，领导干部的自我改造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他认为，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直接参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组织实施。因此，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
周恩来还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胜于言教，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改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样，周恩来对教育发表的许多意见和议论都是为了付诸实践、变为现实。他非常注重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教育主张。凡是他要求别人做的，他自己必定努力去做，并且是高标准、严要求。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出于内心的信念和责任感。他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贞，对他人的诚恳、热情、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严于律己、言行一致的情操，光明磊落、心襟坦荡的胸怀，向人们展现出他的伟大灵魂，使人由衷地产生无限的崇敬与感佩之情，并由此信服其言论，景仰其行为，从而学习他、追随他、接受他的教诲，按照他的要求去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周恩来的教育思想是立体的、有言有行的。他的言是心声，行为是身践。有一件事情，许多人在许多年以后才知道。1946年1月，周恩来乘飞机由延安去重庆。飞机途经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冷空气团，飞机两翼都结了冰，被迫下降，情况非常危险。机长要求乘客背上降落伞以备不测。在大家紧张背伞之际，忽然传来了叶挺女儿小扬眉的哭声。原来她的座椅上没有降落伞。周恩来立即走过去，把自己的伞拿下给扬眉背上，并把她抱在怀里，鼓励她要像爸爸一样勇敢坚强。经过努力，飞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着陆。这件事反映了周恩来在面临严重危险时刻的临危不惧、从容镇定，以及他时刻想着别人、保护别人的博大情怀。
这种震撼力之强烈，真可以说动人心魄！而这一切则完全是他那人生境界的一种自然流露、一种自发举动。当我看到这件事的记载时，心灵深深地为周恩来的举动所震撼。我扪心自问，在那种情况下，我能做到吗？我有这个勇气吗？我感到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