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深刻探索与实践，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汇聚了数亿干部群众的磅礴力量，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规模宏大且持续时间悠长的社会运动，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其波澜壮阔的历程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之前，学大寨运动以弘扬大寨精神为核心，积极推动农业发展，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为加速我国农业的进步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正面作用不容小觑。然而，大寨逐渐从一个农业典范被塑造为“政治典型”，成为了“继续革命的旗帜和样板”。随之而来的学大寨运动也偏离了初衷，滑入了“大批促大干”的歧途，异化成了一场推行“左”倾理论和政策的政治风暴。

在此期间，从农业领域到各行各业，无不以学大寨为名义，从基本经验到“一整套具体经验”的盲目照搬，不仅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更是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给全国农村带来了的灾难：

大寨工，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其劳动分配方式深深烙印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印记。要深入理解大寨工，就必须将其置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对于这场运动的评价，理论界众说纷纭，形成了基本否定说、基本肯定说以及一分为二说三种主要观点。

相比之下，程漱兰在《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她认为，这场运动是集体主义时期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探索，通过充分发挥旧有体制下的生产力潜力，为新体制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新旧体制的顺利转换。

一分为二说则是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主流观点。肖伟昌指出，虽然运动的初衷值得肯定，且在特定时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因此应以谨慎、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段历史。王治国等人也强调，应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农业学大寨运动，避免片面化的评价。温铁军：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如果没有包产到户，哪有现在迅猛发展。

安徽，这个农业大省，曾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农村经济饱受摧残，群众生活举步维艰。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深入基层，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与苦难。在肥东县八斗，他走进一户姓张的农户家中，只见一家七口挤在一床被子里，屋内家徒四壁，灶上那口破锅里煮着的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混合的粥糊糊。

在定远县卢桥，他遇见一位身着破旧空心棉袄的农民，当被问及有何要求时，农民拍拍肚皮说：“只求能吃饱肚子。”在凤阳县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更是震惊地发现，这个队里竟有4户人家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而生产队长家10口人共用一床被子，7个饭碗。

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背景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挺身而出，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壮举。他们将土地分包到户，各自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这一创举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旧体制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蕴藏的巨大生产力。

当年，小岗村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总产量飙升至13.9万斤，相当于此前五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更是达到了3.52万斤，远超合作化20多年的累计产量。人均口粮从过去的一二百斤猛增至1200斤，人均收入也从二三十元跃升至400多元，昔日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全县的首富村，书写了一段传奇般的变革篇章。

1978年的“包产到户”，不仅仅是一个小事件，它与中国整个农村改革紧密相连，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个体和集体而言，这都是一段具有神圣意义的历程，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以国家农委的名义，组织了一支由17个联合调查组组成的庞大队伍，奔赴全国15个省、区，深入调查包产到户问题。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陈锡文，如今已成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他亲临小岗村，与那些曾在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的18户农民同吃同住，整整18天。

深刻体会到了农民在包干到户前的极度贫困，理解了包干到户为何如此深受农民欢迎，也感受到了农民对政策反复无常的担忧与恐惧。同年9月，陈锡文与马苏元共同撰写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这份报告向国家农委反映了包干到户的第一手鲜活情况，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称赞“大包干”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同年冬天，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并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份纪要肯定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指出这些形式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该进入总结、完善、稳定的阶段。纪要明确指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统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们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加以反对。

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份纪要于1982年初作为中央1号文件正式发出，标志着“大包干（到户）”终于获得了全国的认可，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从此，“大包干”精神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一路高歌猛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温铁军感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包产到户，哪有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在华西村，吴仁宝的名字如同神话般存在。他虽然只是一名基层党委书记，但却在华西村担任了创纪录的48年村党委书记。他将自己的领导才能与商人的精明强干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党委书记和生意人。从很早开始，吴仁宝就在华西村的管理和经营中引入了商业思维模式，将华西村既视为一个行政上的基层单位进行严谨管理，又将其视为一个有着宏伟发展蓝图的“商业帝国”进行精心打造。华西村，因此成为了一个村庄的传奇，更是一个异人的传奇。

吴仁宝敢闯敢干，迈出了共同致富的第一步。华西村面积仅有0.96平方公里，却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富。1961年，华西村刚刚成立时，还被冠以“做煞大队”的绰号，意味着干活苦得要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穷二白”之地。全村667人，可耕地仅841亩，水稻平均亩产不足350斤，还背负着1.5万元的外债。当时甚至流传着一首民谣：“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33岁的吴仁宝毅然接下了这个“烂摊子”，担任了华西村支部书记。

“物质精神双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这是华西人对富裕内涵的深刻领悟。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华西人始终不忘追求精神文化的富有，致力于培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华西精神。他们深知，思想上没有高素质，行动上难有大作为。正如老书记吴仁宝所言：“经济搞上去，主要靠两句话，‘地创高产出，人创高素质’。”多年来，华西始终坚持推动经济发展与提高村民素质相结合，着力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技能的高素质新型农民。如今，全村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有6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有55人，出国深造的有20多人，拥有大中专文凭的更是超过3000人。

华西村不仅注重经济发展，更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独树一帜。他们首创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将经济建设的机制引入思想文化建设领域，这一创举在全国尚属首次。法国《路透社》曾称赞其为“这是一个外国没有、中国唯一的公司”。公司下辖华西农民业余学校和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培训中心，全面负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专注于打造看不见的“财富”。30年来，华西人在发展实践中凝结而成的“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成为了华西人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这份精神，不仅激励着华西人不断前行，更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