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全面抗战以来，迄今为止，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跟其他几乎所有大型会战一样，枣宜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宜昌被牢牢控制在日寇手里而宣告结束。
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到了全面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奖赏有功人员、惩处作战不力的官兵的时候了。
如果，能够本着积累经验、汲取教训的态度，对这场战役进行公平公正的全面检讨，那么，对于以后的抗战，确实可以起到让好的方面继续发扬光大、坏的方面引以为戒的作用。
然而，自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以来，这支队伍一直派系林立，高级将领由于分属不同的山头，彼此无法充分信任和合作，出了问题相互推诿，有了功劳总想占为己有，以至于战后的检讨，往往会变成攻击异己的利器，制造出很多新的麻烦。
根据这次战役的作战进程，按照指挥体系及其作战序列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进行划分，枣宜会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领下，进行的在宜昌陷落之前的所有作战行动；
第二阶段：在陈诚指挥下各部围绕保卫与收复宜昌进行的一系列战斗。
若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责任，必须将这两个阶段完全分割开来，仅仅追究宜昌是在谁的手里丢失的，有失公平。
毕竟，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如果第一阶段没有造成有利于日寇攻占宜昌的条件，就不会有第二阶段的出现。
因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全面分析宜昌丢失的原因，才可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也没有能够使得这次检讨会真正地公平公正，反而因为宜昌是陈诚丢失的这一表面上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使得陈诚成为何应钦等人攻击的主要目标。
不可否认，宜昌确实是在陈诚手里丢掉的，当宜昌落入日寇手里后，他曾组织多次反攻，却无法收复这一陪都的重要门户，应该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不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襄阳丢失后，他对日军下一步的行动判断失误，逼迫江防军郭忏将防守宜昌的第75军、第94军，还有第26军全部调往襄阳，致使宜昌成了一座空城，使得陈诚在接手宜昌保卫战的时候，失了先机。
所以，枣宜会战的检讨，必须分为两个层面进行。
白崇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军事委员会派来负责检讨的人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此人与李宗仁同为桂军的首脑，在桂系军队中，是仅次于李宗仁的人物，关系非比一般。
他的到来，是不可能检讨到李宗仁头上。但是，他也深知，陈诚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一样不能公开地指出陈诚存在的问题。
既然如此，这次检讨也就不可能有多少实际效果，充其量拿一些作战不力的将领开刀以及对稍微有点功绩的将领给予奖励。
可是，最终结果还是影响到了陈诚，并由此影响到了第18军军长彭善的命运。
白崇禧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后，立即召开枣宜会战检讨会议。
会场设在老河口南郊杨临铺，参加会议者有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部分高级幕僚与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以上人员。
检讨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首先由白崇禧代表军事委员会训话；紧接着，就是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长、师长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以及部队现况；
随后，李宗仁传达了枣宜会战功过奖惩命令：
第39军刘和鼎部多数主官记功；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职务，集团军番号撤销；第41军第122师师长王志远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其余部队主官受记过处分的也有多人。
之后，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陈诚也在三斗坪召开刚刚恢复的第六战区全体将领会议，对这次作战经验进行总结。
有第五战区检讨会在前，陈诚照此办理，对作战人员按照功过进行赏罚：
第75军军长周岩作战有功，升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去军长之职，遗缺以该军第41师师长丁治盘继任；第2军新33师师长张世希作战不力，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
在这份处分名单里，既没有江防军司令郭忏，也没有第18军军长彭善。
虽说江防军与第18军丢掉了宜昌，但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军队本质上没有力量保卫宜昌，这是其一。
其二，李宗仁将江防军司令郭忏部署在宜昌的3个军调往襄阳方向，造成宜昌空虚，给了日寇可乘之机。
至于第18军，在接受开往宜昌的命令后，几天的时间内，全军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地区开到了指定地域，刚刚进入阵地，还没有来得及加固，熟悉环境，就遭到了日寇的凶猛攻击，属于仓促应战，守住了宜昌，固然是大功一件，丢掉宜昌，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一定要揪出军长彭善的责任，没有将防守宜昌的任务交给第199师，而是交给了第18师，是他最大的失误。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第18师师长罗广文应该首当其冲，紧接着，就是该师参谋长赵秀昆。
也许，追究一个师长或者师参谋长的责任，陈诚的反对派是不屑为之的；在他们眼里，恐怕揪出第18军军长彭善以及江防军司令郭忏都太小儿科，而把矛头直接对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借此机会不能整倒陈诚，也给他一个灰头土脸。
那么，陈诚到底应该对宜昌失守负什么责任？
毫不讳言，陈诚从李宗仁手里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已经处在被动地位。
他如果不是平均使用兵力，而是将一小部分兵力用来牵制次要方向的日军，迫使其不敢向宜昌方向增加兵力，在机动位置保留足够的补充，使用一部分兵力防守宜昌，而不是仅仅使用刚从四川开到湖北只有2个师（第11师此时临时受第2军军长李延年指挥）的第18军，那么，宜昌绝不会如此快就落入日寇之手。
即使因为来不及调兵遣将，第18军已经丢失了宜昌，在这种情况下，陈诚也应该迅速将机动部队投入使用，或者调遣大量兵力夺回宜昌。
然而，他没有那么做，既没有留足够的机动部队，又没有集中起强大的兵力反攻宜昌，而是平均使用兵力，导致处处设防处处防不住，处处反攻处处攻不下。
事实上，公平地说，像这样使用兵力的不仅仅只是陈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是这样，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乃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是这样。
也许，在国民党军的军事辞典里，平均使用兵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已经成了传世的法典，任何时候都改不了。这种军事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军在尔后的解放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原因之一。
由于丢失了宜昌，再加上自从淞沪抗战结束以来，陈诚在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先丢失了武昌，继而丢掉了南昌，使得武昌、南昌、宜昌三座带“昌”的重镇，都被日军从他手里抢走，被人们称之为“三昌将军”。
那么，“三昌将军”这顶耻辱的帽子是不是应该戴在陈诚头上呢？
先说宜昌。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都可以做出比较符合事实的判断，那就是：
宜昌的丢失，决不能由陈诚一人负责，要打板子，至少，李宗仁的屁股上挨的板子也应该跟陈诚一样多。
可惜的是，抄起板子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何应钦；或者说，是何应钦鼓噪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试图迫使蒋介石惩处陈诚，在蒋介石置之不理的时候，何应钦自己挥起了板子。
何应钦是陈诚最大的政敌，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糟糕，不仅不糟糕，甚至还称得上有些密切。
曾经，他们联手在1927年时，逼迫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在很多问题上态度趋于一致。
更重要的是，何应钦为了打击陈诚，是不会傻到再去树立第二个强大对手。这样一来，陈诚无疑就成为何应钦攻击的唯一目标。
那么，武昌和南昌的丢失，究竟与陈诚有多大关系呢？
这两座城市丢失的时候，陈诚都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这两个方面的作战行动。
可是，在武汉会战中，第五战区与第九战区共同承担了保卫大武汉的责任，而第九战区在抗击日寇的作战行动中，甚至比第五战区打得还要精彩，比如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陈诚的第18军在这次作战中，虽说不是主力，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放弃大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目的在于保存抗战实力，以便与日寇持久作战。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失去武昌，又怎么能让陈诚承担责任？
至于把丢失南昌的责任推给陈诚，就更扯了。当时，陈诚虽说名义上仍然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却早已不在其位，而是由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具体指挥所属各部的作战行动。
不过，这次何应钦等到了机会，非得将其置之死地不可。
郭忏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陈诚的处分名单一公开，何应钦见里面既没有对江防军司令郭忏给予任何处分，又没有处理第18军将领，更没有对陈诚自己应该担负何种责任作出说明，马上跳了出来，联络一大批对土木系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党军政要员，跑到蒋介石面前说道：
“军委会叫他陈辞修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砸了！处分了一大堆将领，他自己就没一点责任？”
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程度，何应钦心中有数。他很清楚，仅凭自己一帮老家伙在蒋介石面前这么闹腾，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在跑去面见蒋介石之前，暗中鼓动手下四处放话，试图双管齐下。
蒋介石尽管军事才干不足，识人用人防人的才能一流，一眼看穿了何应钦的把戏，哪肯拆自己的台，轻轻几句话，就把何应钦打发了。
何应钦吃了瘪，改变了策略，试图拿陈诚的嫡系与亲信开刀，到处煽风点火，一副不把土木系人马搞得灰头土脸决不罢休的气势。
不过，陈诚依仗蒋介石做靠山，对何应钦等政敌的一切行动根本不放在心上。
半年之后，他觉得长期下去势必会对尔后的抗战造成不利影响，为了平息事态，只有做出牺牲，于是，将江防司令郭忏以“失守宜昌”的罪名撤职，交军法审讯；第18军军长彭善撤职。
不过，陈诚并没有让自己的亲信吃亏，随后，他把郭忏收拢到第六战区担任参谋长，彭善则调任湖北军管区中将参谋长。
离开第18军后，彭善先是担任湖北军管区中将参谋长，大约一年后，于1941年12月调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1942年7月，彭善出任鄂中挺进军总指挥。10月2日，调任湖北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3年3月，彭善升任第10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第六战区挺进军总指挥。1944年9月，兼任第6战区战干团副教育长。
1945年10月，他又调任武汉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946年6月，升任中将总司令兼中训团武汉分团主任。
彭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7月，更是出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50年4月，调任“国防部”中将参议。1959年退役后，彭善移居美国。2000年2月14日，病逝于中国台北。
会战结束后，按日军第11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中国军队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
如果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中国军队投入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
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
